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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战准备——划分为四个阶段： 参战准备阶段； 机动集结阶段； 临战训练阶段； 战前作战准备阶段。 
战友周天宏在回忆录《我的老山》中，详细记载了61师临战各阶段的状态。经过几个月参战准备，61师即将踏上征程。 全国解放后，61师全师的移动有下列几次： 1953年，离开浙江金华，从江苏昆山登火车，奔赴朝鲜参战； 1858年，从朝鲜鱼隐山撤军回国，驻防山西大同； 1959年，从山西大同，赴青海玉树、囊谦平叛，翌年返回； 1967年，从山西大同，移防陕西西安； 1970年，从陕西西安，移防甘肃天水。 其间，虽有1959年181团与62师184团互换，1975年两团归建等局部变动，但就全师来说，到1985年底，已经15年没有过整师规模的移动了。这一次，61师齐装满员，从祖国大西北，跨越2000余公里，浩浩荡荡，开赴云南老山前线。 为使轮战部队适应中越边境亚热带雨林气候、环境，中央军委给各轮战部队预留出近半年的战区训练期。因此，在接阵地前半年左右，我们就开始向集结地进发。一趟趟军列，数百节车厢，向着烽火连天的南疆开进。 
生离死别之际，无尽感伤，汹涌而来。 我当时尚未成家，牵挂甚少。但像拉家带口的战友周天宏，离别时刻体验到的，是难舍难分的苦涩与酸楚—— 当一个人预知到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在他行动之前，考虑生死问题是忍不住的。在准备工作忙的时候，顾不上考虑，可是稍有闲隙，不能不考虑：万一回不来，妻儿、父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怎么办？想的更多的是，在我走之前还能给他们做些啥事。 对于我们从农村入伍的人来说，家属、孩子随军，是当兵的一个重大目标。可是，家属一旦随军后，很难找到工作。几十年来，我们的随军家属基本上都只能守在家里做家务。要打仗了，地方政府优惠照顾，给所有随军家属都安排了工作。 我那几天忙于输送准备，顾不上办家属招工手续，多亏了我家属的表姐夫替我跑来跑去，等到我稍有空闲时，只等着报到了。我从办公室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家属去工厂报到。当时，天水市213厂对参战干部的家属很关照，报到的同时就给放假。厂里决定：凡是丈夫去打仗的军属，一律放长假，打仗回来再上班，工资照常发。我当时一是对厂里的照顾很感激、很感激；二是家属有工作了，我心里也轻松了一些。我不能告诉别人的是：万一我回不来，家属可以自食其力了，而且，和她表姐在同一个工厂，她和孩子可以得到她家亲属的照顾。 由于母亲看病和照顾农村的家，我提干六七年了，一直处于欠账、还账的压力之中。当我还清账目后，下决心再不欠账！参战临走前，上级从宣传部门统一订来一批电视机，宣传科长李学文是我当兵时候的老班长，他几次问我买不买，作训科的小弟兄们也都鼓动我买，我只是摇头。后来他们知道我没有钱，参谋黄杰、吉勒格和志愿兵刘金虎、岳建斌都说借钱给我。我还是不买。我一听借钱两个字心里就发毛。 12月23日晚饭后，我又去办公室处理一些工作，加完班回家后，家属说：她和我表妹带着孩子在别人家里看电视，刚一回来，人家追到家里来说手表不见了，一会儿又过来说找到了。 听了这话我很生气，也很难受。从来躺下就睡着的我，那一晚上失眠了。明天晚上我就要出发了，一年多时间，把她们娘俩放在家里，连个电视机都没有，更加寂寞。家属还可以忍着，不懂事的小儿子如果闹着要看电视怎么办？ 长夜难眠的时候，我想到：国家最近提高了烈士的抚恤金标准，干部在战场上牺牲，“人命价”涨到4000元了。又听说：打仗期间有作战补助，我一个月的工资可能达到100元。现在借钱买个电视机，打一年仗，如果我活着回来了，工资就够还账了；如果回不来，“人命价”也够还账了。 第二天早上上班的路上，我对老班长李学文说了我的想法，他说：正好昨天又进来一批18吋的金星彩电，你把电视机上午就抬回去，赶快架天线，晚上临走前就能调好。钱先欠着，到前线慢慢还。 就这样，我终于下决心买了电视机。 一年多之后，1987年4月，在我们师即将交防撤军的一个晚上，我才把攒了一年的1400元电视机钱，还给了我的老班长——宣传科长李学文。 …… 前几天小儿子感冒的时候，师医院一个医生顺便给听了听儿子心肺，说是儿子心脏有些杂音，好像有问题，他建议到地方医院再查查。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去。当晚就要出发了，我从办公室回来，骑着自行车，载着妻儿急急忙忙去地区医院。那时候，检查手段很落后，医生用听诊器听了听，做了一个X光透视，说问题不大。 我想，问题不大还是有问题呀。接着又去了市中医医院，又一次挂号、排队，结果还是没查清楚。跑了一上午没查清问题，我很着急，也很难过。家属安慰说：可能就好着呢，你放心走吧，我以后也能带他再检查。 从医院回来路上，经过新华书店，又进去给儿子买了几本小人书。看到书店有印刷的书画条幅，我急急忙忙选了几幅。 家属和孩子10月份随军来到部队，到11月份，部队恰好腾出一套营职家属房。当时没有房子的随军家属很多，但我是刚刚提升的副科长，就分给我了。