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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谋略篇》 现代战争中，侦察兵依然是军队的先行者。他们对敌方地形地貌、设防布阵、武器装备、兵员数量等情况的掌控，决定着整个大部队的成败得失。1985年9月20日，21集团军从全军3个侦察连和2个步兵连抽调骨干，组建成第十侦察大队。他们比兰州军区参加轮战的主力部队提前3个月，开赴云南前线，驻守老山西侧马关县一带。 
我的一位好友刘昌军，是第十侦察大队成员。他们到战区后，经过高强度训练，在1986年1、2月间进行了数次小型侦察、捕俘，效果不错，均无伤亡。3月初，经云南前指批准，他们选择敌1828高地，扩大侦察捕俘成果，任务交给了由62师184团8连为主组建的侦察二连。 此前，侦察二连在连长带领下，进行过15次抵近侦察，基本摸清了敌阵地情况，特别是发现越军阵地前100米有个水井，越军每天都要从阵地出来，到水井边担水；傍晚，三五成群又到水井旁洗澡。针对这个情况，二连制订了一个捕俘(抓舌头)计划。他们决定从阵地前开辟一条秘密通路，直达1828越军防御工事。 二连前出阵地与1828高地之间，是老山战区西侧著名的雷场，被称为“无人区”和“死神地带”，地雷之多，难于想象。越军非常狡猾，他们把地雷做成像卵石、树根等外貌，利用灌木丛生，把绊索伪装在树枝、藤条之中，真假难辨，令人难以突破。 3月5日，二连副指导员孙令辉和大队工兵参谋张云江，带领破障组、警戒组提前潜入这片区域。沿途山高坡陡，长度30米以上、70度以上陡坡有4处，2米以上陡坎9处。中途一段两公里的沟渠，宽60厘米，沟深1米5左右，最窄的地方只能一人侧身通过。有一处叫老虎嘴的位置，左侧紧贴山崖石壁，右侧百米深渊，只能攀登直壁而上，别无他路。 过了老虎嘴，是一片开阔地。刘昌军说：在西北地区沙漠戈壁环境驻防训练时，从没见过那么深的茅草，一人多高，稠密无隙，易于人员隐蔽，却难以开展排雷和土工作业。 开辟通路是一个既危险又缓慢的过程，每次前进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由于草深林密，探雷器用不上，工兵们只能用探雷针，一寸一寸前进。排雷到3号区时，遇到一处陡坡，侦察兵柴怀生向上攀登时，抓了陡坡上一根手腕粗的藤条，谁知狡猾的越军已将藤条从顶部锯断了一半，柴怀生没有发现，当他攀爬到半空中时，藤条断裂，他坠落下来，摔在一颗地雷上，当即壮烈牺牲。 
从3月5日到17日，经过12天艰难排雷，二连终于开辟出一条宽1.5米的小道，进入越方纵深达7公里。 3月16日夜间，侦察二连192人顺利潜入距越军1828高地200米地带。根据预案，他们在一个山坡的坡顶，原我边防部队遗留的工事内设立了临时指挥所；一部分战士则潜入草丛，进入战斗位置。虽是3月，但老山一带白天温度已达30多度，潜伏在草丛中又闷又热；夜间气温又骤然降低，人伏在地上，冻得直打哆嗦。这么难熬的环境里，刘昌军他们不敢有半点大意。 从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都没发现有越军活动，这与往常情况很不同，二连指挥所据此分析，越军可能发现了我们的动静。刘昌军事后说，当时我们如果及时撤回，情况还不会太糟糕。但我们费了那么多天努力，好不容易才摸到越军鼻子底下，真的不甘心就此退回。于是，继续潜伏，原计划不变。 3月18日中午13点37分，7名越军从坑道里出来，向水井方向走来。开始还很难说他们是不是派出来的“诱饵”，故意试探我们。这几个越军非常不自然，走走停停，很是机警，走到一半，便停住张望一番，向回走去。显然，越军嗅到了二连潜伏的动静，派出的人是来诱战的。指挥所立即将情况报告给大队，大队果断决定：捕俘行动取消，改为破袭，以炮火歼灭越军1828阵地之敌。 战斗由此打响，在侦察人员的坐标锁定下，越军1828阵地精准地完全被我炮火覆盖，无一完卵。至此，皆大欢喜，二连组织回撤。谁知，回撤途中，出大事了。 刘昌军当时在临时指挥所里，是最后撤离的4人之一。他亲眼看到，回撤人员刚走出不远，进入那一片开阔地，逐渐消失在深草丛中时，突然，越军的冰雹火箭炮打了过来，“哗哗哗哗”，半边天被映红了。炮弹直接落在回撤战士经过的老虎嘴附近迎面一个坡上，由于正值开春，新草还没发芽，漫山遍野的过冬干茅草，被炮弹一炸，哗的一声，浓烟烈火冲天而起，火舌四处飞舞，瞬间就把山谷、山头都烧红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来正在刮的南风，突然转为了北风，风助火势，滚卷着燃烧向我国境内扑来。一眨眼工夫，周边山坡都烧了起来，半边天红了，身在草丛中的回撤战士们，被大火团团包围。 指挥所的干部们都要冲下山去，想去营救被大火包围的侦察兵们。刘昌军也要去，曹昌俊副大队长回身对他喊：你别去了，就在这里留守！28年后，刘昌军感叹道：曹昌俊副大队长这句话，留我一条命。 大火借助风势，四处肆虐。越军在草丛中布设的大量地雷，也被烈火纷纷引爆。干柴烈火燃烧的噼噼啪啪声，北风的呼啸声，地雷的爆炸声，吞噬着被烈火灼烤的战士们，震颤整个山谷。 此时，任何营救都已成为徒劳。原本被安排担任回撤警戒任务的战士，以及后方赶来救援的战士，共40余人，从两个方向冲进了火海，基本都陷入其中。火势太大了，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全都燃起数十米高的熊熊烈焰。望着眼前的一切，刘昌军心如刀绞。烈焰烧烤的暴热空气，随风向他扑来，他站在火场的最高处，眼睁睁地接受着这场视觉、心灵和肉体的多重摧残。 在大火中挣扎着，二连袁辉连长忽然想起开辟通路时，曾见到山沟旁有一个丈余深、五六尺宽的山洞。于是，他果断聚集部分干部战士跑向那个山洞。在距离山洞约15米处，是越军埋设的地雷场，但此时没人顾得上了。袁连长和排长李忠国并肩带头趟过雷区，居然侥幸通过，那些地雷过火时已基本上被引爆过了，后面的战士一拥而入。袁连长站洞口指挥，一个一个人往里塞。洞太小，哪里容得下那么多人，大家相互垒着摞起来，最后居然全部挤入洞中。 
