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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恢复后，我已经是爹班上的学生了。我们沟有两所学校，也可以说一所学校有两个地方两个任教老师，一个在茶壶嘴，任教老师是公办老师，一个离茶壶嘴有三四里地，在一座小山包上，任教老师就是我爹。
小学一二三年级我在公办老师班上念，上四年级时，我们班的学生普降一级到爹班上念三年级。教我们的是位年轻的女老师，姓秦，我们后文还会讲到她。秦老师虽上过师范，但上的是那种靠推荐上学的师范，没多少实际文化，到四年级时她就教不了我们了，只有交给爹教。秦老师给我们当老师期间还生孩子坐月子，再加上公办老师的“公办”就是人们所说的“铁饭碗”，秦老师是吃“国家饭”干“国家工作”的，本身享有成文不成文、明的和隐的特权，可以不用心教书，教书只当是领国家工资，秦老师正是如此，教我们基本上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虽然这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不强调文化知识，爹还是认为我们在秦老师那儿没学到什么，基础太差，要把我们普降一级。爹这时教着一个班，但爹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是人们所说的“土饭碗”，和一般农民没什么区别，所以，民办教师就应该比公办教师多劳动和多付出一点也就成了一种隐形的规则，爹历来就是一个人教两三个班两三个年级，这已经成了惯例。
高考恢复了，我们没有必要强调这对爹有多大的冲击了。在高考恢复前，他就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要我通过他所说的那种练字日后飞黄腾达当上一个“秘书”，改变我们家的现状和命运。总之，不管是为什么，他认定我了，高考恢复后，他就更是如此了，对我可以说是全力以赴，整个身心都扑在我身上了。
可是，我实在是个不争气的，而且，我的不争气和一般孩子的不争气完全不同，几乎可以说，我的不争气是“独一无二”的。
举个小例子。到了小学四五年级，应用题是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解这些题，不仅需要一定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有时也讲究解题的方式方法。
老是按照书本上和爹教的那些方式方法解这些题，我渐渐感到一切都是那样单调，一切都在凝固，甚至在死去，感到自己和世界、万事万物，一切和一切，包括我自己在日益疏远，甚至于在互相隔离开来。我感到打破这个是我作为人和我自己别无选择的使命和责任。
对这些应用题，我老早就看出它们有好多完全可以另一种方式方法解答，有的还有好几种，而且这些方式方法有好多要比书上教的和爹教的简单得多，新奇得多，可以用“出奇制胜”、“事半功倍”这类词语形容。我虽不过是个小学四年级学生，但经历的已经够多了，所以，要不要把这些解题方式形成文字写到作业本上，我是颇费思量的。最后，我还是把它们认认真真在写到作业本并给爹交上去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我作为人和自己无法推卸的责任。从交上去后我就在等待着，在那种寒冷中等待着。
爹改我们交上去的这些作业，改到我的作业了，手里的笔停下来了，长时间地看我的作业，最后，他抬起头把我叫过去了。他说他看不懂我做的题，要我给他讲解。我逐题给他讲解，高度平静、客观，用的是最清楚、简洁和富有逻辑性的语言。他完全听明白了，没有人可能在我这种讲解下还听不明白。我感到我讲的是无法抗拒的，爹也在这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下一题一题地给我作的题划上了勾勾，但是，越往后就像是我在把什么强加于他，开始显出不情愿、不耐烦、难以再忍受下去的样子，并有他特有的那种神经质的反应。
我感到背后全班学生在屏息静气地注视着我们，他们在等待，等待那种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次不发生。我感到那种寒冷的加强，感到害怕。我无法理解自己，无法原谅自己。
果然，爹情绪很快就上来了。改着我的题，也可以说在我的讲解下给我的题划勾勾，划着划着，他越来越激动，手开始发抖，继而咬牙切齿，这都是他发作前特有的。终于，他爆发了，几下子把我的作业本撕得粉碎，跳将起来，一边去拿黄荆棒，一边叫道：
“把裤子脱了，自己躺到桌子上去！”