虽然四楼有点高，自来水上不去，每天要下楼提水，但比起漏雨的干部单身宿舍来，好多了。我很高兴，更重要的是，如果我真的牺牲回不来，妻儿总算是有个窝了。 搬进新家，一家人包括还不会说话的小儿子都很高兴，而我心里却为布置房子难受。那个时候，家具简单，把单身宿舍的床和灶具搬进去能生活就成了。我犹豫的事情是要不要按照惯例给墙上写几幅字。爱好书法的我，过去每次换一个宿舍，都会自己写一些喜爱的话挂在墙上，当兵前在老家就喜欢这样。妻子也知道我这个爱好，搬进新家，她几次提醒我，我都说忙得顾不上，其实，我已经反复想了：万一打仗回不来，这些字会成为她们思念与痛苦的提示，所以，我决定这一次不写了。 此时此刻，看见印刷的条幅很高兴，赶快买了几幅。还对家属说：这比我写的好。 那个时候，有了电视机还得自己架天线，而且，要反复调整天线方向、调电视机旋钮，才能找到信号。上午，委托参谋黄群、吉勒格去买电视天线，找天线杆。中午饭后，就急急忙忙开始调电视。一直忙活到下午4点钟，总算调试好了。 小儿子看到我们自己家的电视，又是跳跳蹦蹦、又是拍手鼓掌。 听说许多战友都在家里录音，到前线想家人时可以听听。下午，同志们帮我调试电视机的时候，我也借来收录机和磁带，让妻子给小儿子教说话，我在一旁录音。给儿子录音，录着录着，我的眼泪充满眼眶，我便让妻子自己录，我说去看看电视天线调试得怎么样了。到房顶上，同志们不让我管，这时候，我忽然想，现在正好去准备行装。 在她们娘俩录音的时候，我抓紧收拾好要带的衣服和生活用品，并交待吉勒格一会悄悄带到办公室去。 电视机调试好了，我又急急忙忙上街理发。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时理个发的事情怎么还会记得？是当年的日记本里记着一句话——下午5点上街理了个发，算是准备停当了。 一切准备停当了，我能够做的事情也都做完了，晚上，又有了自己家的电视看，一家人很是高兴。小儿子看不懂成年人的节目，我就反复给他找动画片和儿童节目。 师里计划夜里12点集合，我们作训科的人还要早一点到，我决定11点从家里走。可是到了10点多，儿子还不睡觉。可能是因为有了自己家的电视机，也可能是儿子感应到他的爸爸将要出征，他竟然毫无睡意。我担心离别那一刻大家会流泪，更害怕儿子拉着我哭喊。儿子刚刚学说话，但是，已经会说“爸爸，打……” 关了电视机，我硬督促儿子睡觉的时候，儿子拉着我非叫我一起睡，我只好脱衣服陪儿子躺下。睡下后，调皮的小儿子还摸我逗我。快到11点的时候，终于把儿子哄睡着了。我赶紧起来穿衣服。穿裤子的时候，手碰到钥匙绳，我想，这东西该放下了，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用它。我轻轻地摘下钥匙绳，轻轻地拉开抽屉，轻轻地放进去，不想让家属看到。 这个时候，家属背对着我，她不说话，也不看我…… 在前几天先遣列车发车的时候，许多家属跑到车站挥泪送别，场面感人却也难堪，组织得很混乱。为此，在我们本队出发前，师里规定，家属只能送到家门口。政委说：如果整个家属院哭成一片，影响上战场者的情绪，也给家人增加痛苦啊。这个规定，我早早就对家属进行教育了。 看着家属背影，我说不出话来……没有话说，也张不开口。 愣愣地看着小儿子熟睡的小脸，我的眼眶发酸。明早醒来，儿子找不到我，会怎么样呢？ 家属这个时候已经泣不成声，我下定决心，自己一定不要让眼泪流出来。 走吧，还是走吧…… 我轻轻地摸了一把儿子的头，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小脸蛋，起来又轻轻地拍了拍抽泣的妻子，转身就走…… 轻轻地关上门，从黑乎乎的楼道往下走的时候，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61师整师部队静悄悄地出发了。 1985年12月24日24点集合，25日1点开饭，2点登车向火车站开进，4点20分登火车，5点55分发车……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唐)的这首《出塞》，成为61师出征的主旋律。诗中颂扬的“飞将”——李广，就葬在天水市城南石马坪。2000多年过去了，假如李广将军在天有灵，可知驻守在他墓冢之地的中国军人，怀着如他当年般的万丈豪情，踏上了更加遥远的征程…… 从天水向东，第一个大站是陕西省宝鸡市。 宝鸡，是61师上级领帅机关21军军部所在地。此次轮战61师配属给兄弟部队47军；自己的老上级21军，如同母亲送子般难舍难分。21军各级首长、机关和战友们，组织了无比热烈、隆重而深情的欢送仪式。宝鸡站台上，每隔几米就是一支乐队，乐手们一字排开，不间断地演奏着各种军乐曲目。前来欢送的军直属队的战友们，排成密密麻麻的人墙，不停地呼喊着61师各团队，特别是红军团、红军连的名字，非常激动人心。61师许多陕西籍官兵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得到信息的，也纷纷赶到宝鸡站，久久等待，热泪相送。 开进途中的情形，师医院小丫头曾理记忆尤为深刻。 大部队本来都乘坐闷罐车，可她们不是，谁让她们是女兵呢？在这个一万三千余人的甲种作战师里，女兵占不到1/200，因此受优待嘛，是硬座车厢。当她们从车窗探出头，一眼看到宝鸡站月台上人声鼎沸，军乐、锣鼓震耳欲聋，禁不住就热泪盈眶了。