钻进洞里，避开了大火，但烈火也耗尽了周边的氧气，洞内人员又严重拥挤，氧气严重不足，大家产生了窒息感。有人忍耐不住，表示宁愿被火烧死，也要冲出去。袁辉连长掏出手枪，坚守在洞口，绝不让一个人返回危险之中。这样，大家一直熬到大火慢慢烧为灰烬，才被我方人员救回。 这场大火，共造成我20名侦察人员光荣牺牲。据刘昌军说：如果没有那个山洞，牺牲的人还不止这个数量。火太大了，此后他再没见过那么大一场火，一场无边无际的山火，方圆数十平方公里，几十米高的火焰，烧了两天才逐渐熄灭。 这是我们兰州军区轮战部队经历的第一场有规模的作战。客观地说，是一个英雄群体、一场血的教训。消息传到61师机关，大家心情都很沉痛。“3·18战斗”也成为我师汲取兄弟部队教训，慎重接战的基础。师首长们决定：在部队正式接防前，多吸取邻军、友军经验教训，使我们以少流血、少牺牲，换取更大的战斗成果。 1986年4月，61师率领所属三个步兵团，离开了文山州砚山县，分批向麻栗坡战区集结开进，陆续接收了八里河东山全线13公里的防御阵地。此前，我曾经担任过指导员、副师长赵文泷担任队长、王学义担任副队长的“师作战尖子兵集训队”骨干们，已提前一个星期，随他们原编制的班、排、连，进入了阵地，与67军战友一道，开始了猫耳洞生活。 越军是老兵油子，与美军打了几十年仗，几乎成了精。他们似乎早已摸清我军轮战换防规律，也不知是根据经验估算出来的，还是他们特工侦察出来的，或是我方走漏了消息，新一轮部队一上阵地，他们立刻频繁发起进攻，彻夜枪炮声不断、偷袭不止，欺负新上来的部队立足未稳。 老山战区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地点，从来不落越军炮弹，那就是八里河东山山下的一个小村庄。据说村子里曾有一个女子嫁到了越南，做了越军旅长太太。旅长格外心疼岳母、岳丈，于是，媳妇娘家全村人都得到关照，免受了炮火袭击。我师部队接防必经过这个村庄。周旭阳他们分析：说不定就是这个村子，因与越方沾亲带故，有人暗送了情报。这当然无法证实。 出于对人民的信任，我军在境内行动一般都很公开。轮战换防前后，车队、兵员大量进进出出，不用专业特工，路边过客都看得懂。与我们对垒的越方显然深谙此道。他们抓住每期新接防部队尚缺乏实战经验的空隙，频繁袭扰，造成我们的心理压力和无谓牺牲。为此，我们与友军阵地换防的时间和行进路线绝对保密。 换防那天，天地漆黑一片。装满士兵的一辆辆汽车，披严了伪装网，一律关闭大灯，简直两眼一抹黑。沿途，一侧是山，另一侧是深沟，翻下去就车毁人亡。战士们自己想出了点子：由一名士兵撑起一面白床单在前方引导，司机睁大眼睛，跟着白床单缓缓前行。 师、团所有能下部队去的干部，都到了一线。一是模范带头，这是我军历来的光荣传统；二是运用经验，毕竟有一批参加过1979年反击战的骨干，有实战经验，对部队是一种无形的安慰；三是稳定部队，像我，进过西安陆军学院，亲身带领过尖子兵集训，经历过近似实战的强化训练，能应急处理情况，牢牢稳住部队情绪。 我师顺利接防了阵地。 师长刘登云一再强调：“部队上去，一定要守住前30天，稳定一个月。部队刚上去，能不打则不打。等战士们适应了南疆战场的气候特点和越军作战方式后，再寻机歼敌。” 
于是，全师进入了战时适应期。 181团3营教导员梁仪坚，甘肃酒泉人，大个子，红脸膛，与我同年入伍，过去同在师组织科当干事，相互比较了解。他带部队守在06号阵地。我去看他，在营部工事里坐下，刚要吃午饭，——“轰轰轰”！一声沉闷的炮响起来。梁仪坚扔下筷子，一脸警觉走到电话机旁，给前沿连队摇电话。 “你们那里发生什么情况？”前沿阵地报告情况后，梁仪坚命令道：“马上组织一个排上去看看。”放下电话，梁仪坚脸色沉重，皱着眉，一声不吭。饭没法吃了，我使个眼色，让通信员把碗筷收掉。 “前面发生什么事？”我问梁仪坚。 “部队正在吃饭，越军一发冷炮，打中了友军设在我们防区的一个炮班，可能伤了几个人。”梁仪坚答道。 我们一同前去察看。友军炮班9个人，明显违反战场纪律规定：一是不戴钢盔，二是扎堆在猫耳洞外吃饭。当时，我们的战士都窝在猫耳洞里吃饭，又挤又闷热，谁也没出来；而且个个戴着钢盔，虽然不舒服，但没谁摘掉。他们倒好，在洞外一片空场上围成一圈吃饭，没一个人戴钢盔。结果被越军发现了，一发炮弹打来，还挺准，几乎落在他们一圈人中间。 两名战士被炮弹击中头部，牺牲了。其中一名小个子战士，只穿了一条短裤，外表看不出伤，但把他的头转过来，拨开浓密的头发，有一个鸡蛋大的洞，深有一指，颅内脑浆已流光了，只剩一个空脑壳。另一名战士是个大个子，一脸络腮胡子，是班长，当时还剩口气。他被平放在担架上，头上缠着三角巾，自己还在不停地用手缠绕那块三角巾，好像在自救。我走近看，他头上血流如注，喷涌而出，根本堵不住，鲜血染红了他的双手和上衣。这场景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我赶紧叫来三营军医万继喜，问道：“给他打个强心针吧？” 万继喜是个老军医，素来沉着冷静，经验丰富。他悄悄扯了扯我的手说：“你看——”他双手解开伤员的三角巾，掀起底层棉纱，棉纱上沾着白白的脑浆。他惋惜地说：“已经，不行了。” 我又问道：“那他，怎么自己还能包头呢？” 万军医叹口气说：“唉，生命本能啊。” 9个人的炮班，牺牲了2个，伤了4个。大家都忙着救人，3营指挥所前空地挤满了人，这更是战场的忌讳。梁仪坚一声喝令：“散开！赶快疏散抢救！通知团前指、卫生所的救护车马上过来！”军医万继喜再次把每个伤员的伤势确认了一遍，安排了先后顺序，接着给轻伤的战士作应急处理。 团卫生队两辆打着红十字旗的解放牌卡车，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卷着一股烟尘，疾驰而来。军医万继喜组织大家按顺序把伤员抬上车，现场有点忙乱。我看到其中一个伤员，右半脸包着两个急救三角巾，还渗着血，衣服上也是血，很扎眼，忙拉住他说：“你别跑了，伤不轻呢，赶快上车！”他说：“不要紧，先救他们！”车满了，上不去。我看到他抓着汽车车门，站在踏板上，跟车而去。 万继喜军医给剩下的3名轻伤员做手术，就在空场地上。伤员们光着背站在那里，万军医用手术刀和镊子，从他们背上、肩膀上，还有一个屁股上，取出密密麻麻的碎弹片。3名年轻的战士，虽然疼得龇牙咧嘴，但仍咬着牙坚持。 紧张的抢救过程只有十几分钟，阵地又归于平静，热血喷涌的场面瞬间消失了。——这就是战场，残酷的战争，就这么实打实的，在我们眼前展开了。 不一会儿，一辆救护车返回来。我赶忙跑上前去，关切地询问那个大个子战士怎么样了？随车回来的战士告诉我：“他在路上还没到团卫生所就牺牲了。”我一时沉默无语。愣怔片刻，忽然迎面又看到那个刚才半脸包着两块三角巾的战士，他已卸去三角巾，血迹依然。我很好奇，看样子伤得不轻怎么又回来了？他好像也猜出了我的疑问，不好意思地说：“没事，我没伤着。”后来听人说，他是炮班副班长，炮弹爆炸后，大个子班长重伤倒下，他带领全班奋力抢救伤员。忙乱中沾得满脸满身都是血，手一抹汗，鲜血抹得满脸，自己毫无所知。别人看到了，慌乱中就喊：“副班长，你脸受伤了！”赶紧就胡乱给他包扎起来。大概是精神作用，他也顿时感觉到疼痛，哎呦呦，喊了几声，其实这是战场综合征的反应。三角巾包了两条，他被当成重伤员了。但他很幸运，我由衷祝福他！然而，作为违反战场纪律，他和全班都无可谅解，否则不会发生这场悲剧。 
