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合阳晓林 于 2016-8-25 18:29 编辑
我祖母曾念叨过：“先生在民国十八年年馑周济过她的父亲，使得一家人度过了难关。”祖母说的“先生”是指鲁迅先生，鲁迅，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家，这样的大人物会怎么会周济于她家？我实在想不出鲁迅先生和我祖母的父亲有过什么关系，所以，我从前并不相信我祖母的唠叨话。 祖母的父亲，我的外曾祖，姓党，名修甫，又名家斌，是合阳王村坊社村人。祖母说，在1972年农历的11月，我出生刚满月的那天，外曾祖便与世长辞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我仅知道外曾祖是一位教书的先生，曾是复旦大学、延大和陕西师范大学的数学教授，是合阳中学创校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过合阳中学第一任的数学老师、教育主任。 近年，我阅读了《鲁迅日记》，在先生的日记里果然印证了我婆的唠叨话。先生在日记中很多次记述了和外曾祖这位合阳人之间的来往笔记，也确实有“假修甫泉四百”的详细记录：“（民国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晴。……午杨律师来，交还诉讼费一百五十，并交北新书局版税二千二百元，即付以办理费百十元……。下午白莽来，付以泉五十，作为稿费。晚康农、修甫、友松来，邀往东亚食堂晚餐。假修甫泉（钱）四百。”先生写的“假”我想应该是借或者暂给的意思吧，“泉”当然便是钱了。有夏康农和张友松两位著名翻译家在场，他们一起用餐的地方是在上海东亚食堂。如今一些学者也认为，鲁迅先生“假修甫”的这四百块钱，一方面是感谢我外曾祖帮他解决了经济纠纷，另一方确实因当年陕西老家正值年馑，鲁迅先生慷慨周济于外曾祖。 直到现在，外曾祖帮鲁迅先生向北新书局的李小峰老板追讨所欠稿费一事，依然被传为佳话。起初，因为北新书局已经欠鲁迅先生近两万元了，先生多次致函且屡摧无果。我的外曾祖知道此事情后，托他的好朋友曹翰廷再找到律师杨铿，决定帮鲁迅先生向北新书的局李小峰讨回所欠的稿费和版费。由于我的外曾祖积极斡旋，这场官司终究从对簿公堂到私下言和并达成一致，于1929年8月25日，在杨铿律师的家中进行调解。书局方面的李小峰委托郁达夫做调解人，外曾祖则作为鲁迅方面的代理人。一不伤和气，二没有任何损失。和解那天，鲁迅先生的日记这样写道：“二十五日星期。晴，热。午后同修甫往杨律师寓，下午即在其寓开会，商议版税事，大体俱定。列席者为李志云、小峰、郁达夫，共五人。雨。”需要再提出的是，看似这场久催未果的经济纠纷以和解告终，但此事件让林语堂对鲁迅先生产生了极具误解，认为鲁迅先生轻信了我的曾外祖，并由张友松的挑拨而引起这场官司。因为张友松和李小峰一样，也是靠开书局的营生，原本就有挑拨和抢生意之嫌。当天，鲁迅先生的日记这样记述：“（1929年8月）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此番争吵之后，林语堂和鲁迅先生便正式决裂，这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成立的前夜那场有名的“南云楼风波”。时隔多年，郁达夫撰文在《忆鲁迅》才真正还原了这场饭局的误会，认为他二人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的冲突”而并非是由我的曾外祖或者张友松的故意挑拨。 细数我的外曾祖在上海谋生是从1928年至1930年间，而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我统计了一下，对党家斌（党修甫）的记录就有50多次。这期间，我的外曾祖共去鲁迅家拜访了47次，甚至一天有去过两次，或者早上刚来，下午鲁迅先生又修书寄信与他的情由。1930年的大年初一，我的外曾祖也是在鲁迅先生家中度过的。他们之间也有礼品往来记述：外曾祖礼送鲁迅先生糖食三盒；先生也向他赠送了《茶花女》两书本；在鲁迅先生儿子周海婴出生即将满月外曾祖看望时还送去了毛线一团。鲁迅方面呢，先生去春潮书局找外曾祖两次；致信四次。相互请吃饭三次，而鲁迅先生约他为两次。以此看来，那时期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了。 鲁迅先生和我的外曾祖，一位大文豪，一位则是数学的教师，尚且有22岁的年龄差距，他二人如何建起的亲密关系。通过大量的翻阅和阅读，我认为他们两人的密切关系势在必然而并非巧合。 关于外曾祖，在陕西师范大学的档案里他是这样介绍的： “党修甫，祖籍陕西省合阳县。父亲为清末举人，在北京作官。党先生1903年生于北京，1915年至1919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上学。正值“五四”运动的兴起，党先生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上中学时便和赵世炎、夏康农、张友松等同学组织“少年学会”，编辑出刊《少年》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向北洋军伐政府的请愿示威中，他积极参加，是其中勇猛的一员，因此被北洋军伐政府拘留。