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飞散文】当新兵的那一阵子

显示全部楼层 · 2016-5-8 12:44:02

本帖最后由浩飞于 2016-5-8 12:51 编辑

当新兵的那一阵子

当新兵的那一阵子是在西宁度过的。
西宁有个马步芳公馆，当时叫做军供站，驻扎了我们三个营的新兵。公馆宽敞而恢宏。鸿砖峻瓦，苍松翠柏，亭台阁榭，真是好不气派。从大门进去往右拐，是一连串地有四、五个庭院的。我所在的一营二连三排就住在最里边的庭院里。屋内，我们的被褥是一个接着一个铺在草垫子的上面的，草垫子的下面则是大红色的木地板。我看到室内的墙壁上都镶嵌着带有各种图案的小瓷砖，非常地精美，心里就想，这反动军阀当年把个公馆建得如此富丽堂皇，是肯定费了不少心思的。可是，江山易手，他的老窝终已被我们解放军给夺过来了！
我当的是空军。报名时只知道是去兰州，可是火车却没有停在兰州而是开到了西宁，开到了西宁又迟迟不宣布最终的去处。我感到很纳闷儿，就翻开了从老家带出的地图册来看。发现再往西就是新疆了。但去新疆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因为走的不是河西走廊。那就一定是去西藏了，因为青藏公路的起端就在西宁。看罢地图，我的心里便有了底。恰在这时，我们二连的陈指导员喊我出去散步。他引着我把马步芳的公馆转了个遍，最后，在一片枯黄的草坪上停了下来。陈指导员说：“明天开会宣布进西藏，你有什么想法？”我这才明白，原来陈指导员叫我出来是为了给我做思想工作的，便立即回答了他：“报告指导员，我已经猜到了！”陈指导员问我是如何猜到的，我说是看了地图册猜到的。陈指导员笑了，说：“西藏可是很艰苦的哟，还出过叛匪呢，你怕不怕呀？”我说：“不怕！指导员你在西藏那么多年，不是也不怕吗？”陈指导员听了，便微微地点着头，我知道他是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的。第二天开会，果然传达了进西藏的命令。因为当年的西藏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所以会后便有新兵在暗自掉泪。我发现了就说：“已然如此，哭有什么用！”
如果说，我的当兵是因为遇到了贵人，那么陈指导员便是我的贵人。1968年12月份，我随着公社清查组在团结大队蹲点。有一天，我正在炕上摆着方桌写材料，见走进来两位解放军，便立即从炕上跳下来打招呼。两位解放军自我介绍了他们是一个叫老陈一个叫老李的。说起话来，我提出了当兵的要求。老陈问我有兄弟几个，我说只我一个。他说独生子不要。我说我硬要去能要吗，他说如果本人态度坚决可以考虑。老陈和老李走后，我认真地写了一份”入伍申请书”，第二天专程去公社找他们。老陈接过了我的申请书，他看过之后就叠好装进了口袋，同时又摘下了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送给了我。我知道，老陈要我了。
在接下来敲定新兵名额的时候，由于公社想给我安排工作，坚持不给。老陈却坚持要。最终，还是公社让了步。然而没过几天有人举报，说我老爸有历史问题。公社没问青红皂白就把我给取消了。老陈此时正在乡下走访，他回来时知道了这件事，便质问公社是怎么搞的。公社无法解释，就搬出我老爸的档案来查。档案显示，老爸是土改时期县上二区的书记，并在四平战役中上火线抬过伤员，后因患病落在了农村，一直是大队的书记。老陈一看，就说：“这的确是个历史问题，不过这是个革命的历史问题！这个兵，我一定带走，出了问题我负责！”事后，那个举报我们的人找我老爸道了歉，并说他也是受人指使。老爸说：“算了，别当回事，不是没有造成后果吗？我们还是好乡亲哪！”