在前沿，靠得近的阵地都有坑道、战壕相连。每当天快黑时，各个阵地就要封闭战壕：拉上带刺的铁丝网，埋上电发火的地雷、炸药包，或摆上长距离拉线的手榴弹等。夜间遇越军偷袭，就分段控制这些爆炸物，杀伤敌人；天一亮，再各自拆除。越军有时也很贼，会将计就计——夜里偷偷摸过来，见我阵地防御严密，就在我们封闭的战壕边埋个地雷或手雷。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战士如果没发现，往往会触雷负伤或牺牲。 181团3营指挥所设在一个半地下工事里，清晨一觉醒来，从洞口望去，太阳透过薄云，喷射满天彩霞，这是老山一天中最美好、最安宁的时刻。越军进攻和骚扰一般都在夜间，天一亮他们就累了，缩回去睡觉。我们的战士们也忙碌了一夜，轮流去休息。 享受着难得的清闲时光，我打算到其它阵地看看，了解一下昨夜情况。还没攀到指挥所顶部，就听到一声猛喝：“站住！不准往前走！” ——谁这么凶？我一愣，上阵地以来还没人对我这么嚷嚷过。回头一看，是营部一个干部，他疾步奔过来，一看是我，忙解释道：“王干事，前边不能随便走了，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到地雷上！” 我将信将疑。午饭时，梁仪坚对我说：“你别见怪。前几天师后勤部长朱永胜来我们阵地，差半脚就踩上地雷。” 我一听，更加好奇，追问他是咋回事？他告诉我： “那天，陪着师后勤部朱永胜部长来的，有一名工兵战士，代他踩上了地雷，一只脚被炸断，小腿肚子上一大块肌肉，耷拉在脚上。他是工兵，有经验，愣没倒下。如果倒下去，草丛里还有雷，肯定跟着爆炸，不但他活不了，还得把跟在身后的朱部长也炸了。他坚持不倒下，单脚蹦到安全地带，嘴里还不停地用陕西话嘟囔：“我倒霉，算我倒霉！” 听他一讲，我不禁出了一身汗。心中暗忖：好险，幸亏被那“凶狠”的干部给叫住，不然，再一个倒霉的，岂不就是我了？ 八里河东山自1984年战火燃起，到今天已经两年多。阵地前数十米内的植被，早给打成光秃秃的石头地。百米开外，便是茂密的灌木杂草。为阻止越军偷袭，草丛中遍埋了地雷。老山用的地雷远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电影《地雷战》里地雷个儿都很大，很重，要挖坑埋下去。现代地雷则大的拳头一般，小的仅如乒乓球，并涂有伪装色，与老山的草木植被浑然一体，很难被发现。雷型大多数为触发雷，3公斤压力就炸；也有绊线雷，一根线牵着，微微一碰就炸。 地雷布局采取分片拉网和机动围捕，不仅设于谷口和要塞，阵地前沿更是数不胜数。几番轮战，从14军，到1军，到67军，再到我们，已经说不清是谁埋的了。地雷层层叠加，大雨过后便冲得到处都是，根本无法准确记载布雷位置。老山战区的沟沟坎坎里，雷多得不计其数。我亲眼所见，布雷时，战士们直接提着满编织袋的雷，往阵地前的坡下倒。地雷，防了敌人，也害了我们自己，更留下无穷后患。地雷伤了我们多少条腿，无法统计。 181团特务连5班长苗荃竑，曾经目睹过多起。战后，他对这段痛苦经历作了记录—— 一天，(181团侦察连)副连长雷福元(原广州军区某部侦察班长，曾参加过1979年对越反击战)带回了郑月龙副团长指示，要求我们侦察排以班为单位，进入一线阵地，熟悉各阵地线及阵地上的各级指挥员，同时在我方前沿设伏。通过一段时间的设伏和观察，并没发现越军特工人员对我方阵地攻击和袭扰。 5月，郑月龙副团长与雷福元副连长，制定了一个代号为“猎豹行动”的侦察方案，侦察排抽调我们3名侦察班长，4班长王喜奎、5班长苗荃竑、6班长梁喜财等9名战斗骨干，在工兵和通信兵配合下，由雷福元副连长带领，组织猎豹行动分队进入敌我间隙地带，了解敌方活动痕迹，接近敌人主阵地，观察掌握敌人表面阵地的火力配置、人员装备及活动规律。 
经过一个阶段精心策划和反复演练，5月中旬，我们从3营防御阵地前，沿雷区炸开一条不足一米宽的通道，秘密进入敌我双方间隙地带。敌我双方直线距离约1500米，我们选择的这条路线上，长满一米多高的红草，红草像我们北方的芦苇，但比芦苇细。红草丛中据说毒蛇、蜈蚣、蚂蝗等毒虫很多，我们每个人都随身带有舍德胜蛇药，身上也涂抹了防蚊虫的药水，匍匐着向越军阵地靠近。在高度紧张下，毒虫的威胁早忘到九霄云外。汗水浸透了衣服，流进了眼睛，我们都感觉不到。不知道爬了多长时间，一道铁丝网拦住了我们去路。往上一看，原来已到越军阵地前沿。剪开铁丝网，很快发现有零零散散的地雷。越军前沿只在便于单兵隐蔽的位置布设了地雷，不像我们前沿那样到处密布。地雷的品种五花八门，其中一种木壳地雷，外面一看，一只小小的棺材，里面有一根TNT炸药和爆炸装置，木盖是半合着，如果脚踩上木盖与小棺材合拢，地雷就会爆炸。雷福元副连长不愧为老侦察兵，很熟悉越军前沿的布局，领着我们很快潜入了越军阵地的外围壕沟，距离越军主阵地不足百米。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越军阵地表面工事不多，主要是运用了天然溶洞屯兵，在巨石缝隙间设火力点，隐隐约约能听见越军的说话声，却看不到一个人。 第一次接近敌人主阵地，我们没敢长时间停留，很快撤回我方阵地。得知我们成功抵近越军阵地，师、团首长很是高兴，郑月龙副团长当晚决定第二天与我们同行，再次抵近敌人阵地进行侦察。第二天天蒙蒙亮，郑月龙副团长随我们侦察分队顺利越过我方前沿阵地，这时我和6班班长梁喜财作为尖刀小组，走在最前面。忽然，在中间指挥员位置的雷福元副连长叫我到后面的掩护组负责保护郑月龙副团长的安全，我刚转身走出两步，身后一声巨响，一股气浪差点将我掀翻。转身一看，配属我们的工兵战士朱守山就在我刚才站立的位置附近单腿站立，双手抱着另一条腿，这一条腿的小腿已经不见，白森森的小腿骨裸露着，皮肉翻卷到膝盖部位。朱守山大张着嘴瞪着眼，盯着自己的伤腿。梁喜财赶紧从身后抱住他，我迅速扑上去双手捏住他膝盖上端。鲜血冒着泡不断涌出，我急忙抽出腰间的止血带，平日里训练我只需零点几秒就可以扎好止血带，此时翻卷的血肉使我双手打颤，竟然用了几乎一分钟才将止血带扎好。包扎好伤口后，我们迅速回撤。郑月龙副团长用电报告知我方阵地上的军医赶来急救，朱守山这时已回过神来，看着断腿不断哭嚎，我们看在眼里无不唏嘘。 第三次，我们再次秘密潜入越军阵地，对越军阵地实施拍照、摄像、测绘。这次潜入，我们秘密潜伏了三天三夜，对越军的活动规律进行了详细观察，并得出结论：越军除炮火袭扰之外，很少主动派出特工人员对我军阵地进行主动袭扰和攻击。 团首长在我们的情报支持下调整各阵地防御方案，将一线人员后押，前出阵地只留下很少的用于观察和警戒的人员。这样一来，各阵地伤亡人数大大减少。 7月份，我们团决定组织3营在年底之前对我当面之敌，即小清山进行一次营级规模的拔点行动。我侦察排受领任务后，负责为拔点部队提前开辟通道，并不断对敌进行抵近侦察，密切掌握敌人动向。其中开辟通道分为上下两条线：上线由郑月龙副团长指挥，雷福元副连长带侦察4班、6班具体实施，主要配合9连行动；下线由袁光荣参谋长指挥，我带侦察5班负责实施，主要配合打穿插任务的7连行动。在此期间，西安陆军学院来了一批侦察兵学员上阵地实习，其中有一个姓严的见习排长，是陕西蒲城人，和我拉上了老乡关系，要我建议连队，同意他随我们班行动。我痛快地答应了，向雷福元副连长提出后，把他安排在我们5班。 不断地执行侦察任务，我们也逐渐总结出一些作战经验。最危险的就是我方前沿的地雷，在间隙地带与敌遭遇(这种几率很小)和敌人的炮火覆盖，再就是抵近敌人阵地时被敌人发现。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会遭遇越军炮火覆盖。更重要的是，会暴露我方企图。所以在执行任务中，总是极度小心地在丛林中匍匐前进，每个人都滚得像泥人一样，宁可慢也要避免踩到地雷或被敌人发现，虽然很辛苦，但胆子越来越大，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往来于敌我阵地之间。 