教室黑板下的一侧的角落里放着一堆每一根都有大人的手指粗的黄荆棒，每一根都有一米多长，也都差不多一样长短和端正，它们不是爹的教棍，而是专门用来打我的。爹令我躺到桌子上去，桌子就是我一个人用的那张课桌，是全班最宽大最结实也可以说最好的一张课桌，摆在最前排，在上面我已经不知多少次把整个的屁股亮出来让爹打了，很多时候是一天好多次。
我不再说什么，而是按惯例退回到我的桌子旁开始做脱裤子的样子。我很想做到一下子就把裤子脱了，说躺到桌子上去就躺到桌子上去了。可是，虽然我天天都要脱了裤子挨打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了，但是，却没有什么比得上脱被子，特别是当众脱裤子这件事对于我更艰难更可怕了。没人能够想象得出这时候我是何等尖锐地意识着一班学生的目光，特别其中还有秦老师的妹妹的目光。我感觉到我的裤子掩藏的是标志我是整个人类唯一堕落、腐败、罪恶和不可药救的东西，它是我个人秘密，并且永远得是我个人的秘密，只能由我个人承受，绝对不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绝对不能暴露给众人的目光，这是绝对的，是没有任何条件和理由可讲的。我只感觉到当全班同学看见我这个“东西”，他们心里都会叫一声“妈呀！”，这一叫，我就完了。对这个“完了”我说不清楚，也没有想过它是什么，但是，它是我唯一恐惧的，最为恐惧的，没人能够想象我这种恐惧有多大。
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众脱了裤子挨打是我的家常便饭，但是，这一点不仅始终没有改变，反而在加大加强。
这时候，我虽谁都没有看，但我的意识中只有全班同学的目光，特别是秦老师的妹妹的目光，它们对我是怎样的光芒、怎样的烈火、怎样的毒药啊，没有神的末日审判，它们就是神末日审判，没有地狱，它们就是地狱。
爹见我犹犹豫豫，就像我不是不过脱了裤子挨打，而是上绞架，他又气又恨，一下子冲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裤子给我扯下来，我完全是出于本能还两手用力地攥着裤腰，他狠命将我的手一巴掌打开。我为我不能保护我那个“东西”不被暴露于众人的目光下而不能原谅自己和饶恕自己，同样为自己需要保护自己那个“东西”而不能原谅自己和饶恕自己，为自己有那么一个需要保护的“东西”而不能原谅自己和饶恕自己。我觉得别人都没有那样一个“东西”，全世界、全宇宙谁也没有，就只有我有。
当初，因为这个，挨了打我会狠命痛哭，这哭声是呐喊、是抗议、是愤怒、是绝望，并且是向整个人类和宇宙发出的，我认为自己有绝对的理由如此，因为我有那个“东西”，只有我才有那个“东西”，我不理解它，但我无法摆脱它，不得不承担它，即使我永远也无法理解和承担它，理解它和承担它也绝对只是我个人的事情。很显然，我的哭声让爹意识到了我正是要通过我的哭声表达的，但是，同样很显然，这让爹更加激愤，恨铁不成钢，更加无所顾忌地、随便地让我当众脱裤子亮出我那个“东西”，似乎是，我虽有那个“东西”，但是，他实际上不为教会我别的什么，就为教会我蔑视它，完全不当它为一回事，纵然它算一回事，它也不关我的事，而是他和社会的事，他们能什么都给我处理好，也只有他们才能什么都给我处理好，我想都不用想它，意识都没有必要意识到它，我要是合格的，是个好东西，不是人类那个唯一的罪人，就想都不会想到它，意识都意识不到它。最后，我不得不面对的是，爹就是这样的，他是一定要把我教成我永远想都不会想到我那个“东西”、意识都不会意识到我那个“东西”，这在他那里就像我得保护我那个“东西”一样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是神的绝对命令。我和他之间已经没有中间地带了。
这次，为我用了自己的方法解了题，爹打断了一根黄荆棒才停手。不过，我没有哭，我已经有两年他再怎么打我也不哭了，就机械地、动也不动地让他打。班上的同学为他又打断了一根黄荆棒而发出一种嘘声，但是，我真正整个身心所系的只是他们又看见了我那个“东西”，这在他们心里留下的是何等的震惊，何等的恐怖，他们将更视我为何等的可恶和可耻，我和他们、世界之间的对立性再一次不可逆转地增加了，只剩下我在中心站着，而他们，全世界和全宇宙的人们，把我看着，永远震惊地看着，看着我这个宇宙中唯一罪恶的存在，唯一有那样一个“东西”的存在。
爹打完了，气喘嘘嘘地说：
“下来把裤子穿好！下来后先脱下去再穿，脱到脚跟处再慢慢穿，一层是一层地理好，做到一丝不苟！”
