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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青年不谈爱 那时候，我们都说自己是革命的青松和砖头。经常念叨：我是革命一棵松，哪里艰苦哪里生；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那里搬。但大家心里明白，不管你搬哪儿，怎么个搬法，就是不能搬得摞在一起。男同学与女同学即使坐同桌，中间也画着条三八线，平日井水不犯河水，男女授受不亲。有些人相处快一两年，共同交流的语言不到两三句，坐在同一教室的男女生有不少人相互叫不出名字。那个时候，更是不能讲爱的，讲“爱”那是资产阶级情怀，是要受到严厉批判的。 “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在那把男女之事当作流氓活动，一律批倒批臭的年代，说我们不懂恋爱也是因为不敢谈恋爱，说是不敢谈恋爱也的确是不懂恋爱。现在想来，我对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之一——天水是挺有意思的，她对我的情感也纠结了很长时间。但是，由于我们都固守传统，我们都从小定了娃娃亲，我们一开始就定位互相不能“爱”，因此，对于爱情这道鸿沟，始终未能逾越。 天水这人，模样周正白净，柳叶眉，丹凤眼，忧郁的眼神，圆润的脸蛋上有两个浅浅的笑酒窝，个头很条道，有个形容词叫亭亭玉立，她就是那种人。是全校男生瞩目的女生之一(那时候还没有美女一说）。她家住东庄乡东庄村的东崖底，她是看着泾河两边的山山岭岭，听着泾河奔腾喧闹的轰鸣长大的。由于天生的特质，一般人认为她很难接近，那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一年多时间没和她说过几句话。当然，和她没说过几句话最主要的原因是男女生之间有道鸿沟。 上高二的时候，春天里，树木萌芽，草长莺飞。学校响应县委号召，组织全校师生到离校五六十里远的东庄芒肠山上植树造林。为了提高植树效率，学校要求两个人一搭当，要么一男一女，要么一个大同学带一个小同学。尽管我当时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但是由于大小是个干部，又长出了个头，便服从劳动干事的安排，和天水组成了一个劳动小组。我因此平生第一次有了和女同学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第一次和女生敞开了心扉说话。 当时，劳动干事跟我开玩笑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团干部配校花，是最佳搭当。”有她这个当地人，我到山后去时便没带劳动工具，她为我提供了一把镢头，我有机会到她家去了两次，也因此对她和她的家庭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在泾河南岸的芒肠山上植树造林，挖坑栽树，一干就是一个星期。一天下午，天水说家里有事，请假回去了。 人的琢磨不透就在于此，在一起几天，我挖土，天水铲土，两个人很少说话。并没感觉谁比谁重要。可是当其中一个人忽然离开时，另外一人就立马感觉到手忙脚乱了，一会儿挖坑，一会儿铲土，尤其到了栽树填土的时候，我才想到了天水的重要，脑子里就不断出现着天水手扶着树、脚踩着土，总是笑咪咪地、轻声细语地问我：“哎，你看直不直？”笑酒窝在脸蛋上荡漾着的画面。 每到这时，我总是偏着头瞄瞄，说：“嗯，朝这边摆一下！嗯，再朝那边摆一下！嗯，好了！开始埋土了！小心土埋到脚噢！” 天水回家的这个下午，我心里像猫娃爪爪挠了，乱得不行，一会儿又空落落的，像丢了魂。我既想让劳动干事给自己配一个搭当，干活轻松些，又怕安排的人此后几天永远和自己搭配下去，从而失去和天水搭当的机会。为了任务不落人后，我拼命地干，汗水从头发、从额头、从鼻眼洼里直往出渗，流进嘴里，流到脖颈。我也顾不上擦。当劳动干事问我需要不需要再重新安排一个人时，我急忙说：“不了，大家都搭配得好好的，现在拆分谁？我一个人能干！” 第二天，正当劳动干事准备找一个人和我搭当的时候，天水却用花手帕擦着红扑扑脸蛋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赶来了。