新兵集结了，老陈当了我们的指导员，老李当了我们的排长。这期间还放了三天假。我们先是去城里照了一张全家相。接着是乡亲们到家里来看我。论着是长辈的，论着是哥哥姐姐的，都给我送钱。我辞谢不过，便都接上了。过后我把钱交给了妈妈，说：“妈妈你留着，以后还要还人情的。”三天后，我们新兵都戴上红花到县上集合准备出发，城里的本家和亲戚家都来为我送行。我上了闷罐车就推开小铁窗向外看。在人山人海的站台上，我看到爸爸、妈妈、姐姐和妹妹正专注地向着火车张望，我的手在招着，他们的手也在招着，寒风中传来了八岁的妹妹呼叫哥哥的声音。火车开动了，我的眼睛湿润了。但我说不清楚，我的眼泪是不是因为离开故乡而流的。经过了那一场因要求当兵而遇到的风波之后，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好这个兵，为我的家族争气，为义无反顾地信任我的老陈争气！所以当陈指导员问我时，我便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西藏再苦我也不怕！”
由于隆冬季节汽车不能翻越昆仑山和唐古拉山而到西藏去，我们的新兵训练便就地在西宁进行了。训练开始没几天，我就感觉到喉咙疼痛，紧接着两条腿的膝盖又肿了。每天出操我都咬着牙坚持着。但终于，身体不听我的话了。那天早晨队伍跑到西宁大厦时我摔倒了。于是我被紧急送到了西宁南郊的第四陆军医院，一查，我已经高烧38度多了。陈指导员跟来了，他埋怨我为啥有病不说，我说：“怕说了你们就不要我了！”陈指导员表示：“一定会带你进西藏的，不过现在的任务是把病治好！”我要求陈指导员不要让我住院了，但说话间我已没了力气，就被抬到了病床上。几个护士围上来给我喂药换病号服，并把我脱下的衣服连同背包一起收走，还在我的床头栏杆上系了一个白色的布条，布条上面有一道红杠杠，据说这是代表一级护理。
第二天我的高烧退了一些，身体也轻松了一些，但仍然是没有力气。负责我治疗的是心内科的主任，看上去有五十岁的样子，既温和又严厉。他指令护士把我看紧，不许下床。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腿疼还要住心内科。问护士，她们都不告诉我，只是每天三次地看着我吃药。每次吃药，都是先叫我喝一杯液体，然后再吃大片和小片的两样药，大片的吃两片，小片的吃三片。这小片的在几天后降至了两片，又几天，降至了一片。最后，就只剩下一杯液体和两个大片的了。几年后我学医了才知道，大片的是阿斯匹林，小片的是激素。而那杯液体则是氢氧化铝，是为了防止阿斯匹林刺激胃粘膜的。
十几天过去，我床头上的红杠杠从一道变成了两道。这时便允许我走动了。我发现护士长和护士们对我都特别关心。她们喊我时不是像喊别的病号那样喊床号，而是喊我“小鬼”，听多了，我也就听习惯了。有个护士让我叫她“姐姐”，于是我就叫她“护士姐姐”。我知道她是护士长安排了重点看管我的。护士姐姐问过我：“你刚当兵就住院了，想家吗？”我说：“想，但又不能想。”她问为啥，我说当兵了就要坚强吗！护士姐姐很赞许我的说话。为了叫我不寂寞，她找来了不少小人书摆在了我的床头，医院里放电影，也是她领着我看。有一次她把我领到护理部去了。在护理部，我看到了“住院病人一览表”，我的那个牌子上写着：“急性风湿热，心肌炎，大关节炎。”看到这里，我便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天医生护士要把我看得这么紧，原来我的病是如此这般地严重啊！
我床头上的红杠杠变成三道的时候，我住院就已经有一个月了。陈指导员和李排长来了。他们说几天后大部队就要进西藏了。我一听便急着要出院，但医院不放，说我的心电图还不正常。陈指导员也希望我能够听从医院的安排，并说：“我们走后，会有一个同志和你联系，他将带你进西藏。”我说：“这好像是地下工作者接头哇，暗号是什么？”“什么暗号不暗号的！”陈指导员被我惹笑了，说：“上级正在指派，是谁我也不知道，但他来时一定会主动唤你的名字的。”几天后，果然来了接头的人。他一进病房就喊我的名字。我一听，便说“是我”，他说小鬼，你应该答“到”！我便重说了一句：“到”。他走近前来，便自我介绍说他叫张克诚，是空军拉萨指挥所派来的。他说我们是朋友了，我说那好吧。他又说：“我是老朋友，你是小朋友，行吗？”我说：“不行，我也是老朋友！”从此我们便以“老朋友”相称了。半个月后我出院，老朋友来接我，我又回到了马步芳公馆。