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下，才获得释放。 党先生1920年17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由于党先生聪明好学，才华出众，得到北大教授胡适先生的赏识。他在北大预科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都是胡适先生资助的。1920年至1923年在北京、南京等地当编辑，在中学教数学……。 1924年回到老家合阳，在合阳中学任教育主任。1927年到西安师范任训育主任。 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春潮书局当编辑，同时在复旦大学实验中学教数学。鲁迅先生经常给《春潮》月刊投稿，党先生便经常与鲁迅先生交往，且关系甚好。鲁迅先生曾赠送党先生两本《茶花女》，党先生也曾帮助鲁迅先生打官司等。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党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进步很快……。” 这段文字的记载和当今的《合阳县志》所载基本相同。我的外曾祖虽为清廷官宦之后，却有着强烈的爱国进步思想，“五四学潮”运动军阀政府抓捕了32名进步学生，他就是其中一员。尽管受到了迫害，在后来他并没有放下坚强的斗志。查阅了许多民国版的史料（包括书籍和网络记载）、历史名人的回忆录和一些杂志、部分史学论文的官网等。在1928年以前，他就时常以编辑或为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多次参加各种进步文学组织和社会团体，与当时的军阀政府顽强斗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可能也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赏识和赞叹吧。 1922年6月，外曾祖响应汪静之积极参加“明天社”。在6月19日《国民日报》附刊《觉悟》上刊登了成立“明天社宣言”，文章的后面附了十八位发起人就有他的名字，当然还包括冯雪峰，王忘我(鲁彦) 台静农等人。另外，1923年创刊于于上海的浅草社杂志的《浅草》和《沉钟》他也是该杂志的编外撰稿人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几篇进步文学，比较有影响且多次被人评说的是他在北大《歌谣周刊》中译述的《歌谣的特质》，诗歌《轻微的呻吟》和小说《诚心》等。在这期间他结交了周作人，朱自清，台静农，章洪熙，王忘我（鲁彦）等人。殊不知，当时的《浅草》杂志也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认可和关注，他赞美《浅草》是“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甚至把《浅草》和《沉钟》里的几篇文章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书里，在导言中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时候，我的外曾祖的进步思想，想必鲁迅先生也早有所闻。从鲁迅先生的日记中便不难看出，我的外曾祖1928奔赴上海谋生，帮张友松开设春潮书局做编辑，不论是他在上海的生活或者事业，都得到了鲁迅先生的亲切关怀和照顾，其荣其幸堪谓至极。 在中国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先进的文化总是以其智慧的焰火照射着民族的未来，它就像是一座闪亮的灯塔昭示着民族不灭的灵魂。鲁迅，就属于这灯塔中的一个。恭读《鲁迅日记》的通篇，不难看出，鲁迅先生在有生的岁月里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为青年们而燃烧，他不仅热情地接待来访的青年，而且很多次无私的帮助青年。而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也都把鲁迅当作了自己人生的导师和新文化的旗手，当然也包括我的外曾祖党修甫先生。 2016年的9月25日是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的日子，不觉间，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文学家、思想家却离开我们已经整整80周年了。今秋十月，又适逢合阳中学百年校庆大典，于此，我撰文展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缅怀作为合阳中学第一任的执教老师，我的外曾祖党修甫先生；更祝愿我们的合阳中学桃李芬芳，永铸辉煌。
贺晓林，共产党员，个体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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