我又惊又喜，问她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她说，其实也没多大事情，只是外婆咳嗽的老病犯了，回去给婆婆抓了几副中药就回来了。 也就是这一次，一向认为难以接近的天水，向我敞开了心扉，讲述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有了比别的同学对她更多的了解。 天水的母亲在生下她9个月的时候，因病去世了，后来她便一直跟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外公外婆没有儿子，她被外公外婆当宝贝一样看着长大。外婆说自己命苦，一个女儿嫁出去没几年，一天福还没享呢，就先走了。丢下一个还是苦命的女子。9个月大的娃，没了娘的奶，硬是靠自己用糊涂泡馍和羊奶喂大的。 天水小时候，身体又不好，成天病病拖拖的，拉扯了十几年，现在总算长大了。 那个初春，沿泾河一带的山上，几十里长蛇阵号称有全县各行各业的十万大军植树，吃的住的都很紧张。我们建陵中学的几百名师生在芒肠山上占了几个村，场房、羊圈、装麦糠的闲窑都腾出来住人了。家在附近的学生晚上经学校批准，允许住自己家里，有条件的还可以带同学住。那几天，天水看我劳动很卖力，担心我大灶上吃不好饭，利用她在家住的机会，隔三插五的就要给我带些家里淹的萝卜辣子菜，有一天还拿了一块白锅盔。接手时还觉着有点不好意思，担心有同学看见说三道四，嚼到嘴里则就满口绵香忘乎所以。 植树快要结束的一天晚上，县剧团慰问我们这些劳动者，在东庄街道搭台子唱大戏。为了让我看好戏，天水给我从家里端了长板凳，那天晚上，台子底下黑灯瞎火的，我们坐地一起，美美地看了一场《车轮飞转》和著名演员高宗勤、杨宏亚主演的《爬坡》。 植树劳动结束以后，我到天水家归还鐝头，第二次见到了她和蔼宽厚的爷爷、慈祥善良的婆婆。也可能是天水在爷爷婆婆跟前多次提到过我，老人对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印象。他们很喜欢我，要认我做一个孙子，我就爽快地答应了。回到家以后，我把天水她爷爷和婆婆的话向我父母说了，我父母也都很高兴。 从那时起，我的同学天水便成了我的天水姐。尽管在学校时她从来没喊过我弟弟，我也没叫过她姐姐，但我心里一直把她当作姐姐，她也一直把我当成弟弟。我们曾经是那样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的天真纯洁啊！以至于在学校没有任何的表露，都把自己对对方的爱珍藏在心灵的最深处。 高二的下半学期，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到咸阳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所在的国棉一厂和几个棉纺厂参观。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学校要求两人一组，会骑车的带不会骑车的，大同学带小同学，男同学带女同学。我和天水姐自然组成一组。几百个年轻人，都是和自己灵犀相通的人两两组合，一路上又说又笑。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公路上自由驰骋，其场面颇为壮观。好在那时路上没有汽车，街道上也没有指挥交通的警察，我们骑在车子上尽兴发挥。“春风得意车轮欢，连去带回整三天；参观让人开了眼，回到学校后啥都不想干！” 进入最后一个学期，日子过得似乎更快了一些。那时上课基本成了一个样子，教室里经常连一半人都不到，不是老师不管，而是没办法管了。学生们虽然都会背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许多人还没回去就怯场了，有关系的开始寻情钻眼。有的人去了煤矿，有的人去了水泥厂，有的人进了商店当售货员，还有成批的男生去当兵。走不了的鸡骨头马头，爱学习的还能坐在教室学习，不爱学习的就干脆钻到寝室被窝里蒙着头睡觉。 这阵子，不少学生的坏毛病也出来了。打牌、下象棋，晚上不按时睡觉，敲着牙缸、饭碗唱乱弹。常年戴顶蓝盖过眼帽子的宿舍管理员安老师，一晚上吹几遍哨儿催着睡觉。丙班的寝室有学生打赌吃东西，有人一顿吃八个蒸馍，有人一气子吃28个鸡蛋杏，结果把肚子差点撑破了。有学生打赌掰手腕，差点把胳膊腕子拧断的。