由于老朋友在西宁还有另外的任务，白天总是出去。剩下我一个人很孤单。老朋友就说：“你也可以出去走走。记着坐公共汽车时把车票留着，回来后我好给你报销。”老朋友是拉指后勤部财务科的，他有权给我报销。但我说我每月有十块钱的津贴费，不用报的。他说给你报销车票是符合规矩的，上级要求是叫你身体好，心情好。听了老朋友的话，我便天天坐着公共汽车四处逛，也不问汽车是开到哪个方向的。有一天我没坐公共汽车，跑到黄河边上玩儿了。黄河是穿城流过的，两岸是石头砌的斜坡。我在岸上走着，忽见有一个男孩正趴在岸上拉一个滑下去的女孩。我看他半天也拉不上来，便急忙跑过去帮忙。我同他一起用力，才把那个女孩给拉了上来。他们是兄妹，一个叫栓子，一个叫桃子，是郊外农村的。他们很感激我，一起叫我解放军叔叔。我说还是叫我解放军哥哥吧。说起来，栓子还比我大一岁，桃子只有十一、二岁。他们要领着我到他们的家里去玩儿，我说不能去的，部队有纪律的。但我告诉了他们我是住在马步芳公馆的。第二天我一出门，栓子和桃子正站在门口，看样子已等候多时了。兄妹俩都一手拿着一个烤红薯要送给我。我说部队有纪律，不能要的。桃子一听就哭了。没办法，我就接上了。我想我也应该给他们送点啥，便在第二天早餐时多拿了几个馒头送给了他们。桃子接过去就吃了起来。我猜想，他们可能和我在老家时一样，一年也吃不上几次馒头的。栓子和桃子总想找我玩儿，但我的老朋友也经常要领着我出去转，便不能每次都答应他们。去西藏之前，我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收发室，说如有叫栓子和桃子的来了就把信交给他们。我在信上写着：“栓子和桃子，解放军哥哥去西藏了，不能再陪你们玩耍了。我会永远记着你们给我送的好吃的烤红薯的！”
出院以后，我是一个心眼儿地要进西藏去。万万没有想到，上级的电报令来了，要安排我去四川新津的850部队留守处。我坚决不同意，说：“死也要进西藏！”最后还是上级同意了我的要求，我高兴得把老朋友的脖子都抱住了。之后，老朋友按照我的意思，从军供站要了一辆北京吉普，陪着我去第四陆军医院向护士长和护士姐姐告了别。护士长和护士姐姐送了我很远，还给我送了苹果和糖块。最后，她们拉着我的手说：“上车吧小鬼，以后路过西宁别忘了来看我们！”我说：“一定的！”可是，自那次一别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我才得以有机会旧地重游，但已然是物是人非了。
为了进西藏，我和老朋友一起从马步芳公馆搬到了西藏军区驻西宁接待站。但此时老朋友又接到了新的任务，不能陪我一同进西藏了。于是老朋友便委托了青藏公路运输连送我进西藏。出发的那天，汽车登上了日月山。在山顶，我下得车来认真地回望了一会儿西宁城，想到这三个多月的经历，心中便波澜起伏，久久不能平静。过了茶卡，过了都兰，长长的大车队冲入了广漠的柴达木盆地。
本来，我是一直坐在驾驶楼里的，但有一天，来了两个搭车进西藏的同志。我一看驾驶楼里坐不下了，便主动到蒙着帆布蓬的车箱里垫着背包坐着。由于车箱里只有我一个人，没人说话，时间一长就睡着了。天快黑的时候，我感觉到汽车停下来了，并听到有人在喊我。但此时我只能嘴里答应着，而双脚却不能动弹了。司机同志发现了，就马上喊来那两个同志一起把我抬了下去，紧接着又把我抬到了附近的道班，准备叫我去道班里取暖。道班工人说是不能取暖的，只能用雪擦。道班工人是藏族同胞，真好！他们用雪把我的两只脚擦了好一阵子，我的脚才慢慢地有了感觉，但却越发地疼得厉害了。这下子，司机同志便不拉那两个同志了，叫他们留在道班再找别的汽车进西藏。道班工人给我喂了些热水喝。司机同志见我缓过来了，便把我背回了驾驶楼，然后发动汽车，连夜开到了昆仑山口的温泉兵站。歇了两天，我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了，司机同志便说：“我们继续前行吧。”我说：“好！”由于已经耽误了两天的路程，这次出发，不能像大车队那样一天走两个兵站了，而必须是要一天走四个兵站的。汽车跑得很快，终于在翻过唐古拉山之后追上了大车队。司机同志表示：“我回去后要请求首长给我处分，是我没能完成好任务，把你的脚给冻坏了。”我说：“千万不要告诉首长啊，是我自己到车箱上去的，与你没有关系，再说我的脚已经好了。”实际上，我的小腿自那次冻伤之后便留下了永久性的静脉曲张。但我绝不怨司机同志。司机同志是湖南人，当兵五年了，常年在青藏线上跑车，已经得了很重的胃病。他跟我讲过，他几次因汽车抛锚，一个人在黑夜的旷野里受冷挨饿的事，此时陪伴他的只有一把闪着刺刀寒光的冲锋枪。听着他的讲述，我是对他肃然起敬的。
1969年4月8日清晨，我们告别了最后一个兵站羊扒井，向着最终的目的地拉萨前进。午前，到达了我梦寐以求的军营——空军雷达兵第四十二团。报到后，政治部的干事把我引到了卫生队。我原来分的工作是报务员，这回改行了。卫生队长说：“是你的陈指导员推荐你来卫生队的。以后好好干吧！”
放下背包之后，我便立即去找陈指导员，此时我已经知道了他是保卫股的股长。见了面，我的眼泪就唰唰地流了下来。陈指导员说：“都知道了，你从当兵到现在受了不少的苦。但你意志坚强，是一个好兵啊！

作者简介：

浩飞，诗人，散文作家。1953年生，1969年参军，1975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及西安市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及西安市音乐文学学会会员，西安市音乐家协会会员。长诗《太华新歌》获1984年全军文艺调演优秀创作奖，歌词《大漠风》获1989年西部杯全国歌词大奖赛第一名，歌词《噢，丝绸之路》被选入1990年版《中国当代歌词选》。有著作《浩飞词选》、《浩飞诗词选集》、《格律诗三要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