火车刚停下，她们就奔出车厢，寻找各自的亲人，急忙说上几句话。登车的哨声响起，她们还不肯上车，直到火车汽笛长鸣，一个个才依依不舍上车。这时，乐队齐声奏起了《小草》，那深情的曲调，使她们再也忍俊不住，放声大哭起来。那天，车厢里充满哭声，就数她们哭得最凶。火车驶离宝鸡，向秦岭山脉开去。回望宝鸡渐行渐远，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渐渐从目光中消失，不知今生还能不能回到这美丽的故乡，与亲人团聚，她们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个个相互搂抱着，真怕哭趴下。 突然，医院院长季振宗一声大吼：“谁在给我放水呢！” 全车的女兵，这才戛然止住了哭声。大家面面相觑，帮助对方擦去脸上的泪花，不由得哑然失笑。就这样，哭哭笑笑，伴着火车“哐当哐当”的雄壮节奏，一路向南，飞奔而去。沿途每到车站停车，都有当地组织的群众前来欢送。部队指战员不能下车，热情的群众就往车窗里塞慰问品。曾理记得：塞得最多的，就是纸和笔，希望我们能多写信给他们。有一对年轻夫妻，新婚不久，塞了一大把钢笔和信纸在曾理手中，还留了通信地址。然而，曾理在前线，一个字都没写给他们，这成了她30年后，极为愧疚的一件事。 曾理抱怨自己懒，其实不尽然。她在战地医院几乎天天生活在血腥之中，很难静下心来，加上灯火管制等限制，参战一年半，一封信都不想写。只有一次例外，是姐姐曾珠来信说：你在前线打仗，冒着生命危险，你写封信来给你外甥，教育教育他，让他别生在福中不知福！曾理觉得无法拒绝姐姐，自己也非常喜欢小外甥。在一次伤员抢救之后，她坐在弹药箱拼起的“桌子”前，写了第一封回信。 30年了，信的原文已记不清。大意是说：姨在前线，每天都有危险，刚刚姨还给一个战士动了手术。姨和另一个阿姨，还有一个男医生，我们一起给战士叔叔做手术。他是被地雷炸的，好可怜，右脚炸掉了……听你妈说，你上学不用心，那咋行？你现在那么好的学习环境，都是前线的叔叔阿姨们，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你如果不好好读书，不但对不起你妈妈和你爸爸，更对不起前线浴血奋战的叔叔阿姨！ 曾理把指导员教育战士的话，用来教育自己的外甥，情真意切。 信寄到后方那天，刚好外甥又调了皮，被班主任一声吼：站住，给我老实点，罚站一个钟头！正在此时，邮递员把信送来了，班主任看到信封上来自云南部队的地址，就问他：你家有人在老山前线呀？外甥哇的一声，哭开了，一肚子委屈倾泻而出：我姨在前线打仗呢，老师，你还要罚我站，太严厉、太过分了吧。班主任看他哭得伤心，也动了恻隐之心，赶紧说：回去、回去吧，别站了。战后曾理从前线归来，听了姐姐的描述，笑得弯了腰，说外甥真会抓住时机。 班主任将曾理写给外甥的信，郑重地贴在学校走廊的黑板栏上。学校就此组织全校师生向曾理学习！那些可爱的学生们，一个个拿起笔来给曾理写慰问信。曾理说：有些信看得我一边掉眼泪，一边又乐不可支。那些小学生字还认不全，有的把“曾”字写一半，上面没有两个点；有的写成“曹”阿姨。但孩子们都表示：你是我心中的偶像，我长大了一定向你学习！曾理忍不住给学生们写了回信：你还等长大了才向我学习呀？现在就得学呀！要好好读书，长大了才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作为“八十年代最可爱的人”，曾理和她的战友们，实实在在体验了一把什么叫——风光一时。 火车开进途中，我随行在师机关的专列里。车厢中有政委张海阳、副政委骆永立等师首长，还有司令部、政治部的机关干部。 火车在宝鸡站停车，高喊我的名字，专程跑来送我的，是军28医院的几位老大姐：焦兰君、王伏香、王曼丽。她们和我都曾经是21军文艺宣传队的战友。久别重逢，我将奔赴战场，大家分外激动。 我们禁不住回忆起当年奔忙于陕甘宁诸省各师团，下部队演出京剧《沙家浜》和小节目的历史；回忆起那时的天真、幼稚和各式各样的笑话；回忆起引领和培养我们文艺新兵的指导员袁松奇、队长张岳等等。那时，他们也就30岁上下，却那么老练、沉着，具有长辈般的威严和慈祥。 14年过去了，如今我们也到了30岁的年龄，而且我将要奔赴他们都没经历过的实战战场……一时间，怀念、感慨、叮嘱，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滚滚而来，大家只恨见面时间太短。 这次告别后不久，她们中的王曼丽大姐，也上了前线。我们有幸在云南老山战区，度过了一年多的战斗岁月。 焦兰君、王伏香、王曼丽3位大姐，把自家精心卤制的猪蹄、肘子，还有大包大包的食品、用品，一股脑都塞到我的怀中。 火车从宝鸡站出发了，缓缓而行。她们追着列车跑，向着探出窗口的我，拼命地摇手，大声喊着保重！保重！啊——，那情形，太震撼，太难忘了！我真希望能再多看她们一眼。渐渐地，火车加速了，她们奔跑的身影，慢慢淹没在我的泪花之中…… 各步兵团和炮团、高炮团，乘的都是闷罐军用列车，沿途非常辛苦，没少受折腾。但大家也充满着乐观的豪情。 1985年12月26日开拔当天，182团政治处主任刘春灏，就在车上即兴编了一段顺口溜： 一列车飞起了一条龙， 车厢就像是大铁笼， 摸一摸铁皮凉冰冰， 门窗不严透寒风。 铺开被褥躺下吧， 排着几十个好弟兄。 刹车哐当一阵响， 人不打滚也不行。 颠得肠胃向上翻， 晃得脑袋直扑棱。 