8月底的一天，我率领侦察分队沿盘龙江东侧抵近越军阵地侧翼。天色已晚，我向袁参谋长报告，我们已顺利接近敌人阵地侧翼，袁参谋长命令我们今天到此为止，抓紧返回，同时让我观察好下一次接近敌人阵地的线路。我命令实习生严排长带领其他同志原地掩护，我带侦察兵王金虎爬到附近的一个小高地，用望眼镜对敌人阵地侧翼前沿的地形地貌进行观察，发现距我约500米左右的敌侧翼有一个溶洞口外，有十多名越军围坐在一起聊天，有的还捧着竹筒水烟。敌主阵地表面比较平静，我正在考虑选择哪一条线路在下一次接近敌人阵地时，突然，轰地一声闷响，似乎还夹杂着一声人的叫声，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我毛骨悚然，全身发冷。首先，我判断是不是被越军发现了？一旁的王金虎端起冲锋枪四处张望，我急忙将背后的背囊拉到胸前，拿出手雷，端起冲锋枪。很快，四周又趋于平静，我再用望眼镜看远处的越军，仍然围坐在一起，没有动静。这时，一名战士从远处跑了过来，并急急忙忙压低嗓门向我喊道：“严排长负伤了。” 一听是此情况，我就判断严排长触雷。命令王金虎继续观察越军动静，我随战士跑回出发地，发现严排长躺在一名战士怀里，右脚脚面被炸裂，左眼皮被弹片划开，左眼珠子挂在脸上。我扑过去首先一手将他的眼珠捂进眼眶，撕开急救包替他包扎。炸裂的脚居然没有流血，我用匕首割开他的胶鞋，这时他才疼得要叫出声来。我命令战士急忙用急救包塞进他的嘴里，在替他包扎好脚之后，又命令战士抬着他返回，并向袁参谋长报告。袁参谋长马上安排一个排的步兵接应我们。我带着还在观察敌人阵地的王金虎掩护大家回撤，心情极度复杂，本来见习学员是我们执行任务过程中的重点保护对象，每次执行任务都在最后的掩护组，没曾想这都会炸伤他。端着冲锋枪，望着越军阵地，真希望越军能追上来和他们干一仗。 严排长负伤走了，但我们的任务仍要继续下去。直至年底，我们上下两条进攻通道已全部打通，对当面敌人的活动规律和火力配置也已了如指掌。1987年元旦，团首长组织3营及配属军工，所有参战部队班以上指挥员，从上下两条线对越军阵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抵近观察，主要目的是让进攻部队的指挥员熟悉通道，了解敌人表面阵地的基本情况。 上午出发时，雷福元副连长带领的上线分队刚刚走出我方前沿，侦察4班战士贺建军踩上地雷，被炸掉一条腿。贺建军是侦察排唯一一个独生子，原本一直考虑停止让他参加执行任务，他却表示参加完这次任务之后，他就休息，却没想最后一次任务让他成为残废。 我所负责的下线分队一路进展非常顺利，在下午返回我方前沿时，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名军工班长不知何故走到了一个小岔路口，踩响了地雷，另一名班长在躲闪时又踩到了一颗地雷，接连两声爆炸，两名步兵战友失去两条腿，我竟然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负伤时惊恐的表情我依然历历在目。 地雷在一线阵地杀伤巨大，除死亡外，更多的是伤残。被防步兵雷炸伤腿，也是曾理在师医院碰到最多的战伤。触雷后，小腿基本炸掉，膝盖以下被一块皮吊着。如果能尽快送下阵地，在师医院又能及时锯掉炸伤的小腿，作相应医学处理，并完整保存住膝盖，这样，将来装上假肢，还能正常走路。但当时师医院设备简陋，往往只能作简单处理，将膝盖以下部位锯掉，再送往后方昆明医院。沿途山路崎岖、沟壑纵横、道路狭窄，难免延误，造成伤口发炎。到昆明总医院后，大多需要二次锯腿。于是，膝盖不保，一条腿基本报废。 每次与医生拉锯，曾理都阵阵心寒。一个没腿的人，继续活在这人海纷争的世上，多么艰难啊！20年后，太多的轮战伤残军人，终至陷入困境，不得已上访维权，却被有关部门划成“维稳对象”，遭受拘留、羁押、侮辱、迫害。天理何在？曾理感慨万千，痛心疾首。 我亲眼见过一名西安陆军学院来实习的见习排长，叫吴海斌，分在43号阵地，虽然一再给他讲了地雷的恐怖，他还是不够小心。一次整修工事，要到阵地前面树林里砍树。为防触雷，战士们想出个办法，在经过的路上铺一棵树，人只能小心翼翼在木板上走。木板有如独木桥，桥下即是地雷阵。吴海斌抓长把斧子踩在横倒的树上，不知是紧张还是大意，身子向一边微微侧了一下，他下意识用斧子往地上拄去，恰好拄在一颗地雷上。地雷爆炸，冲击波把他的左脚掌与脚后跟炸翻了个。我刚好在场，百思不解。 赶来的军医告诉我：“只是断了骨头，没炸掉，脚被180度扭过去了。可惜呀，如果送到师医院，难免还是只能锯掉。” 我忙问道：“有啥办法可以保住他这只脚？他还是个学员！” “除非用直升飞机直接送昆明总医院。”军医说。 我跑到营部抓起电话，通过四道总机接通了副师长赵文泷，向他说明了吴海斌的伤势。赵文泷二话没说，调了直升飞机,战友轮流背着、抬着吴海斌，又换救护车，一直把他送到师医院，由于抢救及时，吴海斌的脚终于被抢救了过来。 
30年后的今天，2015年11月我听到一个消息：吴海斌来西安了！我急切地想知道30年后吴海斌的健康状况如何。于是要来了电话号码，拨通后他十分高兴，说：当年他被战友们送下阵地后，先送到师野战医疗所，直接进了手术室。正当腿上消毒后要做截肢锯腿手术时，赵文泷副师长匆匆赶到，命令停止手术并派车送吴海斌上了直升飞机。30年来他知道负伤后有人在帮他，但不知是怎么回事。战后脚虽然保住了，但仍有许多后遗症，睡不好觉，所以不到50岁就病退了。 吴海斌是八里河东山阵地的幸运儿，在战区获此幸运的人并不多。另一个幸运儿是老山那拉阵地的徐良，同一架直升机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和肢体，他们因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享此殊荣。 战后我常想：如果我军也有美军那么多架黑鹰直升机，随时保障步兵，该有多少生命得以延续，肢体得以保全啊！ 老山地雷场后患延续至今。1989年中越停战后，我军调集专业部队，排雷6年，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经济代价。2013年，排雷的艰难过程，被拍摄成32集电视连续剧《战雷》播映。但在八里河东山等村庄，一些触雷致死、致残的村民，至今仍在申诉维权。 
