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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不为他而心痛！！ ——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1924年11月27日—29日，连续三天，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紧靠报头并排刊出三条醒目的启事： 一条是杨之华、沈剑龙正式脱离婚姻关系； 一条是瞿秋白、杨之华正式结合恋爱关系； 一条是沈剑龙、瞿秋白正式结合朋友关系。 三条启事都从1924年11月18日起始生效。 可见，秋白是一个高贵、真诚、有尊严的人。 ——题记 三年前，因朋友所写的一篇文章而醉心于林觉民的《与妻书》中，感动林觉民，世间大丈夫、真男儿，惊才绝艳，人如其号，犹如一颗流星，虽然短暂，却照亮了当时的中华大地。而近一年来，我曾不止一次的沉迷于瞿秋白之《多余的话》中，在古城沉睡的静夜里，面对孤灯倚床而坐，倾听一个革命大家的心路历程，感叹一个坦荡君子的赤诚叹息。 瞿秋白“八七会议”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以书生之稚肩挑起革命之重担，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最早实现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转折，但书生哪里会是政客的对手？!王明翻手为云，一巴掌打倒了他，长征时又借口有病把他丢在即将沦陷的瑞金，致其最终被俘。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他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但却偏要拿起一把解剖刀，以书生之意气，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裁判”。瞿秋白不是一位出名的作家，但却是一位出名的革命者。他的理想和激情，是文学家的纯情和庄严，充满自我牺牲的伟大肃穆。他不以文学立世，离开前，却因一篇《多余的话》而连累身后蒙尘。一篇《多余的话》，看似戏谑轻松，内里其实深情而忧愤！！那种真诚的态度，勇敢的曝光，深刻的剖析着深处革命漩涡中沉浮的心灵，不是政治遗言，更像或更是一首散文的诗。 中国文人历来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但凡心怀天下、博大襟怀的文人都不甘独善其身，总想推己及人兼济天下。瞿秋白先后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他准确的翻译了《国际歌》，也是中国最早报道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然历史的长河却一度冲走了他头上的光环，“叛徒”的罪名使他长期蒙受冤屈。这一切，皆因他就义前在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他以文人之身从政，又因政事亡败而反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赴难而不再言语，也许他早已被历史疏远。但他又以率真的性情，惊世骇俗的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引起世人极大的争议，给他的身后平添了无数是非荣辱。正是对它的解读，我们才得以窥见历史进程以及这一进程中作为一位书生革命家的深刻悲剧。 我深知自己无法达到他的境界，因为没有经历过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但是，我自己却应该尽可能地深入到他的内心，去感受他所产生的种种情绪。当那段岁月时过境迁，渐行渐远后，现在的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平静的目光静静地看他。像他这样坦诚地写出自己的感受，袒露自己灵魂的人并不多见。他没有打算为自己讨个清白，也没有为自己确定什么答案。一篇由生命写就的自白连同它的主人，因为赤裸裸的袒露、自相矛盾的心路以及无法宣泄的感叹，在漫长曲折的历史中，注定要被不同的手所翻阅，被不同的语言所诠释，解读，循环反复，跌宕起落。 “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捉了老鸹在树上做窝，这窝终究是做不成的”，读这句话时，我痛彻心扉。他深知，自己的天性更像一个文人，骨子中的兴趣也在于文学。因此，他一再强调自己是身不由己被推到了历史的潮头。他是清醒的，但这种清醒并没有让他在那些年月里放弃政治理想与热情，更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而是“历史地”成为革命的领袖。他身处扰攘之秋，没有因一己私好而消解庄严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梁实秋说，情急之下菜刀固然可以用来杀人，但菜刀的最终使命却是切菜！