有些小偷小摸的人也伺机而动。我妈就我一个男孩，我平时生活得比一般同学稍微优越点。背的馍白些，穿的衣服整齐点，铺的新床单，盖的新被子。结果被甲班一个同学盯上了。趁着一个星期天，我回家背馍，我的小丈人叔副班长海峰和张委员君鹏看铺时，把我的新床单从他们的身底下偷跑了。尽管后来把“贼”弄出来了，但“贼”并没把床单给我拿回来，我也没再追着要。想想：一个家里条件好的人，那么大一个子，谁还不嫌丢皮挖脸，冒着被人逮住羞辱，偷你一个床单？得饶人处且饶人，自己认倒霉算了！ 这时候，社会上刮起了服装改革风，兴起了的确良、的卡。兰州大学政治系毕业的副校长董瑞安，大个子，大背头，浓重的倒八字眉，黑模模的脸膛。讲话中气很足，有一副介于学者和电影演员的翩翩风度。他穿了一件的卡中山装在台子上讲话。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人穿这样笔挺的衣裳，同学们眼睛都瞪成了杏胡。他说：“同学们，形势发展得很快，科学技术成果已经应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了！说出来你们肯定不相信，我身上穿的这件衣裳的面料叫的卡，它是用石头提炼的！”“哇——，石头能做衣服？”同学们一片惊叹之声。“女同学们，我要告诉你们，除了的卡，还有的确良，涤纶做的衣裳，穿到身上好看的很咧！” 女生们开始在意打扮了。因为压抑太久的心里早已渴望服饰的改变，面对社会上突如其来的“奇装异服”，高中生们感到了惊喜，意外地惊喜。思想开放的女孩子则脱去了暗淡灰色的外衣，穿着色彩鲜艳的编织毛衣和外装，留住青春，留住美丽。我们班的雪峰、天水、烙面们，适应时代潮流快，她们鲜艳的服装很快就引起了女生们着装的变化。有些女生，不仅关心自己的着装，还关心自己喜欢的人穿什么、戴什么。爱情的种子在一些少男少女的心中发芽。那时的女生时兴用白线和勾针勾外衣的衬领。据观察，我们高二乙班就有好几个女孩给她心仪的男孩送过衬领。天水姐也给我送过两条白衬领，我母亲把它给我缝在裁缝给我做的的确良黄布衫上。 那时候，男同学中和我关系不错的有班上东庄乡一帮人：黄显松、韩化鹏、相维愉、相维贤、相书生、张忠义、李乾礼、李长鸿等。节假日，有时骑上自行车就到这些同学家里玩。他们之中，和我走得最近的是相书生，他家在葫芦咀，是上桥大队的一个自然村，离东庄不远。每到书生家时，就要到天水家。天水曾给书生说过，怀禄要是到你家来而不到我家来，你就给我说一声。书生跟她笑着说，没麻达，就怕去了你家而不到我家！我只要到了天水家，她家有啥活，能干的我就帮她们干。她们家住在崖底，粪土运到地里不方便，我们就一起拉粪，她牵牛，我架辕；和爷爷一起铡草，爷爷擩草，她递草，我拉铡把。我们一直干到天黑。晚上，我就住在她们同村同学相维贤家。我父亲会挂面，也会木工。父亲把面挂好，把锅盖做好，让我给她们家送去。我也从她们家用自行车驼过荞麦面、软蛋柿等许多好吃的。现在，我的老家还有一把婆婆从她们东庄商店给我买的茶壶。睹物思人，每次回到家，只要一看到这把酱红色的茶壶，我就想起了善良可亲的婆婆，我的眼泪就来了。 到天水姐家去过几回后，天水姐便提出要到我家来玩。同学嘛，你来我往，有啥大不了的？再说，我从小就定了媳妇，又不怕他谁说我挂搭人家女孩子! 我给父母说了以后，他们同意了。 一个星期六，我们约好一起去我家，到我家要经过一座叫白马山的小山。为了掩同学们耳目，我们便商议放学后各走各的，翻过白马山后再会面。过白马山当时有三条路，北边一条是老路，南边一条是新路，山顶还有一条小路。由于事前没说清走哪条路，具体在什么地方会面，结果，十几分钟就可以翻越的一座山，两个人两个多小时都没碰上面。原来，我走的是山顶小路，她走的是山北老路。我翻过山等不住她后，又回过头到山南的新路上找，结果自然找不到。那时候，还没有Bp机、大哥大，更不谈手机。两个人联系不上，我只好像狗撵兔一样，围着山转圈圈。 后来碰到一个从山北过路的人，我问：“老叔，你在路上见一个像我这么高的女子没？”我用手比划着。 老汉问：“穿的啥衣服？” 我说：“黑黄夹杂的格子布块块！” 老汉说：“见来，在那边柿树底下站着，好像等人呢！ 那时我就预感到，我们俩人这一辈子没戏，这么近的路都走不到一起，将来就是想见面都难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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