1986年4月，我师开始接防阵地。白安周所在的182团3营9连1班，接防了八里河东山42号阵地。他以班长身份从4月11日开始战地见习，从那天起他每天写日记，看看他刚接阵地的记载吧： 4月11日 晚上20点从盘龙江(文山州)出发，0点到麻栗坡县，第二天凌晨2点到达阵地所在山峰——八里河东山山脚下。一直爬山，5点，天蒙蒙亮，登上主峰，7点到达42号阵地。 趁着还有点光亮，对42号阵地作了大概观察。环状，以壕沟相连，向着越军方向布有三个哨位，每个哨位相距7到8米。战场就是战场，能闻到硝烟的味，呛人。还有，到处光秃秃的，给炸弹炸的。 友军班长怕我到处走，拉我进猫耳洞里，告诫我：千万别乱走，到处地雷。我还纳闷，地雷怎么乱埋呢？后来他一说，我才明白。 经过14军、1军、67军，各部队轮着上，晚上为了防止偷袭，包括越军自己，天天埋雷，到处埋雷。现在老山到底有多少地雷，只有天知道了！为了不炸到自己，只能尽量小心。 4月12日 上午，友军班长向我介绍了越军进攻和偷袭的特点，并特意告诉我，对面越军的番号和藏兵洞位置，以及可以对我们进行观瞄的位置，我一一作了记录。 下午，我伏在沙包上拿望远镜观测，看清了对面越军55号阵地，这是我们给他们编的一个代号，便于我方确认。中间一条深沟，我42号阵地与越军55号阵地，直线距离不过1000米，要想过去，得下到沟里，再爬上一段陡坡，走好长一段距离。 想想自己以后要在老越的鼻子底下活着，有疙瘩。 4月13日 42号阵地是个环状阵地，突出部分面对越军55号阵地，两侧后面在山石的遮蔽下，越军较难发现。以后带战士上来，一定要注意这点，不要轻易在阵地正面活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4月14日 友军班长建议，我作为将要带兵防守42号阵地的班长，不但要了解42号阵地，还应了解相邻区域的其他战友防守的阵地。这个建议很好，万一上来后发生剧烈战斗，对自己一方的进退据守可以很清楚，免得乱了方寸。 从42号阵地出去，不管往哪个阵地去，都得缩在交通壕里，不能冒出身子。从3天情况来看，越军进攻不是很频繁，但打炮很猛、很准，主要是对方越军有人窝在阵地观瞄孔里，用望远镜在看我们。一有人冒出头，他们就招呼炮。防炮比防枪还严重。 4月15日 上午去了34号阵地，领了油、盐、米等，下午酣睡一觉。晚上和友军班长商量，是不是要将工事加固？友军班长虽然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撤防了，但还是很热心地帮我拿方案，并建议我要根据阵地不同部位受敌火力的特点，用不同的材料。 也没有什么不同材料，都是编织袋里装土往上垒，堆成一道墙一样，就是工事了。还有就是挖堑壕，要挖很深，最少两米，上面窄下面宽，每隔3到4米预留一个射击位，垫上土，人踩在上面就可以朝外面打枪。 猫耳洞有要求，波纹钢上必须盖沙袋，4层以上。沙袋里都是土，炮打在上面可以减震。 4月15日 - 21日 饿。给养上不来。 友军分成两拨撤出阵地，第一拨人15日下去了。他们一走，人家就不上给养了。我们的给养还没跟上，战地断了粮。从15日开始，我们几乎就没吃的了，这就是没衔接上。我猜想，在自己部队没上来前，肯定还得饿一段时间。 17日，我只吃了一小碗稀饭、半块压缩饼干。 18日，饿。晚上值哨的时候，因为饿，我摸阵地前面的草，感觉嫩的，就摘了往口里咬。香，嫩，嚼在口里有涩味，但好吃。两个小时哨，嚼了两个小时的草。 阵地上有4桶压缩饼干，友军班长告诉我，那是战备粮，绝对不准动。说是万一被越军包围了，用于救命的粮。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动战备粮。我和友军同志一道，经受着饥饿之苦。 王常兴也是4月11日上的阵地，他在41号，与白安周42号相邻。除经受与白安周同样的饥饿外，还一个人打了一仗。 
当晚，友军都进洞睡觉了，他一个人在外面站岗。战场第一晚，头一次在战争环境下站夜哨，确实很紧张。他壮了胆子，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不能给兰州军区丢脸。因此，他主动要求友军进洞休息。他睁大双眼，眨都不敢眨，紧盯山下，生怕错过一丁点动静。那晚，好像老天故意考验他，忽然电闪雷鸣，惊心动魄。借着闪电，他发现了情况。一道刺眼的电光，照亮了41号阵地下面的山沟。他隐隐约约发现，有人影在动。他用力揉揉眼睛，生怕看错了，那就出洋相了，被人说自己胆小是小事，给兰州军区丢脸是大事。 又一道闪电划过，这一次，他看得清清楚楚，果然有人！他们匍匐在地，正往山上爬来。他急忙跑进洞里，推醒酣睡的友军班长： “不好，有情况，越军摸上来了！” 或许是太累了，或许是仗打疲沓了，友军班长迷迷糊糊回答他：“不可能。不会的。你看错了。” 听到此言，王常兴不自信了，毕竟友军已经打了一年，太有经验了。自己刚上阵地就碰到敌人来袭，哪有那么巧？他跑回哨位，再次揉揉眼睛，仔细观察。 哗——哗——，一道道连续的雷电光茫，刺亮了山下的沟沟壑壑。这次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五六个越军，戴着白色宽檐帽子，已经爬到半山，再有几十米，就到跟前了。敌人距离已经太近，王常兴决定不再去报告。他把手榴弹箱都打开，拧开手榴弹盖；为防止越军发现仅有一个人，他沿堑壕把手榴弹一线排开，然后抓起一颗，扯掉引信，瞅准方位，向刚刚看到敌人的地方甩过去。他甩一颗跑几步，换个位置再甩一颗，一口气连甩了12颗手榴弹。接着，他端起冲锋枪，一边在堑壕里移动，一边往山下射击，不让越军判断出他的位置。听到爆响和枪声，洞内休息的友军都跑了出来，在各自哨位上都看到了敌人，于是忙着投入战斗。打了20多分钟，越军才撤回去。 一线阵地换防，持续了大约一星期。有趣的是：哪个阵地换防，哪个阵地就有仗打。其中有两场战斗打得特别激烈，记载在师部《火线报》上。 4月24日，白安周所带的182团3营9连3排7班全部上到阵地。晚上20点样子，天黑下来没多久，就有越军摸了上来。战场上，夜间基本都靠耳朵，一丁点动静你都得听出来。战士艾建强将白安周拉到1号哨位，说好像有人。白安周仔细一听，果然是。那动静与野兽出没不同，野兽发出动静一般是觅食，时大时小，无所顾忌，非常随意。而这个声响时有时无，响动稍大一点就马上停止，似乎十分警觉。白安周听了一会，未能确认，就从猫耳洞里找来“传、帮、带”的友军班长，帮助判断。他们一起来到1号哨位静听，不一会，友军班长点点头，在白安周耳边说：“是人的动静。肯定是老越来了。” 白安周二话不说，抡起一颗手榴弹，朝山下甩去。借着手榴弹空爆的闪亮，果然看见了越军，大约一个班规模，正往山上摸来。白安周招呼全班战士，在堑壕里一字排开，一人一颗手榴弹，听他命令，一起扯弦，再一声命令，手榴弹一齐甩出去。这样连续甩了四轮手榴弹，不下50颗。紧跟着，我军的炮来了，按照白安周标定的方位，猛轰了一阵，半个小时，把越军打跑了。 