瞿秋白不管，在风云变幻残酷险恶的日子里，他没有迟疑没有胆怯，凭着信念与勇气，挺立于历史旋涡之中。我想，那时的他，宁愿自己不带丝毫文人的气息，也要如飞蛾一般，纵身于革命的烈火。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勉强两字，不失一种醒悟的清凉。历史误会了秋白！如果他不卷入政治，谁能预测中国文学史上能够多出几个“徐志摩”、“郁达夫”或者“梁实秋”？友人印象中，瞿秋白文质彬彬，才华横溢。少年的他就已在绘画、治印、音乐等方面，颇有造诣。这不仅仅出于对艺术的好奇，而是他的天性，更适合在这样的领域里自如挥洒。当残酷时光把秋白淹没，他的友人仍然愿意把他的作品作为他的象征珍藏在记忆的深处。而他也未必在心底不同样向往着这样的情境，虽然对于他这已经属于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数一数二。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和政治著作。1922年瞿秋白重新翻译了《国际歌》歌词，纠正了之前三种不准确的译文，他一边弹琴，一边吟唱，如法文”国际“一词的译音“英德纳雄纳尔”，经他音译后这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他在书法、篆刻、京剧、绘画、古玩上都很内行。郑振铎曾为求他一印而请鲁迅帮忙；他和妻子去鲁迅家做客，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却把床让给他们夫妻；瞿秋白在上海讲课，台下的丁玲瞪大了眼睛，连窗台上都挤满了人；他在狱中以医生的身份掩护自己，连监狱长也来求他开方；后来被判徒指正，军统、中统高度重视，蒋介石、陈立夫亲自安排心腹劝降，但他坦然一笑，“以前所写的供词，权当是一部小说去阅读吧”，他抱定必死之心，坦然写下《多余的话》，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以及苦闷、困惑和坚定，都以本来的面目尽诉其中，平和中浸透出刚毅，无奈中凸显着坚强。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送给瞿秋白的对联，为接济贫困的瞿秋白，鲁迅不惜卖掉《二心集》的版权，这在鲁迅著作当中是唯一例外……。 政治的常规的世俗的目光，看惯了生命寻常风景，总是按照既定的轨道打量着芸芸众生。一旦一个奇特的景色突兀出现，它们便有些困惑，有些迷茫。于是更多的时候，不是让自己去欣赏去适应这景色，而是将之纳入自己的范畴，去界定，去斧削。 人谓瞿秋白在对现世的批评中浪费了太多的才情，以致本应从青春的早晨就要开始挥动如椽的艺术之笔直到生命的黄昏还未及提起。确实，他不曾经营长篇巨著，然透过他喝破魔界鬼怪道尽世间万象的自白檄文，我们依然能读到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内心的率真激烈泰然达观，从容镇定地贯通了短暂的36年生命历程，自有欺世盗名尸位素餐与世浮沉的伪文人们所无法企及的风格高度。一篇《多余的话》，最明白不过地吐露出他对名声的淡漠，他只想表现出完整的真实的自己，别无所求。不过，这又并非心境完全平静如水而写出的文字。读它们，显然能感受到瞿秋白说不出的无奈和无法排遣的愤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信仰与爱好之间，在文人与政治之间，有意无意中，他为自己划定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区域。他既然选择了这样的人生，就注定要在这样的区域里战斗，沉默或高歌。而且，他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他的价值正在于他写出了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坦露了一个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粗读，以为是把懦弱披露出来的坦荡；细读，是用悲情掩藏对信仰的期望，为后人撂下浮想联翩的蓄笔。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把“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归结为“历史的偶然”。是啊，他在偶然的历史中必然的了此一生，但他最终的领悟，又何尝不是一个政治家的灵魂解剖，一个文人的千古绝唱，一个高尚人格与精神的最终塑造？！ 掩卷沉思，怎不为他而心痛！！
胡煜君，1974年10月出生。陕西安康人。西安铁路局党委宣传部干部，中国铁路作协会员，陕西省散文协会会员。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类文学作品60余万字，有诗集《巴山风笛》（合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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