你只当儿时摇篮里， 催眠曲儿声连声 …… 官兵们以自己的乐观精神，把闷罐列车，形容成儿时的摇篮；把一路哐当作响的车声，比喻成动听的催眠曲。每当军列到达兵站，要开饭了，大家才睁开惺忪的睡眼，起身擦一把脸，随着尖厉的号子声列队、集合、唱歌，诱人的饭菜香味儿，扑鼻而来。 182团3营9连1班班长白安周，30年后回忆部队开进途中，印象最深的，便是每次火车停在兵站吃饭的经历。他非常好奇于兵站和军代表们的组织工作，没怎么见到他们的人，却非常紧凑严密。每到一个兵站，军列都会驶入专用的岔道，停进兵站专用站台，周围普遍比较荒凉、隐蔽。我们在闷罐车里憋闷已久，都盼着下车透透空气，活动活动腿脚呢！哗啦一声，闷罐车门被拉开，大家兴奋地跳下车去。刚才空空旷旷的站台，突然间就站满了兵，人头攒动，列队整齐。进入餐厅，有室内的，也有露天的，但饭菜都摆上了桌，十多个菜摆成一圈，热气腾腾，最中间是一只烧鸡！沿途每个兵站伙食都那么好，而且都是热的。部队以班为单位，每班一桌，围桌而坐，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大约半小时，用餐完毕。 军号一响，哨子一吹，大家列队完毕。班报数、清点人员，报到排里，排报到连里，一个不少，登车。仅几分钟内，刚才热闹纷忙的站台，一下子就空无一人，恢复了先前的宁静。我们把闷罐车门拉上，靠的靠、坐的坐、睡的睡，透过闷罐车厢的小窗口，观赏祖国大好河山。列车飞驰，一路向南。 大山腹中行， 桥洞紧相连， 既慕青山远， 又羡绿水行。 抬头只见松竹翠， 十里烟云绕古峰。 …… 只闻剑槊相磨击， 又听铁马来驰骋。 好似老山在脚下， 上甘岭上炮声隆。 刘春灏一路诗兴大发，随笔作记，将奔赴老山的情形作了无数诗情画意的描绘。 列车途经“宝成线”，穿过“成昆线”。列车盘过一座座大山，钻过数不清的山洞，驶过无数座险峻的桥梁。1985年12月28日10点10分，军列开到了昆明以东——牛街庄车站。战士们打起背包，枪械装备上身，一下火车，就看到沿站台排列了一长溜带伪装网的军用卡车。部队一个排上一台车，登车完毕，布幔放下，从外面什么都看不出来，车厢里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 12月29日，部队转为摩托化行军。我们61师是1935年组建的老牌红军部队，几十年行军打仗，都靠两条腿。从朝鲜回国后，20多年都没完成车马化运输。但1985年临战前，几个月就匆忙完成了摩步师整编。概念上迈上了现代化台阶，可骨子里还是泥腿子习俗。这不，才出牛街庄车站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 当时，师机关一群干部分别搭乘了师首长的北京吉普：每台吉普车里，前排一名司机，副驾驶位置是首长警卫员；后排一位首长，一名或两名搭车的科长与参谋、干事。庞大的车队，浩浩荡荡驶向集结地——文山州。 正在行进中，莫名其妙，车队停了，而且迟迟不再前进。我搭乘在师长刘登云的车上，刘师长恼了：“怎么回事？刚出昆明就不动了。王干事，你去看看！” 那时，部队刚到昆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对“闹特工”传说得有点邪乎。据说越军特工都装扮成云南人，混进中国境内，专门破坏军车装备，偷袭部队什么的。我们这么大一支军车队开赴前线，目标明显，万一真的被越南特工蓄意拦截，再来个破坏，岂不是出师不利？ 我飞身下车，跑到车队最前方一看，原来是行进到一个三岔路口，地方上没设交警指挥，来自另两条岔路上的社会运输车辆，不是载客的，就是拉货的，都急着赶路赚钱，互不相让，阻挡了我们的军车车队。三股车流交叉在一起，谁也走不动。 我们庞大的车队有几百台车，绵延数公里，而且载着大量兵员，后面还有炮车、装备和弹药，若论轻重缓急，我们肯定当仁不让！ 我当机立断，直接站到路口中央，伸出双手示意，将另两条路上的地方车辆分别挡住。那些地方司机，见是一个挎着手枪的军官在指挥，便知趣地踩住了刹车。可是给我们军车留下的宽度不够，还是过不去。于是，我边吼叫，边打手势，指挥地方车辆倒车。很快，三岔路口中间腾出了足够的宽度。我一挥手，军车一辆紧跟一辆，沿着我指挥的方向，飞奔而去。 随后，我也登上了北京吉普。师长刘登云在我后背上“啪”地重重拍了一巴掌，大吼一声：“行——，好样的！” 我很高兴。这是我在刘师长亲自指挥下，打的轮战第一仗。 经过两天行进，12月31日下午16时，部队全部到达预定集结地域——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113兵站。自12月24日从甘肃省天水市驻地出发算起，我们全师运行了7天。 从昆明到砚山县380多公里，我们逐渐抵近了战区，似乎已经能够闻到硝烟的气味。全师在指定地域开始搭帐篷，建木板房，美化营区，建设模拟实战训练场。 紧张忙碌中，有关越南特工无处不在的传闻，越来越盛，越传越夸张。普遍的说法是：他们来自越南河江省——老山战区对面。每逢我军轮战部队即将换防，军用车辆、装备活动频繁时，他们派过来的特工就会很多。越南特工有多年对美军侦察的经验，又与我国云南人长得很像，语言相通，很难被发现。他们具有很强的耐力，能够躲在暗处，或利用雨多雾大的天气，详细记录军车号牌、承运兵员数量、炮车数量等等。而且他们擅长利用时机，抓捕我军单独活动人员。 