不想，当夜23点，越军又来了；凌晨1点，越军再次来过；那个晚上，连续偷袭3次，每次都不恋战。白安周感觉敌人是在试探我方反应，敌方火力集中对我1号哨位。越军此种战术其实很蠢，达不到袭扰、震慑目的，反而帮我们练了兵。经历了这一夜战斗，大家士气倍增，破除了惶恐心理。第二天全天静谧。 第三天，4月26日，越军来了狠的。白安周过后回顾，那天晚上的进攻，大概相当于我们后来的“10·19”作战规模，是一次连级持续进攻。重点是182团41号和42号阵地。这两处阵地位置前出，42号左侧是断壁悬崖，1000米距离内无我方阵地拱卫；右侧是一山谷，100米外是一处突起的山头，为41号阵地。越军猛攻这两个阵地，显然认为这两处相对孤立，左右无援。 20点，发现敌情。42号阵地我方有一台德国进口夜视仪，是上一家轮战部队138师移交给我们的，还监督我们当场宣了誓：人在阵地在，人在仪器在！从夜视仪中，白安周看到越军一人接一人，匍匐在地上爬行，他们爬得很慢，几乎没有声息。夜视仪中清晰可见一条条灰色人影，爬进树丛中便不见了，不一会儿，又从树从中钻出来。白安周根据观测判断：爬过来的越军，约一个排规模。他赶紧打电话报告连里，副连长黄朝耀赶过来，看了看情况，让白安周多加小心。 越军爬到山下，到达他们所谓的预出阵地，始终以为我们没发现，他们一个个趴着不动，然后开始炮火准备。越军炮一响，白安周领着大家进洞。等敌人炮火一停，12个战士奔出猫耳洞，伏在堑壕壁边，拧开手榴弹盖，等待白安周命令。白安周向各战斗小组长打过招呼，越军不到跟前不许打。有了24日夜战经验，大家不再慌张，等了一阵，越军距我阵地约50米开外时，白安周喊了一声： “拉——！”包括白安周在内12个兵，各攥一颗手榴弹，齐齐扯掉弹弦，停顿约一两秒钟后，白安周再喊一声：“投——！” 12颗手榴弹同时甩出。每轮投弹12颗，与24日晚相同；不同的是，白安周在拉弦命令后，停顿一两秒。手榴弹拉弦到爆炸标称时间为3.7秒，12个人同时推迟投出，是有风险的。但是，被延时投出的手榴弹，会在空中爆炸，称为空爆，与地爆一起可形成上下交错的弹幕，弹片从各种角度同时迸射，杀伤力非常惊人。 从21点打响，断断续续，越军进攻了五波，几乎打了一夜，双方都红了眼。到后来，可以看到越军嘶叫着发起自杀式冲锋。我们的冲锋枪、轻重机枪，喷吐火舌，一片片横扫。越军每次冲到半山腰，就被打回去，之后再次冲锋，我们再横扫，五次三番，惊心动魄。 
友军那个班长在洞里待不住了，跑出来看到白安周他们这么打，拉他到一边小声说：“白班长，你们这么打，把老越杀红了眼，他们死的人越多，报复得越猛。” 白安周边推他进洞，边回道：“兄弟，你别管。这是我们61师的战斗，你去歇着！”友军班长只得返回洞中。 后来有一次，越军突破了前沿开阔地，越冲越近。团里紧急命令战士们退回洞中。白安周一声令下，大家迅速撤出表面阵地，缩进猫耳洞。越军叫喊着扑了上来。这时，我军炮火铺天盖地砸在他们身上。按照预先标定，182团炮连用迫击炮弹密集覆盖了42号阵地。 好在只是60迫击炮，如果是大口径炮，躲在猫耳洞里的白安周他们，难免会被震得昏死过去。每当回想起那一夜的战斗，他都心有余悸。对42号表面阵地的炮击持续了15分钟，越军最危险的一次进攻终于被打了下去。白安周带领初上阵地的11名战士，成功顶住了越军一个连级规模持续5小时的进攻，没有牺牲一名战士。过后他们反应过来：越军是想打个“下马威”啊，可惜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但在181团1营2连 -17号阵地，却有些不顺利。那一晚，他们牺牲了一个英雄张建，诞生了一个活英雄张振明。 张建是陕西省长安县人。4月26日那天，轮到他给哨位上的战士们做饭，他做了家乡长安县的一种特色面食，叫“麻食”。他煮了一大锅，熬了辣子油泼在上面，味道香极了。他跑到每个哨位，叫战士们去吃“麻食”，自己留在哨位上替战友们监视敌情。 回到猫耳洞的战友们，看到鲜红的“麻食”，香味扑鼻，大家欢喜无比，放开量吃，一锅“麻食”抢得精光，唯独忘了问张建吃过没有。张建回来一看没了，不禁嘟囔了几句。战友们说：你那“麻食”做得这么香，怨谁呢？张建便默不做声了。 当晚战斗打响，一排排炮弹向着张建所在的5号哨位打来。见越军炮火猛烈，张建把一同警戒的战友周建新推进了洞里，一个人坚守在哨位上。不幸一发炮弹打来，张建当场牺牲。战友们非常伤心，想到他白天辛辛苦苦做了那么香的“麻食”，自己一片都没吃到，饿着肚子就牺牲了，大家忍不住放声痛哭。张建被授予一等功臣，陕西省长安县在一个广场上给他塑了像，供人民瞻仰纪念。 
散文家杨闻宇1986年曾来云南前线61师采访。我们是老战友了，当年他为21军宣传队演出创作过节目，这回来前线我们相见分外高兴，我有幸受领任务，陪同他到各团阵地。他曾在《深情的南疆》中追述过张建的生前身后： 1986年4月26日夜间，老山前线的天地漆黑一团，在通往我防御腹地的咽喉要道上，二连七班守卫着一个险要的阵地。8点整，班长命令周建新换哨。正在猫耳洞里守电话机的张建，抢上一步：“班长，我上。小鬼子昨晚上没捞着油水，待会儿要报复的。” 小周是新兵，也很要强：“你这几天太辛苦，听班长的。”边说边提枪往外走。 虎头虎脑的张建夺过他的枪，眼睛一瞪：“别逞能，我家弟兄5个。你小子能比么！” 虫声啾啾，天气又热又闷，张建走上哨住，从脚下的一箱手榴弹里拿出6颗，拧开盖儿，并排放在手边，静静地警惕着前方。他清楚，对面越军的阵地上，有五六个重型火力点瞪着阴冷的眸子，正暗算着他的哨位，正对着我们的祖国。星儿清淡，一丝风也没有，8点50分，南侧、西侧同时发出“沙沙沙”的响声，张建直起腰，迅速把信号传给了班长。敌人接连几天轮番进攻，都以失败而告终，今夜里，突然采用了分割突袭的战术。战士们分两个方向进行抗击，刹那间，枪声、吼声、手榴弹爆炸声交织成一片。张建稳稳地隐蔽在哨位左侧，小周紧挨在张建身边，等到敌人靠近时，他们才动用了手榴弹，左右开弓，火光闪烁，炸得山岳间一片嚎叫。突然，从对面传来“嗖嗖”的飞弹声，啸声尖锐刺耳。“炮弹！”张建一声大喊，一个猛子，用宽大的身躯死死压住了小周，“轰隆隆”一排炮弹在哨位边上爆炸，小周掀开班长，急忙反击仗着炮势往上扑的越军。张建感到脖子一阵麻热，一摸黏糊糊的，左手紧紧捂住脖颈，右手继续把手榴弹投向敌群。当他提起第五颗手榴弹时，一阵晕眩，身子一软，一下跌坐在了血泊里。朦胧中，他稳住身躯，伸开左手摸住木箱，提起了另一柄手榴弹，两臂举了几举，怎么也举不动了，炮火硝烟里，张建同志的鲜血染红了弹柄，再也没有起来。 第二天，连里召集全班开会，战士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他们半天才说出话来：“昨天下午，他……只嚼了两块干粮，喝了几口面汤。” 上阵地以来，昨天下午是张建做晚饭。他见同志们面色憔悴，眼布红丝，便动了脑筋，特意做出一顿关中家乡饭：麻食。