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我那年，父亲已是三十六岁的人了。待我对父亲印象比较深刻时，父亲已步入中年。我是他们的幺女，尽管我前面已有三个姐姐，父亲对我依然疼爱有加。 那时候的父亲四十多岁时，中等个儿，不胖不瘦，留着平头，圆脸，浓眉大眼，美中不足的是，父亲的鼻梁不太挺，鼻尖一年四季都是红的，但绝不是酒糟鼻。他爱把上身的白衬衣扎在蓝色的裤子里，脚上时常穿着母亲为他做的布鞋，一副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的样子。我对父亲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拉起二胡的样子，那才叫一个帅。 父亲在很偏远的山区教书，三、四个礼拜回来一次。每次翻山越岭地回家，都带回他省吃下来的白面和白馍，白面换成粗粮再背回学校，白馍分给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往返不变的是他肩上背的那把二胡。他难得回家一次，母亲巴望着他多干点农活。可他稍有空闲就拉起他的二胡，为了躲开母亲的唠叨，他就一手拿着二胡，一手牵着我来到村边的山脚下。那儿的核桃树下有一块大石头，父亲就坐在石头上，高翘起二郎腿，山谷就回响起悠扬动听的二胡声，父亲最爱演奏的是《东方红，太阳升》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他演奏地《东方红，太阳升》高亢激昂，《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悠扬舒缓。他演奏时微眯着双眼，头和身子随着节奏左右摇晃，一副如醉如痴的神情。我坐在他的身旁，学着他的样子摇头晃脑的。一曲演奏完毕，父亲睁开眼睛看我还在那儿闭着眼睛摇晃，逗得他摸着我的脑袋哈哈大笑。 大概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有一次，父亲带我到他任教的学校去。这是一所只有三、四十个学生的小学校。一、二、三，三个年级只有父亲一个老师任教。他常常是给一个年级讲课，其他两个年级自习。我坐在教室后面亲眼目睹父亲教学的风趣。他给二年级同学讲形近字“抱”和“泡”的区别时，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把形近字区别清楚。区分不清，往往会酿成大错。假如你的妈妈一大早要到地里干活，给熟睡着的你留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妹妹睡醒后抱着她，别让她哭。结果，你的妹妹睡醒后哭闹不止，你把妹妹泡在水里，不让她哭。等你的妈妈从地里回来，你的妹妹永远也哭不了了。一字之错，闯成大祸。”他给三年级讲标点符号的重要性时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到朋友家去做客，巧逢下雨就多呆了几天。他朋友的妻子不耐烦了。借送饭之机留了一张纸条下逐客令。 这位客人发现纸条上写的那句话没有标点符号，就趁吃饭之机添加了标点符号：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这标点符号加的意思全变了样。女主人收拾碗筷时收回纸条，看着纸条哭笑不得。她本来的意思是：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标点符号不至能改变一句话的意思，甚至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每到课间，早有同学拿出长凳放在教室前的操场上。那群学生把父亲团团围在中心，大有众星捧月之势。优美的二胡声伴着孩子们稚嫩的歌声在操场的上空回荡。 五十多岁面临退休那几年，可能因为脑子里已经有血栓形成的缘故，父亲的手抖得特别厉害，写字时需要使很大的劲压住笔才能写端正。那把陪伴了他多半生的二胡也被压在了箱底。我每次整理衣服翻出二胡时，父亲总忍不住擦拭一番，落寞、惋惜的神情挂在脸上。 六十岁退休以后，只在家呆了半年，父亲又被乡上返聘继续教书。那是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寒冷冬季。我帮父亲背着被褥行李，踏着没膝的积雪 送他前去学校报到，爬到半山腰，抬头是望不到顶的茫茫积雪，低头是看不到底的积雪茫茫。我才知道这是个年轻教师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可我的父亲毫无怨言地向山上攀登。在这鼓鼓囔囔的行装里已没有了那把二胡。望着父亲花白的头发，佝偻的后背，忽然发现父亲已经苍老了，也矮小了许多。可在我心中依然觉得，父亲像这大山一样高大挺拔。 父亲七十岁那年，突发脑溢血使他昏迷了七天七夜，经过输氧抢救，清醒过来的父亲就变成神情木讷、目光呆滞的痴呆老人。每次回老家替他收拾卫生，他就那么神情呆滞地看着我。偶尔翻出二胡，拿到他面前，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已断了弦的二胡。那眼睛里分明已有眼泪溢出，眼泪也就模糊了我的双眼。 卧床三年，父亲最终经不住病痛的折磨去世了。那把二胡和他的衣物也被锁在箱底。 去年，父亲的三周年祭奠结束，弟弟拿出父亲的那把二胡对我说：“扔了它吧？！”我拿着已散了架的二胡，耳边又回响起那余音绕梁的二胡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