后来部队推上前沿阵地，这些传说仍然持续了很久：越南特工最会利用我方阵地结合部潜入，一旦钻过来，就找个位置隐蔽，热带丛林之中，你根本发现不了他，而他凭着超常的耐性，可以持续隐蔽六七天。他们白天隐蔽，夜间四出侦察、破坏，侦察的目标有屯兵洞、炮兵观察哨、重火器工事、指挥所等等。他们潜伏侦察结束时，都要想方设法从我军抓个“舌头”回去…… 老实讲，这些传闻曾经造成过我们极大的紧张情绪，但也使部队每个人都高度警惕、警觉，草木皆兵，彻底杜绝了丝毫的麻痹性！后来我常想：这些传闻说不定就是我军司令部系统，比如哪个神秘兮兮的侦察科放出来的。传得夸张，却使部队紧张有序，弦绷得很紧。这是否也属于“兵不厌诈”的谋略啊。 直到轮战结束，我才从一些情报资料中得知，近些年更从一些越方回忆中得到证实：越军确曾非常自信甚至狂妄过，他们用“游击战术”打得美军精神崩溃，他们的单兵野战生存能力，迫使美军产生了出了越式英雄——“兰博”和《第一滴血》，他们因此自称过“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但是，他们的这种战法，唯独对付中国军队时失了手——因为中国军队是他们的老师！ 1979年对越反击战初期，我军由于多年未战、政治运动、经济拮据等因素，造成许多重大损失。但我军毕竟不是美军，短短几天，便化整为零，班自为战、人自为战。对难辨真假的越方“群众”，放弃一贯的“爱人民”传统，开了杀戒。中国军队以最短时间，破解了越军战法，西线云南方向比东线识别得更早，损失更小。仅仅一个月，越军被打残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军屡战屡胜，令苏军专家都望而生畏的战法，在中国军队面前变成了“小儿科”！越军最狂妄时，忽略了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从越南国防部到各军区一大批指挥员，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与他们作战的中国指挥员，要么是他们的老师，要么是同班同学，他们胜算太小了。 到1985年我师参加轮战时，越军已被原昆明军区14军、11军打得伤亡惨重，被紧接其后的1军、67军拖得怨声载道、十分厌战。他们派过来的特工，许多人也已经三心二意。此外，在老山战区两侧，当地政府开设了12个大型对越贸易集市，物资丰富多彩，既可以易货贸易，也可以自由使用越南盾交易。对于已经穷困潦倒的越方人员，吸引力太大了。一些特工入境后，我方即使发现了，一般也不抓，仅仅监视。于是，这些特工尽力采购，再翻越前沿，把货物背回越南。例如最受欢迎的上海产“虎头牌”清凉油，人民币2分钱一盒，一箱2万只，他们一次就能背回越南2-3箱。更不要说还有牙膏、牙刷、毛巾等等琳琅满目的各种生活日用品了。 但我们刚到云南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常常处于几分惊恐之中。还有人传说，越军特工装扮成中国人，趁你不注意，突然用麻袋从背后把你套进去，往肩上一扛，就背到越南去了…… 这种明显夸张的说法，最能唬住的，就是那些小女兵了。害得女兵们天一黑绝对不敢出营房，生怕被特工背走。曾理回忆说，她所在的“女子火线救护队”的女兵们，在部队推进到麻栗坡县坪寨后，曾遇到过一件至今都说不清楚的事。 师医院的女兵们，住在半山腰的宿舍里，那天下着雨，雨打芭蕉，噼里啪啦作响。忙活一整天，女兵们大多累得赶紧洗了睡下。前线条件简陋，能省的都省了，像每天洗屁股这种习惯，很多女兵就省了。可是有一位女军医不愿意省，每到临睡前都要想办法打盆水，脱了衣服坐盆里洗。她洗得很慢，不慌不忙的，用水一丝一丝往身上淋。清清的水，顺着光滑的肌肤，流遍全身。那情景，放在平时应该很美，可在战场环境中，就另当别论了。 突然，门外传出响动，所有的女兵们，立刻警觉起来，许多人汗毛竖起，惊得大气都不敢出。坐浴中的女军官也被吓住了，淋水的手僵在中途，不知如何是好，瑟瑟发抖，身子绷成了一块大理石。 曾理胆子大，飞身跳起，拉着吴琳，俩人趴在窗口看去：只见三个人影，都披着雨披，遮了半脸，却看不分明，正顺着山下台阶走上来。看清了有人，女兵们更紧张了。想起曾有男兵开玩笑说：你们女兵胆子小，人家越南特工来了，直截了当打开门，不管你们有多少人在，见一个绑一个，全绑了，牵成一串糖葫芦，跟着走吧。弄到越南，一眨眼，让你们给生出一串越共游击队来…… 此时，100多女兵，只有一个女军官有枪。曾理向她嚷道：“你把枪拿来呀！”女军官为难地压低嗓音说：“不行呀，没子弹！”女兵们闻听，彻底“停摆”。这无疑告诉屋里的人，咱们无力抵抗！也像是告诉屋外的来者，你们放心大胆进来吧！果然，从窗外伸进一只手来，掰扯门上的插销。女兵们本能地缩到屋内一角，洗澡的女军官也如梦初醒，赶紧跑到床边套上衣服，——是套上一身外衣，过后她说，她是准备受死的，只要敌人进来，她就死，但一定要死得体面。 情急之中，曾理突然扯开嗓子高声喊叫：“救命啊——！”她一带头，吴琳、马海芳、梅薏等女兵们跟着喊了起来：“救命啊——！” 女兵宿舍在半山腰，距离山下师医院有100多米。她们尖厉的呼救声，穿透雨雾，回荡在山坳之中。师医院被惊动了，男兵梅林等人提着枪冲了上来，3个雨披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一场虚惊过后，女兵们胆子大了许多。 