我不能怀疑，如果我能够像爹所说的这样去做，做得一丝不差，我就得救了，就不再是那样一个罪恶的存在的了，就是这个世界的合格的公民了，不仅是他，就是全世界也都在等着我哪一天能够做到，做得一丝不苟。可是，这恰恰是我做不到的。我在桌子上就把裤子拉上来了才下地，匆忙潦草地几下子就把裤子穿好了，只为不让同学们更多地看到我那个“东西”。但是，和每次一样，爹见我没有按他的要求穿裤子，又又气又恨地扑过来，几下子把我的裤子扯下来，扯到脚跟处，让我的下半身和那个“东西”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后，他一层一层地、一点一点地把我裤子理好和给我穿好。本来，我不仅怕同学们看见，怕任何人看见，也怕爹看见，看见“它”。不管我感觉到他们已经看见了和看见多少了，对他们看见“它”的恐惧也不可能减轻一丝毫。对我来说，他们每一次看见“它”都是比上一次看见更多了，又都是第一次看见，而只需要他们一次看见，哪怕是看见一点点，我就永远地、无可逆转的“完了”。对于我，没有死亡，只有这种“完了”才是死亡，没有毁灭，只有这种“完了”才是毁灭，没有末日，只有这种“完了”才是末日。
爹打了我之后就平静多了，把我叫到他跟前长篇大论地讲他为什么要打我。这一次，爹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像那样答题，不能用不同于教材上教的方式方法答题，这等于是篡改了教材上的东西。
他说，教材是国家组织最聪明、最有学识的专家编写的，经过了层层级级审查，经过了无数道复杂的工序才最后印成了书发给我们的，它是集体，层级和级别最高的那个集体的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我们任意一个人作为个人都不可能超越这些教材，不可能比它们更正确更有智慧，我们减少或增加它的一点什么、改变或篡改它的一什么，都只会降低它们的水准。
他说，正因为他所说的这些，国家和上级便绝不允许这世上任何作为个人的人给这些教材增加、减少一些点什么，更不用说还要改变甚至于篡改了。像这样做的人只会被视为罪人，最终还会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敌人，全社会的敌人。
他说，我读书为了什么呢？为了考上大学，脱“农皮”，成为人上人。就算我想对我们的教材改变或增减一点什么，也得首先考上大学，进入那个高层次的代表着所有人的利益的集体，不进入这个集体，我就只能代表我自己，我个人，而自己和个人什么也不是，没有任何权利，更没篡改我们的教材的权利。
他说，要考上大学，首先就得讨那个高层次的集体的欢心，然后还要讨教我的老师的欢心。
他说，无论是我上小学、中学，还是就算上了大学，也绝不会有一位老师喜欢我这样学习的学生和像我这样对待他们教我的知识的学生，绝不会喜欢像我这样的用教材上没有教、纯粹自己想出来的方法答题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永远也是各级老师排挤、打击直至清除和除名的对象。因为我们的老师都是在代表着国家和上级行事，他们本身没有哪一个人敢不代表这一意志行事，敢不仅仅是这一意志的工具，他们任意一个人如果超出了这个意志的范围，同样会被排挤、打击，直至除名、消灭。
他说，国家、上级的意志是最高的意志，是谁也不可能更不会被允许超越的意志，因为它不是哪一个人、少部分人的意志，而是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意志。
他说，我们的教材看起来是由一些具体的个人编写、排版、印刷、发行的，其实它们处处时时、每一环节、每一细节都是那个国家、上级的意志的体现，在这一流程中工作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是一整台机器的零部件，没有哪一处有个人的意志的痕迹。到了我们这一层，也就是最下边也可以说是最下等的这一层，我们学它们、用它们就更要体现我们是一整台机器上的零部件，更没有也更不允许有我们个人的意志发挥的余地。
他讲了很多，讲了一中午，最后说：
“从此，你要牢牢记住，照你这样下去，你不仅在将来考不上大学，甚至到了离开我这儿的高一级的学校读书就会被赶出校门！”
不过，他也像每次一样，说我还小，亡羊补牢、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关键在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要从眼下、从现在、从此时此刻做起。
那么，从眼下、从现在、从此时此刻起该怎么办呢？爹把从小学一年级起的应用题全部拿来要我重新一道一道地严格按照教材上教的那种方法做，其间，只要他认为和教材上稍有出入的地方他都会先把我打一顿，然后重做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