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一晃，我离开那个插队下乡时的小山村，已经整整四十二年了。我也因岁月无情，在不同的地方度过了四十二个春节。
说起现在的过年，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和精力有限，除了还停留在腊月的忙碌采购、正月里亲戚间的相互拜年、招待亲朋与照顾孩子们的吃喝上，已没了当下年轻人，那么多的社交活动和玩的地方，感觉年味也逐渐变淡。但1971年在山村过的那个春节，却经常出现在梦萦里，让我怀念不止，难忘而回味无穷。 1969年秋天，我家被迫下放到山村。那时还正值“文革”时期，对于穷乡僻壤的山村来说，过年依然单调无味，除了各家转转和接待亲戚，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与可玩的地方。天气寒冷，村民多是呆在家里的火炕上，或在炕火口边，架上些“树根疙瘩”烤火，远不如腊月里家家杀猪来得热闹。 1971年的春节，村里的年味却格外浓。记得在县城火车站当装卸工的蔡叔叔，他腊月根儿回来过年时，带回了一大卷大拇指般粗的“钢丝绳”，说过年要给村里“竖（方言，拼音二声）个秋”，就是搭架做个“秋千”。 记得那一天，他张罗着叫上村里的几位青壮年村民，在自家门前菜地东南角的枣树旁，挖坑搭架子。一块十几公分宽，不到三公分厚，约四十多公分长的小木板上，早已被烧烫的火钳在两端各钻了一个眼儿，只见他把钢丝绳从两个眼中穿过，形成了“脚踏板”，四根小碗口粗的橼子，两边交叉用铁丝扎紧，竖起后放进坑里，填土踏实，再把钢丝绳两头拧成个弯钩状，然后用铁丝扎紧形成两个环状，往横梁上一套，架在两边架叉里，一个大“秋千”便“竖”了起来。 我在城里长大，除在朝鲜电影里，看到过那么高的“秋千”镜头外，只看见过那种荡荡悠悠的小秋千，从没亲眼见过那么壮观的大秋千，所以当时感到特别新奇，围观的村民和孩子们也显得异常的开心。秋千竖好后，叔叔为了大家的安全，亲自上去试着荡了一番，感觉架子稳当，荡起来后钢丝绳坚固这才放心。当地人不叫“荡秋千”，叫“打秋”，所以他一下来，几位青年壮汉便迫不及待地轮番上去“打秋”，孩子们看见他们把秋千打的越来越高，都兴奋地拍手叫好，从那一刻起，村里过年“大戏”由此拉开了帷幕！ 在那之前，我根本没有亲临其境看过“打秋”，所以当我在秋千下，看到他们打的那么高时，都惊呆了！只见他们双手把秋千向后拉到身前，快速踩了上去，凭着那点荡悠劲，双手朝上挪位，然后双脚向前一蹬，双手一攉（方言，huo一声）绳，且身子随即向前挺起，再半蹲式，双脚用力往后一蹬，再一攉绳，来回几下子，那秋千就荡起来了，就连六、七岁的娃娃们也会荡，真让我羡慕不已，看的着迷！但自己却没有胆量上去荡，后来同龄伙伴们鼓励我，并做示范慢动作，还告诉我一些要领，可当我双手抓住钢丝绳时，双脚刚踩上去，看到在他们手上脚下那么听话的秋千，在我的手脚下，却是前晃后摆地使我站不稳，尽管开始他们帮我荡绳子，还是因为自己不得要领,根本荡不起来。后来伙伴们就自告奋勇地带着我打“双人秋”（两人面对面，腿交叉站着），对从来没荡过大秋千的我，当秋千稍微荡高时，便双腿发软，叫喊不止，使他们不敢再往高里“打”。 那时自己也就十六岁多的年龄，贪玩心也很重，所以家里没事时总想着去玩，在没太多人玩的时候，上去慢慢地尝试和学着大家的样子，到后来我逐渐掌握了“打秋”的要领，终于把那秋千“打”的好高，好高！那种前挺后蹬“攉绳”腾起的瞬间，真有一种超越时空和坠落般的感觉，当你自由自在地激情上下飘荡时，冬天的寒冷顿消云外，只觉耳边风声呼呼，那种凉爽的感觉真是太美妙、太刺激了! 叔叔的家座向朝南，天气好时，门前特别暖和，因此在有了那个秋千后，就把年轻人和娃娃们的心吊了起来。正月里本来就是农闲时间，所以白天一些村民，便喜欢在那里晒着太阳，谈笑风声，打闹说笑；除了吃饭的时间，“秋”下边基本没离过人，但也有的娃娃们不怕冷，把饭都端到那儿去吃；年龄大点的人，虽然不“打秋”了，但他们也喜欢去那里看热闹，同时还会被主人看见了叫进屋里烤火、拉家常聊天；就连谁家有亲戚来拜年，也会被带到那里去看看，年轻的，会打的，也会上去过个“打秋”瘾呢！总之，那年的秋千下，就是村里的活动中心。 那个秋千一直过了“十五”才被拆除，叔叔家的菜地，也因被大家踩踏的到了春天难以刨挖，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种植。之后，在我离开村里前的几个春节里，就再也没人挑头“竖秋”了，也许后来几十年都没人再“竖”了，因此说，那个年村上是最热闹的，年味也是特别、特别的浓！ 几十年过去了，自己一生中也就只打过那么一个大秋千，蔡叔叔夫妇和许多老人长辈们，也均先后去世多年了。今年的初五，我不由地想起了他们，想起了年时的伙伴，于是打去电话问候拜年，瞬间那年的“秋千”，也随着记忆在我的心中荡了起来……
（陕西 肖吉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