师医院离师部基指不远，师部基指是一片开阔地带，师医院则在侧翼的山谷里。两山夹持的谷底，是一条小溪，溪中流淌着从老山和八里河东山汇聚下来的山泉水，清澈透明，长流不息。小溪上跨着一座石板桥，桥两头是蜿蜒小道，盘旋在云山雾海的两山之中。一年多时间，曾理她们从没敢探究那小道的去向，生怕与特工遭遇。 稍有空闲，女兵们和男兵们相约一起，到驻地坪寨的镇子上去“赶街(音gāi逛集市)”，相互有个伴。聊起那个雨夜的蹊跷，不知是谁猜测说：“可能咱们中间混进越南特工了吧？”许多年过去了，曾理言之凿凿地表示：我始终怀疑，就是梅林那小子搞的恶作剧！平时他就最爱鼓捣人，吓唬吓唬女兵，逗逗闷子。那天夜里，他们可能是巡逻中想开个玩笑，没想到弄假成真，玩过头了。我们大声呼救把他们吓住了，只好中止玩笑，假戏真做，又假惺惺地跑来“抢救”。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哪能来得那么快？过后，他们肯定再也不敢认账。哼，那晚上也就是我们枪里没子弹，要不然，早把“案子”给破了！ ——战争理应让女人走开。可是她们，不但走进了战争，而且从生理到心理，都在迅速适应着战争。首先丢掉的，是女人的“臭美”，化化妆、涂脂抹粉，那时还不时兴；穿点艳丽的衣服，无疑是战场不允许的；戴点漂亮的发卡、饰物，更是天方夜谭。在前线，就连洗澡、洗脸、方便方便，这些最起码的需求，有时都成了奢望。 女兵们宿舍的板房外，有一条下坡的石板小路，一直通到谷底的小溪边。溪水清凉明净，女兵们只能望水兴叹，在那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谁敢在此洗澡、洗衣？可不洗是真不舒服呀！尤其女人，在她们那个特殊时期，更想洗。于是，只好壮了胆子、冒了险，下到谷底，提上一桶水往回走。登了数级台阶，渐渐吃力，抬眼望去，还那么高，那么远。于是，曾理就喊道：“谁来帮我提水？谁来帮我提水呀？”声音在山谷间悠荡，渐渐远去。非常可惜，女兵们生活区与男兵相隔甚远，除了欣赏自己嗓音的回声，她不会得到任何收获。 后来，师部为改善女兵们的生活，安排防化连开来了洗消车，临时搭建了帐篷洗澡房，安装了洗消淋浴龙头，烧出了温水。师医院的女兵们欢笑着跑进帐篷洗澡房里，脱得光光的，站在一个个喷头下，尽情地享受那清水的喷淋。惬意和快乐使她们忘记了战场，还原为女人。她们尖叫着，相互泼水，打打闹闹。忽一刻水停了，一车水用尽，她们的笑闹声戛然而止；仅仅片刻，随之爆发出更大的欢笑声。 临时洗澡房的帐篷，架设在南疆的红土地上，洗消车的喷淋水原本是用于防化学沾染洗消的，冲力巨大无比。女兵们好不容易洗净了上身，一条条洁白的大腿上，却沾满了溅起的红色泥点，活像一幅幅喷绘的油画。曾理笑着回忆说： “那个澡不洗不行；一洗，半身的红泥点！” 女兵们洗澡兴师动众，“方便”之事也非同小可。为解决女兵们的“三急之忧”，工兵连为女兵们在宿舍门外悬崖边修建了女厕：挖好坑，坑边铺两块木板，四面围上编织布，装个门，顶上露着天。简便易行，但坑位太少。一次，曾理去如厕小解，推开门刚要解裤带，看到吴琳正在蹲位，于是催道：“哎，你快点、快点，该我了。” 吴琳没好气地应道：“就你急！我不急？等等。” 曾理无奈，只好等在一旁。终于，吴琳站了起来，慢慢腾腾开始提裤子，人还站在木板位上，悠悠闲闲。曾理来了气，喊道：“你快点行吗？提个裤子还占着茅坑，走开好不？” 吴琳天生慢性子，被曾理一吼，只好嘟嘟囔囔着往外挪。忽然，她听到头顶传来什么声音，下意识抬头往厕所顶部山上一看，——妈呀！不远处悬崖上，黑压压一片男兵。她尖叫一声，曾理也随之抬头望去，竟然是师警卫连正在出操。她俩觉得那一个个脑袋，似乎都扭了方向往下探看。曾理吓得尿都憋回去了，赶紧和吴琳跑回宿舍。 61师接守八里河东山阵地后，师部从砚山县推进120公里驻守到坪寨，这里距离最近的县城麻栗坡县17公里，距离八里河东山阵地前沿不到20公里。坪寨位于一处狭长的东西向沟谷之中，地理位置隐蔽，且不宜受到攻击。沿山坡和沟谷，我师工兵把46军138师搭建的木板房、数十排简易房屋，进行了修补，进一步完善了营区布局。我师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直属分队，全部安顿下来。我与政治部同事彭星、张苏华、韩军彦、江淮、马雷住同一排房，闲暇时，我们常常在一起互通情况、谈天说地。 云南前线蛇很多。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路上碰到一条蛇，我灵敏地扣住蛇头，往地上狠狠一甩，把它摔死了。看着死蛇，我灵机一动，心想：这么大一条蛇，应该给它派上点用场，不然可惜了。于是把蛇盘起来，提在手中，装作很悠闲，回到师部。 进了屋里，我把蛇悄悄放在干部科干事韩军彦的椅子上。不一会，大家听说我回来了，都聚到屋子里，张苏华、彭星、江淮等陆续走了进来。当时天已擦黑，屋里有点暗，韩军彦走到桌前，手放桌面，屁股就往椅子上坐去。刚一坐下，感到不对劲，伸手一摸，立刻像触电一样，尖声大叫：“哎呀，妈呀——！” 韩军彦人高马大、五大三粗，从来就没怕过什么。他这一喊不要紧，把屋子里的彭星、张苏华等都吓了一跳，连屋外站岗的警卫战士，都呼啦一声，端着枪冲了进来。大家闪在那把椅子周围，点亮手电，才看清椅子上盘着一条蛇。警卫战士用枪刺挑起蛇来仔细一看，死的！众人面面相觑，再看看脸色苍白的韩军彦，不禁哑然失笑。 我用蛇吓人的恶作剧，并未到此为止。