小巧匀溜的面卷里下进炒过的小豆角、青辣椒、韭菜，拌合了一瓶大肉罐头，来自天南地北的战友们，第一次见到这样喷香冒热的饭食，吃得汗流满面。见同志们吃得这样来劲，这样高兴，张建独个儿倚住崖壁，默默微笑着，点起了一支烟。饭是按常量做的，因为好吃，人人多来了几口，等班长发现张建还没有动碗筷时，锅底只剩下一点面汤汤，刮干刮净，才小半碗。同志们后悔忘记了张建，收敛了笑容，谁也不吱声。张建却笑了：“头一回做这个饭，没想到你们这么爱吃，弄得大伙都没吃好。明天我再来一顿，多做些，保证人人吃饱。” 这个忠厚平和的农村战士，直至最后一息，两只手还攥着两柄带血的手榴弹……就在5天以前，张建给他的表兄写过这样的一封信： 我们阵地离敌不到200米，非常危险。新同志太小了，体质又差，背粮、背水要经过封锁区，我不放心他们，我一个人干，不许他们参与。我想，人活在世上，首先应该学会怎样爱别人，关心别人。他们到部队才几个月，跟我的亲弟弟一样，我要尽量让他们返回去，与父亲母亲团圆。只要阵地在，我死也不遗憾，因为我没有辜负祖国亲人的重托。 这样的好儿子只活了20岁。张建50多岁的妈妈本来就有些病，当儿子的骨灰从南疆送回故乡时，这位慈祥的母亲，病痛交集，水米不进。第三天，含着眼泪默默地离别了人世。 同在那天后半夜，凌晨4点35分，越军炮火响了，八里河东山地动山摇。待炮火一停，张振明瘦弱的身子靠在被炮弹炸焦的堑壕壁上，竖了耳朵静静地听。突然，他迅雷不及掩耳地跃出堑壕，伏在4号哨位右侧，果断开火，子弹出膛，越军应声倒下4个，张振明兴奋得大叫。但敌人紧接着甩过来一颗手榴弹，落在离他3米处的堑壕里。按照求生本能和战术动作，他应滚向另一侧堑壕转角处卧倒，但他却冲过去，一把捡起手榴弹，抡臂甩出，脱手瞬间，手榴弹空中爆炸了。炸响惊动了战壕里向越军射击的班长和另两个战友，他们扭头一看，张振明失去了半只手，全身30多处涌血，赶紧抢上去给他包扎。这一夜，勇猛无畏的张振明也荣立了一等功。 
老山地处亚热带原始次森林区域，山高坡陡、草深林密、蒺藜遍野，沟深谷幽、道路稀少，气候潮湿、蚊虫密集。我们大西北的兵，初来乍到，很不适应。 上阵地那天晚上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进入阵地的战士们，黑白颠倒，生物钟都发生了紊乱：没排上白天执勤的，都得睡觉；每到晚上，三分之二的人必须上哨，因为敌人“重点关照”都在夜间，哨位上片刻不能离人。刚接阵地时还行，战士们都处于亢奋状态。日子一久，问题就来了——特别疲惫。不只是身体疲惫，精神更疲惫。睡不好觉是最大的问题。低矮狭窄的猫耳洞，整天湿乎乎的，闷热、闷湿、闷气，什么都闷，闷到每个人心里。 按照我军军事术语，猫耳洞是一种“波纹钢架构型防御工事”。有单兵型的，也有整班单元型的。军工厂根据战场情形，将4mm厚的钢板压制成波纹状，横面有弯曲，单片波纹钢宽500mm，长1400mm；每两块成40度角对拼，公母铆扣扣接而成。两片拼接后形成的猫耳洞，高约1200mm，底部宽约1500-1600mm。周边和顶部用装满泥土的编织袋堆砌加固。 赵文泷副师长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泥土袋必须堆高到4米以上，不许偷懒，否则就是拿生命开玩笑！实践证明，泥土袋堆不到4米以上厚度，直径160mm的迫击炮弹，就能轻易贯穿而入。 猫耳洞低矮、憋屈，钻进去直不起腰。里面再摆放半米宽的床板，更加狭窄、憋闷。躺在洞中，被子潮湿得一捏一把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休息、战斗，难免患上“战场综合疲劳征”。不少战士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只要听到“哧哧哧”，或者“嗖嗖嗖”的声响，立刻精神敏感——那是炮弹划破空气的飞行之声，稍不留意，反应迟缓，就难免发生意外，这种战场敏感大概就是传说中的“草木皆兵”。但更多的时候，战士们耳畔回旋的是风声、树叶颤抖音、蚊虫嗡嗡声。他们双眼一眨不眨，紧盯着一只蚊子翱翔、翻飞、停靠，乐此不疲。 白安周倚在堑壕壁边，仰了脸看天上的云彩。白云从越南方向缓缓飘来，遮住了太阳的光芒，连绵起伏的山岭，渐渐变得幽暗。裹挟在风中的雨点，噼噼啪啪打在脸上。他张大口，让惬意的雨点落进嘴里。忽然，远处响起轰轰隆隆的声音。陶醉在雨滴沐浴中的白安周，眉头微微皱了皱，漫不经心嘟囔道：“——狗日的！——败兴！” 呼呼呼划过空气的声音越来越急，越来越密。白安周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他慢慢转身，把烟灰弹在堑壕沙包上，弯下腰，蹲进堑壕侧面的猫耳洞里。紧跟着，很近处传来嚓嚓嚓的巨响，接着一声爆炸，泥土哗啦啦飞上了天，与漫天飞雨对冲，交织成混凝土，纷繁落下。夹杂其中的弹片、火花，到处飞溅。蓦然间，炮弹向着自己守卫的42号阵地猛烈砸来，地动山摇，猫耳洞在震颤。泥土、碎石、弹片，伴着雨水，哗哗直落，形成一道道混沌幕障，遮蔽了白安周的视线。他掐灭香烟，恨恨地嘟囔一句：“——驴日的！——哈！” 这是越军的一次炮击。敌人炮击的次数、时间、质量都不如我军，往往选择在阴雨、雾气天进行。但他们的冷炮却打得很准，杀伤效率比较高。资料显示，当时由于储备渐渐枯竭，越军打122毫米加榴炮弹，要经军区批准；打152毫米加农炮弹，要经国防部批准。 而我军利用轮战，要求消耗掉“文革”年代生产弹药的全部“库存”。为此不论天象，我军炮兵每天下午炮击一至两个小时。由于“文革”批次的炮弹质量普遍存在隐患，炮弹厂的技术员就蹲守在炮阵地边，一旦“哑炮”，他们现场排除故障。因炮弹消耗几乎不受限制，出现了各种啼笑皆非的场景：我军一名炮连连长接到家信，媳妇生了男孩，6斤8两，母子平安，他兴奋得当场下令——开炮！打了一个小时，再向上级报告说发现了敌情，先斩后奏…… 战前特别想看女人的那个殷书照，分在41号阵地。 一次，他去团指挥所34号阵地背煤油。背着20公斤的煤油铁桶，上陡坡下小道，不远处就是越军小清山阵地。为不被越军发现，暴露路段都架起伪装网作遮挡。煤油桶压得殷书照直不起身，他弓着腰，不时扶着山壁走，生怕滚下沟去。眼看阵地不远，越军突然打起炮来。炮弹嗖嗖嗖呼啸着朝他轰过来，他被截在途中，进退两难。炮弹在他附近一颗颗炸开，他只好卸掉背上的煤油桶，在一个能隐蔽的石坡边蹲下身去，双手抱头防炮。开始，心中一片空白。后来，他开始默默许愿：如果幸存，第一，要让家乡陕西商洛发达富裕；第二，要让父母健康长寿；第三，……他想不出来了。面对生命危机，他竟然没敢奢想女人。——行了，就这，足矣！殷书照心满意足。震天动地的炮火中，他安然地闭目养神起来。 炮火渐渐稀落，殷书照睁开眼环视四周，突然吓了一跳：距离他不到两米远，一颗越军122毫米炮弹，屁股朝天，弹头栽进土里。他战战兢兢走近一看，——哑弹！原来越军也有劣质炮弹？转念又想：会不会也是我国“文革”支援他们的吧？百思不解。殷书照暗自庆幸：大难不死，将来一定要实现自己所许之愿。 