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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哥，是我的姨表姐夫。杨哥已经走了，这是前几年的事情。
杨哥的家和我外婆的屋就隔条巷，他和我的母亲打小也就认识，后来他娶了大表姐，于是我母亲就成了他俩共同的姨。其实表姐和杨哥都比我母亲年长几岁，可在我记忆中，他两人只要见到我母亲都是非常恭敬的，再亲切地唤一声“姨”，不亢也不卑。母亲说，早些年她也有些不自在，可杨哥说，你这是嫩叶长在了老树杆，咱是近亲至亲，哪敢马虎了辈分。杨哥就是这样很认真也很讲究分寸的人。
杨哥坚强了一辈子，一直在煤矿工作到退休。合阳煤矿在金水沟的坡下边，爬上五里多的陡坡后，离他家还有个十余里。那些年，他凭得一辆破自行车，一边在矿上工作，一边打理着家中的十几亩责任田。
杨哥退休后没几年，和村里的许多老人一样，去到合阳县城租了一间屋子与表姐一起照看孙子上学，做起了陪读的房客，他的病也在这个时候被发现的。医生开始瞒着杨哥，很委婉地告诉表姐，用药已经无望了，趁早还是回家去吧，病人想吃啥让吃啥，想见谁就见谁，家里边也积极地准备后事吧。好一个晴天霹雳，表姐愣了，窗外的杨哥看着医生和她的对话，一个劲咧着嘴向医生讨好似得乐呵着。
表姐领着杨哥回家，驾驶电动车的依然是杨哥，可车后边的表姐，硬是咬着牙又不敢出声地哭了十余里地，从医院门口到他家的距离。
两天后，原本都在外地打工的儿女们几乎是在同一刻钟火急火燎地进了家门，他们大都是半遮半掩地劝杨哥去西安转转、看看，或者去旅游一下，或者顺便地检查一下他的身体。
“莫名其妙，看把你们一个一个兴师动众地都回家干啥，咋咧，得是我有什么大病不好了？”他问的很急切。
儿女们唰地低下了头，谁也不敢看着老父亲那很诧异的目光。表姐盘着腿，把自己挤在炕头的仡佬角里，实在抑制不住，悄悄地抹着眼角那怎么也挡不回去的眼泪。
“哪的病？快说，我哪的病，还得要去西安检查？”杨哥更着急了。
表姐知道他的脾气，这事情是瞒不住的，可该怎么说呢，她咬了咬嘴唇，努力地平缓着自己的气息：“肝上，医生说是肝炎，其实也没事，娃娃们都赶回来，是想让你去西安复查一下，怕把你耽误了，这，这，这并不是什么的大病呀……。”表姐的话躲躲闪闪，慢慢吞吞，屋子里除了杨哥，人人都是满脸的泪。这样的场景是瞒不住杨哥的，他先是惊了一下，忽地从椅子上瞬间站立起来，先是努力地吸了一大口气，瞬间又嘘地一口长气呼出。他又坐下了，手掌扶着桌面，头，也缓缓地低下了。所有人都沉默了，每个人也都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呼吸。屋里很静，静的似乎能听到一苗针掉在地上的响声。
“咋会是这样，我这身体不是好好地么，唉……！”还是杨哥先开腔，他举起桌面上的臂腕儿，顺势侧过身子，那只手掌撑住了很是疑惑的额头：“哦！咋是这呀……，娃们，先别怕，大，我是明白人，我知道，要真只是个炎症，你们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先让我静静，我只想先静一静……。”
杨哥的情绪突然很低落，意识中，那个最坏的预料已经发生了。表姐摆摆手，儿女们会意，脚步挪向了门外，可目光总舍不得面前已经病已膏肓的老父亲。
那一夜，杨哥睡得很早一夜无话。第二天，从早到晚，一家人没人敢说一句关于病的话题，都在心里默默压抑着纠结着。晚上杨哥的话慢慢多了，但在孩子们面前，关于治疗的事情他仍然只字未提。又是一夜，孩子们辗转难眠。就在这一夜，杨哥向表姐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儿。
第二早，孩子们又聚在他们二老的房间。杨哥答应孩子们带他去西安检查的要求，只是确定是否是误诊，要是确诊肝癌晚期，他也坚决不住院，趁他还能走动，他想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西安城，再或者去看看北京的天安门，或者再看看……。
孩子们领他去了西安，在省府最权威的医院，明确了自己的病情。他没答应教授医生的挽留和儿女们那苦口叵心和死磨硬缠地让他住院的要求。他再一次说服儿女，只是把美丽的古都西安转了、看了也游玩了。稍作休息两天，买了北上的车票。把脚步又踏在万民敬仰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看到了人民大会堂，瞻仰了伟大的毛主席，品尝了大栅栏那全聚德的烤鸭。游览了偌大故宫了的仅仅两三个大殿。不巧，北京下起了连阴雨，他又不小心偶得感冒卧床休息了几天。天刚放晴，他没了游玩的兴致，要求立刻回家，他放心不下家里，放心不下还在县城借读的小孙孙。
西安、北京一行回家后，杨哥的心情好了许多，也轻松了许多，又恢复了他往日的殷勤习惯。他先是劝走了已经回家准备伺候他的儿女们，他要继续照顾孙子上学，悉心料理家务，他更努力了，是一种拼着命的努力。
柴房里已经损坏的灯泡他换亮了，厨房里的电源插销他修好了，堆在门外已经几年的一堆干树枝，他一根一根的锯得一般长，整整齐齐摞在屋檐下。表姐劝说，你如今是病人，你咋这样逞能些，杨哥笑了；“我还干的动，就让我做吧，等我那天真的走了，这些活儿你咋弄呀，我走了，还指望你照看儿子媳妇、女儿还有孙子他们外孙那一伙伙呢，有他们，也就够你受得了。”
接下来，两个月后，杨哥推翻了医生说他仅有两个月不到的生命延续谎言。又接着三个月，四个月，六个月……。
接下来的第七个月，杨哥已经相当地虚弱了，很多时候他即便痛的嘴角嘶嘶作响，却从不呻吟和叹息。止痛片越吃越多，实在不行，一条锄头把支在腋窝下，任凭头上的虚汗冒出，就是吝啬的不喊出那一声的疼。前来探望的邻人们都在惊叹杨哥的坚强，可表姐看在眼里，疼在心底，甚至怀疑地问：“娃他大呀，难道你这身子真的是铁打不成……。”杨哥痛，痛的不可开交，而面对亲人们他脸上依然能强装着傻呵呵地笑。表姐只能把一汪又一汪的眼泪硬生生地咽进了如同淹了苦瓜的肚子里。
杨哥交代了自己身后的一切后事，包括他坟地的位置和参与葬礼需要麻烦的亲戚朋友都涉及到了。那天儿女们围着问他，为什么不给让他们行孝和治疗他的机会，杨哥说：“医生都说了，是癌晚期，他们说我活不过两月，这不，我又继续了半年。这半年里，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事情。我实在不愿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等死，我讨厌那些器械进入身体对我的折腾。毛主席那么伟大的人都死了，何况于我呀。有你们陪我走西安，看北京，大，已经很满足了，往后，就指望你们都把妈照看好，大，也知足了，知足了，一切都知足了，多活了这四个月是大赚下的，活多头哩，要是躺在医院，人遭罪不说，还未必能活到今日……，知足了，我真知足了……。”
2011年9月的一天，杨哥在他家的土炕上寿终正寝，他走得很祥和也很自在，时寿六十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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