说真的，我们部队从大西北来到云南，最怕的不是越军和特工，而是——蛇，因为我们在西北，基本没见过这玩意。 张燕妮是我在西安的中学同学，她比我高两届，比我早当兵一年。由于同在一个师，又是校友，关系很密切。到前线后，她先是在师医院，后来被调到了师部基指卫生所。同在师部驻地内，她和我，还有彭星三个人，经常有机会见面、聊天。一次，又是她、我和彭星三人碰到一起，在她房子里聊天。聊着聊着，天黑了。我心眼一动，不紧不慢地指着张燕妮坐的椅子下，说： “燕妮，别动，——蛇！” 张燕妮愣了一下，突然爆出一声尖叫，跳了起来，扑向坐在她旁边的彭星。她一把抓住彭星的双臂，全身直打颤。看她吓成那样子，我实在忍俊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张燕妮和彭星看我笑得开心，才恍然大悟。张燕妮气得扑过来，攥着拳头在我胸口连擂好几拳。 我还有更大的恶作剧。一次，我从前沿阵地带回一枚废弃的60迫击炮弹，放在师部我的床下。闲暇时，我拧下弹头，用匕首掏炮弹里的炸药，想掏空后用炮弹壳做个台灯。开始还顺利，越往里越不好掏。这时，组织科其他同事不干了，刘应春、陈世荣、张苏华，七嘴八舌指责我：“老王，这事你不能在宿舍里干，万一炸开了，我们全得跟着你一起‘光荣’了。这属于非战斗减员，算事故呢！” 虽说在前线“光荣”是褒义词，可谁也不愿意意外“光荣”。我鼓捣几次他们说几次，我只得作罢。客观地说，这活儿的确存在危险，我自己其实也掏得心惊胆战。 1986年清明节当天，我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一片哀婉的气氛中，见到一位农村老妈妈，带着女儿在一座烈士墓前上香。她们烧了点纸，摆上水果和点心，老妈妈痛哭失声，女儿扶着墓碑泪流满面。 “你们是烈士的亲人吗？怎么不供个花圈呢？”我问那女孩。 女孩哭着回答我：她和母亲家在贵州省铜仁地区石阡县一个山村，来云南车票钱不够，路上走了半个月，没有钱了，买不起花圈。墓地里埋着她的哥哥涂世康，1979年2月17日对越反击战第一天就牺牲了，哥哥那时才18岁。我心中一阵酸楚，眼泪夺眶而出。我掏出100元钱，恳请她们收下，算作我替烈士给他亲属的返程路费。她们母女千恩万谢，女孩把她家珍藏的哥哥生前一张穿军装的照片送给了我。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保存至今快30年了，永远不能忘怀！ 部队上了前线，共青团甘肃省委主动与兰州军区政治部联系，希望开展军地携手立功的活动，互相激励、互相鼓舞。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前方将士杀敌立功，后方青年创业立功”。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海飞同志，不遗余力地推进这一活动。 接到他们的倡议，我马上向师政委张海阳做了报告。张海阳政委非常兴奋，对我说：“这个倡议太好了，太及时了！咱们师是从甘肃驻地过来的，甘肃籍干部战士比重也非常大；来自驻地兼家乡省最高学府的鼓励、鞭策，对干部战士们最亲切，最有鼓舞作用，对激励部队旺盛战斗力非常重要！咱们一定要抓住时机，把这个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在张海阳政委的主持下，61师与兰州大学“双立功活动”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展开了。我成为这项活动的专职联络员。在老山前线一年多时间里，我先后5次往返前线与后方，联络建立互帮互助班级、团队，传递信件、纪念品，陪同甘肃团省委慰问团赴前线阵地，带领一线阵地两名英模到兰州大学作报告等等。在一线将士与后方青年之间，搭起了一座相互激励的精神桥梁。 为此，我得到一个极高的评价——“双立功、双立功，前线有个王伟功！”轮战结束，甘肃团省委领导甚至诚恳表示：我们专门留了一个副处位置，希望你打完仗转业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我很惭愧，当时我只是个营职干部，实在“高抬”了。但却证明“双立功活动”震撼之强烈，影响之巨大，我的努力和贡献，自然饱含在其中了。 当时，甘肃团省委对这项活动发动得相当广泛，据他们资料显示：全省有500多万青年，参加到这项活动中。 就我直接统计到的数据，甘肃省有483个基层组织，与前线我师部队建立了“共建联系网”，互寄信件达到40多万件。 如今，须臾离不开互联网、微信的人们，已经难以理解那些信件的巨大意义！而在当年，每天面临流血牺牲的前线将士们，得知后方家乡父老的挂念，尤其收到兰州大学学生们的信件时，许许多多终身都与大学无缘的军人，得到了无价的崇尚、爱慕和鞭策，激发出无尽的战斗力！这种热血激情，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我想：假如未来面临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时，还是照样需要！ 同样，我们的战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对后方青年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 兰州大学数理系学生余广琪，以前心胸不宽，对人偏执，甚至数次萌生自杀念头。