那晚，殷书照睡得很安稳。在猫耳洞里，他的铺位与副连长黄朝耀头对头，再里面是战士胡勇。后半夜，他在梦中感觉手里滑腻腻的，好像摸到什么不该摸的部位……他突然惊醒，本能地用力一甩，手中的东西飞了出去，落在了胡勇身上。胡勇睡觉非常机敏，有一点动静就醒，他居然伸手就抓住了那东西。听到响动，殷书照、黄朝耀都打开手电照过来，呀——一条二尺多长的蛇，对着胡勇，正大张开嘴，丝丝地吐着长舌。胡勇双手一扯，将蛇扯成了两段。 第二天，胡勇熬了一锅蛇汤给大家喝，说是大补。在阵地上能喝到蛇汤，真是太鲜美了。大家都夸赞胡勇不怕蛇，汤的味道好，希望今后经常抓到蛇，经常做蛇汤改善伙食。胡勇小有得意，一一爽快地答应了。 说来奇怪，喝完蛇汤休息时，胡勇在殷书照身边喃喃自语：“想我妈了，真想见见她。”殷书照小心地追问：“你妈不是去世了吗？”胡勇叹道：“做蛇汤是她教我的。”说完，一个人默默向7号哨位走去，——该他上哨了。望着他的背影，殷书照隐隐为他早年失去母爱难过了好一阵。 胡勇上哨不久，越军开始炮击。重点好像在轰击7号哨位，殷书照感觉不妙，飞身向7号哨位冲去。7号哨位突出在越军49号阵地直瞄炮火射程内，多次被敌人炸塌。为此，负责这个哨位工事的3排7班，在班长王常兴带领下，将工事泥土堆得又厚又高。他们笑谈：你炸吧，反正老山泥土不要钱，你一颗炮弹几百块，我拿泥土换你钱。就这样，垒好了，被炸开；又垒好，又被炸开，成了拉锯战。 发现越军炮击7号哨位火力比每次都猛，正在1号哨位的王常兴就暗想：“坏了，也不知胡勇撤出来没有？”便闷头跑过去。张其粹、董祥看到班长跑去，便紧跟身后。王常兴扭头朝他俩喊道：“快向上级要炮火压制，快——！” 但还是晚了。半路上，王常兴就听到殷书照的喊声：“7班长！胡勇被埋住了！”王常兴顾不得纷纷落下的炮弹，顺着弯弯曲曲的战壕狂奔。拐过一个弯，没看见战壕里趴着刘康昶，收脚不及被绊住，一头栽了下去。王常兴火冒三丈，骂人话刚要出口，一枚直瞄炮弹，哧哧吐着火蛇，从头顶飞过。他顺势倒在刘康昶身上，紧跟着是一声巨大的爆响，呛鼻的炸药伴着泥土和碎石从天而落，埋了他一身。王常兴拍拍身下的刘康昶，满腔怒火瞬间化成了感激：“嘿，要不是你小子绊倒我，我他妈光荣了！” 起身奔到7号哨位，王常兴傻了，整个哨位全被炸塌了。殷书照哭喊着胡勇的名字，用双手扒土，手指上全是血。王常兴、刘康昶、张其粹、董祥、杨代宽几个兵，赶紧一起动手挖。越军的炮还在打，他们根本顾不上，冒着纷飞的炮火，拼命挖呀，挖呀。胡勇挖出来时，身体已被压瘪，浑身皮肤都在渗血。殷书照打开药箱，做点紧急处理，王常兴带领刘康昶、张其粹、杨代宽，抬起胡勇，就赶紧往山下送。从41号到40号阵地间，有一段300米长的暴露通道，越军发现了他们，炮火哧哧地追着他们打。他们已不惧死亡，一路猛跑，不敢停下。终于跑到位于侧斜面的40号阵地。 不想40号阵地长、9连长余高中大怒，指着王常兴吼道：“谁让你他妈离开阵地的？进洞防炮！”王常兴又急又气，又无奈。战地规定：班长不得私自离开阵地。他一甩头，大喊一声：“走——！”便在余高中的怒视下，头也不回，带着张其粹、刘康昶、董祥、杨代宽，跑回了41号阵地。 殷书照没有回，他是营卫生员，要继续照顾胡勇。但胡勇已经不行了，在接着往山下送的路上，牺牲了。殷书照紧紧抓着胡勇的手，想起他刚才说过：“想我妈了，真想见见她。”泪水夺眶而出，想一次哭一次。直到有人将把胡勇遗体抬走，他还在想，还在哭。30年后，这一幕往事重提，殷书照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这是殷书照上阵地后经历的第一起牺牲。不久，他又经历了另一起更残酷、更血淋淋的牺牲，而且，更加刻骨铭心。 作为营部卫生员，他被派驻41号阵地。那晚天刚擦黑，越军便攻上来了。战斗进行中，听到有人叫：“殷卫生(员)，快到43号，杨国才受伤了！”殷书照愣了一下：43号有卫生员啊？来不及多想，他提着枪，背起急救箱奔向43号阵地。到达时，杨国才已经快不行了。 杨国才一个人独守一个哨位，与41号的7号哨位相似，是鼓突出外的暴露地形。这种地形不利的哨位，一般都安排一人独守，主要用来警戒。万一失利，损失也小些。杨国才上哨没多久，越军就摸了上来。由于哨位地形差，杨国才发现敌情时，敌人已离他仅有几米远。他迅速开始射击，此时，越军把一颗手榴弹扔到了他脚下，爆炸的碎弹片，把他全身炸成了筛子。他倒伏在哨位上，端着枪坚持还击，直到战友们赶来增援，打退了越军。 殷书照赶到时，一把抱住杨国才，发现他浑身已弹痕累累。刚开始杨国才还能坚持，弹孔虽多，并没出多少血。等到把他抱起来，要包扎时，他突然大口大口喷吐出血来，血喷了殷书照满身。这是内脏严重损坏后，大面积内出血所致。殷书照知道：依自己的能力和现场条件，救活他已不可能，只能恪尽职守了。他一边包扎，一边组织战友往山下送。这时，杨国才满身的弹孔，血呼呼地涌了出来，一下浸透了担架上的帆布，一路流淌，染红了沿途的南国疆土。 
杨国才和殷书照是同县乡党，都是陕西商洛人，还是同学。刚看到殷书照来了，杨国才就紧紧抓住他手往胸口扯，殷书照明白他有事想交待，在他胸口掏摸，原来衣袋里有封信。正是这封信，使杨国才和妻子汪家萍，成了那个时代响当当的英雄和模范。 信是妻子汪家萍写给杨国才的。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咱们结婚一个晚上，你就走了！殷书照解释说：参战前杨国才请假赶回老家娶了汪家萍。因假太短，办完喜酒仅有一晚，就得回部队。按照当地习俗，新婚第一晚，洞房会闹得新人根本别想睡。也就是说，杨国才和汪家萍夫妻之事根本办不成。但他们毕竟有过这一夜同居，这给家里老人留下了巨大的期望：认为杨国才和媳妇圆了房，应该已经留下了杨家的种，会给杨家带来个孙子。 杨国才是独子。为国家打仗，父母认定媳妇已经怀上了杨家的命脉，即使儿子牺牲了，只要有后人，老人们在所不惜！汪家萍在信中说：她一方面尽心照顾老人，一方面只得装成怀孕的样子，好让老人们安心。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往腰间塞个棉花枕头。老人看她怀孕了，家务事都不让她做，这使她很不是滋味，希望杨国才不要怪她。 
汪家萍的信登在我师《火线报》上，前线将士没有不落泪的。父母深明大义，独子为国捐躯在所不惜；媳妇装作怀孕，善意谎言安慰老人；前方战士义无反顾，已经为国尽忠…… 殷书照在“10·19作战”结束后，参加我师英模报告团，到全国各地巡讲。每当他讲到杨国才与汪家萍夫妻，讲到他们家庭这个痛彻心扉的故事，都掀起全场热泪奔涌的狂涛！ 
——这就是八十年代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兵！ （未完待续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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