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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的村西头，屹立着一棵皂角树，俩人合抱粗，十几米高，硕大的树冠可以为几十人遮阳挡雨。这棵树长在交叉路口的中心，因为特殊的位置，树下就成了十里八村南来北往人的必经之地，也就成了扛行李步行人歇脚的地方。每当有外村人经过，我们村的人就会招呼熟人坐下来抽烟喝水歇息，这个地方慢慢地成了一个“广播站台”。大伙在这里交流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还有十里八村的逸闻趣事，经常传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这棵树的树根很是奇特，四条像蟠龙一样的根悬空盘曲，然后再从四个方向盘入土里。这里是孩子的乐园，有的把它当成战马，想象驰骋战场策马扬鞭；有的抱着它像荡秋千一样，弹动荡漾；小点的孩子嘴里嘟着火车的汽笛声，从它的盘曲的空隙钻出钻进。女娃拿一些砖头瓦块当做锅碗瓢盆或者瓜果蔬菜，在它周围玩过家家；男娃有时会悄悄爬上去掏鸟窝，或逮知了。 村里人当时都是用捣烂研碎的皂角洗衣服洗头，虽然皂角需求量大，可是大伙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用多少取多少不多打。一般得等到九月份皂角瓜熟蒂落，我们才能从树下捡拾回家。孩子哪等得了？常常偷着打，因为皂角快熟时，一尺多像月牙样的皂角挂满树，风吹过来，密密麻麻地摇动，像风铃一样好看，飒飒啦啦地响，也像风铃一样悦耳。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每年春天，我们都会坐在皂角树下静静地看着黄黄的小米花变成嫩嫩的皂角，吞咽着口水等着它变得丰满圆润，想象着把皂角豆剥壳取出，撕掉皮后把透明的部分放进嘴里嚼，筋道又满口清香。 那个时候，最奇怪的事就是常常看到留着山羊胡子的老爷爷提着旱烟袋，拿着旱烟盒，端一缸水，早早就坐在这。吧嗒吧嗒地抽着烟，碰到我们这些孩子会从口袋里变戏法似的拿出核桃，柿饼之类的零食分给我们吃。吃着东西，我们就缠着老爷爷讲故事，我们或跪在膝下，或趴在肩上，或抱着胳膊望着他，看着他的嘴在山羊胡子下一动一动地讲着关于皂角树的故事。故事里充满了神怪传奇，我们的好奇心一下子潮涌般奔腾而出，常常围着老爷爷问这问那。有路人经过，老爷爷热情地招呼人家歇息、抽烟、聊天。我常常会听到叹息声，剩一个人的时候，爷爷一直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偶尔会停止抽烟，静静地望着远方。我们从他身边蹿上蹿下，他也不会改变姿势。 后来，我外出上学，每次母亲都会坚持送我到皂角树下，一次次地离开，一次次地送别，我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只是，村子悄然起了变化。新起的宅基地向东扩建，原来的村子像萝卜似的渐渐成了空心；青年人受不住乡村的束缚，稍稍能独立就像长大的雀儿立即飞出巢去；原来的土路硬化，成了水泥路，摩托汽车随处可见，很少再有步行路过的人在此歇脚；修通村路的时候，皂角树的根全被埋在地下；人们有了各式各样的洗衣粉洗发水，再也不用靠着皂角洗衣洗头了。当初修路时，这棵当年的树差点被锯掉，虽然在老年人的护佑下最终幸免于难，可那里再也没有当年的络绎不绝和缭绕欢笑。 每次回家，母亲就孤零零地站在皂角树下，日渐瘦削的身影在皂角树的陪衬下愈发地瘦小，稀疏的头发随风零乱，先前清澈的眼睛，如今要蹙到一起才能看清我。我不知道从中年到老年，每次送走我后，母亲会站多久，母亲会望多久，我不知道第一次看着她的孩子一步步走开，愈来愈小，愈来愈远，直至望不见，她内心的感受。我只知道，现在，每次我离开时，母亲执拗地送我到皂角树下，每当我回头的时候，那棵孤零零的树下，那个孤单的身影，分明透出一种忧伤和落寞。她的孩子再不会像小时候，只要她站在树下，拖着长长的声音一喊，她的孩子就会像泥鳅一样很快钻进她的怀抱；再不会像刚上学时，一到饭点，就会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跑向她的怀抱；再不会像刚出远门求学，一看到她就狂奔过来抱着她哭鼻子了。 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已明显感到母亲对自己的依赖，她每次都会像孩子样地问我本该她自己经常做的事，每次我闪先在她视线中她眼中的那份欣喜毫不掩饰，每次我说要走时从她眼中看到孩子不舍的眼光。我终于理解了当年的那些老爷爷，他们也是孤单的吧。当时信息不通，交通不便，外出的人往往好多年都没音讯，那些老人在这里，等待久不归来的亲人。他们吧嗒吧嗒的烟里飘散出的是寂寞和思念，他们给我们的零食里寄托着牵挂，他们给过路人的烟和水中也有对远行人的祈愿吧。 如今，村头的那棵皂角树每年还是依旧挂满皂角，由小到大，由绿色到红褐色，依旧随风飘落，可是捡拾它的依然是那些像母亲一样的老人，他们却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挂满我们记忆风铃的那棵树如何照亮外出打工青年回家的路。但是，我知道无论走多远，无论在干啥，我都不会迷失回家的路，因为记忆的风铃一直在我的灵魂深处回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