“双立功”中，我师182团3连孙副指导员写信与他结成一对好友。经过几封通信谈心，余广琪豁然开朗，变了一个人。他悔悟道：前线将士面对艰苦、生死，还活得那么从容、淡定、乐观；自己衣食无忧，和平安宁于兰州大学校园，轻生实在没道理！ 兰州大学青年教师孙森林，是某系团总支书记。1986年9月21日，他参加慰问团来到前线，看到将士们的真实生存状态后，深有感触地说：“前线的硝烟，净化了我全身的每一处细胞。如果把战士比成一座高山，那我就是一棵小草啊！” 我曾带领182团3营战士周清旭，到兰州大学讲演。周清旭是兰州本地人，文化程度并不高，更不会倪萍式煽情。正如此，他越讲得平平淡淡，学生们哭声越响，因为——真实！此后，许多学生，尤其女生，给前线写信近乎疯狂。我这个“双立功”活动联络人，每次上阵地，战士们特别欢迎，接过我背上的大口袋，全是信！有家信，有后方慰问信，甚至有海外华侨的来信。其中，兰州大学女生写来的求爱信，甚至没有特指目标，前线英雄就行。可见老山对那一代大学生影响之深！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唐)《春望》] 没上过战场的人，永远不懂得一封家书对军人的作用！182团3营9连1班班长、守卫在42号阵地的白安周，在他的两篇日记中，记载了战士们盼望家书的情形： 1986年6月5日 不小心上阵地有8个星期了。8个星期没接过家里一封信，这是什么事？怎么就一点都不关心我？我随时都会死的。爸，妈，你们不是打算不要我了吧？行，你们狠得下心，我白安周也狠得下心。断绝关系，行不？哎！ 6月10日 只要越军不来找麻烦，就特别想家。战士们都一样，闷在沟里，两眼无神。这不行，得教育教育。把大家召集一起，讲了一番保家卫国、教训越军的大道理后，艾建强小子竟然要我读大哥的来信。大哥没文化，信里没写什么，除了报平安，就是要我听领导的话。这样千篇一律的信，大家都差不多。可这个时候却顶得上灵丹妙药。于是我提议：每人读一封家信。大家听了，都叫好。 廖应贵的信引来了战士们的哄抢。他的信刚收到时，大家看过的，可今天听他读，还是乐得很。艾建强抢，张小兵抢，刘三民也抢，廖应贵的手缩了一下，我赶紧说，得了得了，给我给我。艾建强和张小兵眼巴巴地看着廖应贵把信给我，我打开，大声读着。 廖应贵，你在干吗咯？我的天呀，一口四川话，让我这个陕西人读起来，不通。大家都笑，我也笑。笑完后，继续读：村里人都在讲，你将来会立功，当干部，吃国家粮。我很生气，他们就知道你将来的好处，不想想你现在有多危险。听广播里说，有一个人叫李吗咯海(李海欣)，一个人打越南鬼子，最后牺牲了。我好怕，一个人哭，又怕给人家看到，笑我。 读到这里，大家嘻嘻哈哈的表情都没了。李海欣是14军40师119团的战斗英雄，当时是代理排长。他带领15个兵守在老山最前沿的那拉口阵地，十多个小时，击退敌人一个营加一个特务连的进攻，打到最后弹尽人绝，壮烈牺牲，他的阵地没丢，被命名为“李海欣高地”。在大家的沉默中，我还读。 应贵，你在前线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有事，有事就白上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像以前一样待你的。你还记得往学校去的独木桥吗？你人真好，每次过桥，别人都欺负我，只有你总是走我后面，抓了我衣服。你也不管人家笑你，说你耍流氓，我知道你不是耍流氓，你是好心，怕我掉下去。好人一定有好报的，你一定会立功受奖，成为我们村子里的大英雄。 信读不下去了，大家都在哭，我也哭了。 战士们在前线，可以说最盼望的，就是家里人的来信。接到信后，他们恨不能立刻回信。但前沿没有信纸，一线阵地规定不准带纸上去，连报纸都不准带。战士们急中生智，把罐头盒的包装纸小心揭下来，在反面用铅笔写。也有的把烟盒纸拆开，在反面写。有给家里写的，也有给兰州大学学生写的。写好之后，夹上一片老山的树叶，代表战士们对后方青年的一片心意，托军工带下山，给寄出去。 有一名战士叫陈江淮，很爱写诗，每次写给家人的信，都是诗一样的语言。我随181团副团长郑跃龙上阵地与战士过年时，看到他写给母亲的一封春节问候信，读得我热泪盈眶： 当战斗的枪炮声伴随除夕的脚步声一起来到，我送给妈妈一个遥远的来自南国烙着炽热烽火的祝福。我要请这映红了半边天的枪炮流矢，捎去我沉沉的思念，坚强的渴望。 孩儿一年的征战，四季的浴血，每一颗射出去的子弹，都是我对妈妈最诚实的承诺。我若不战斗，妈妈何安宁？战斗之隙，仰望星空，我都会思念妈妈。童年的我是那样顽皮，那样的不体谅妈妈，给妈妈带来的哪怕一丝的烦恼，都是我今天内心难言的愧疚。妈妈，请你再相信一次孩儿，从今往后，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妈妈，孩儿不能在你跟前为你尽孝，给你拜年，只有请妈妈保重！只有妈妈保重了，一切安好，孩儿才能在前线奋勇杀敌，为国立功！ 你的孩子陈江淮 1987年除夕夜于八里河东山上甘岭主峰 （未完待续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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