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南柯散文】有朋自远方来

显示全部楼层 · 2016-10-25 07:22:13

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如果这个朋友竟是以前素昧平生，自然就更多惊奇了！我和她，都曾是——而且现在好象还是，至少我还是——大家慷慨散发“诗人”这顶瓜皮帽的那种人。起初，我被别人视为诗人还喜滋滋的，可等我翻开五花八门的报刊，发现这世界的诗人比自封的经理还多，就多少有点泄气。
　　新世纪某年年尾，应该正是最寒冷的那一时段。当时的我还是与家人寄居在小镇上教书的愣头青，有一副犀利的牙齿和消化力极强的胃，整日稀里哗啦读书，五花八门的东西，有什么读什么。读倦了，走到阳台上，瞧瞧后院外南来北往的车，对远方充满莫名的、惆怅的、幸福的预感。
　　那天上午，我可能好梦正酣，要么已经迷瞪瞪醒起；仍留恋于被窝的温暖，懒得起床。母亲敲门进来，唤一声我的小名。我还来不及对母亲大人的呼唤作出某种反应，就扭头瞧见她背后——MyGod——她背后竟然站着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
　　我大吃了一惊。实际上，吃惊倒是小事，这猝不及防的情况让我更多的是心慌，为自己这时还躺在床上这个明显无法理直气壮的状态，尤其当你面对一个陌生的姑娘；再说，母亲她当着别人的面叫我那个远不及“紫椋鸟”堂而皇之的小名，就仿佛让我兜也兜不住自己的那点底儿，下意识拉了拉被子，差点盖住半张脸。
　　母亲跟那大姑娘客套着说了几句家乡普通话，下楼忙过年的事去了。姑娘向我笑了笑，扶了扶眼镜。我也赶紧笑笑，好像做贼被人当场抓住似的。她一定看出了我的隐衷，二话不说出去了，并轻轻带上门。我立马从床上跳将起来，三下五除二穿好行头，甚至还抓了一把缺齿的梳，胡乱梳了梳平时难得整顿的头发，认为自己勉强达到了某种标准，便走过去拉开门，走进客厅，神经质地连说：“你好你好。”
　　她又是爽朗地一笑，很大方的样子：“紫椋鸟是吧。我是M。打扰你了。”
　　那时，M这个名字可能在诗歌界刚刚发芽吧。当她自报家门，让不喜交流孤陋寡闻的我更感陌生。她说两个月前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受宠若惊，又实事求是地告诉她，问题肯定出在邮局方面了。她一听，就有几分不安，为自己是个不速之客来打扰我感到抱歉。这事实上使我更不安，搓了搓双手，请她坐下烤火，又给她泡了一杯红茶，仿佛她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旧社会那种无家可归的薄命红颜。
　　她来自很遥远的成都。关于这个西南名城，我除去青海跟昌耀老师学诗时曾经过几次，其余的常识只限于知道它的火锅不仅辣，而且麻嗖嗖的。我因此调侃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教导过我们，不吃辣椒的人不革命。你大概比我更革命吧。”
　　她不动声色地回敬了我一句：“让你这种过了十点钟还没有揭开被窝的人去闹革命，恐怕‘三座大山’今天还稳坐在咱们头上吧。”
　　我们嘿嘿一声，都不自禁乐了，很有些一见投缘的意味，于是无拘无束地打开了话匣子。几个月前，我在《诗刊》头条发表的长诗《轶诗》引起了她的兴趣。她甚至在成都的大小文艺沙龙四处朗诵之推广之。这次她趁在长沙参加一个行业会议，然后去上海陪母亲过年的机会，中途转折坐火车汽车来到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我插话说，我经常对火车充满莫名的、幸福的预感，没想到这回真的兑现了。她笑道：她来到这镇子一点儿也不幸福。她一下车，寒风呼啸，已是晚上九点半，好不容易敲开一家旅馆的大门，要了半碗比屋顶上的冰还要冷（但可能比女服务员的面孔要暖和一点）的面条，扒了几口，无从下咽，到二楼的客房躺下，就想紫椋鸟是怎样一个有点才华的乡巴佬，是怎样一个勤学苦练的外省青年，为自己不远千里来寻找这个勤奋的乡巴佬感动不已。今儿大早，她到邮局打听我的详细地址，殊不料我的家正与她入住的旅馆——你瞧凑巧不凑巧——隔壁。
　　而现在，她一眼就已看出我既不怎么乡巴佬，好像也不蛮勤奋，就有点失望，就有点笑自己先入为主的都市想象力。
　　年关已近了。办年货，搞大扫除，家家户户弄个明窗净几焕然一新也有头有脸。往年，这些事全由母亲一手包办。这一回，四川来的远客主动接过活儿，并鼓动我：“闲时干点家务，是一种生活乐趣，又简单又纯粹。”我一点也不为所动，一边吐烟圈，一边说：“爱纯粹你就纯粹吧，伙计。”她听我居然称她为“伙计”，就知道我有点无可救药：
　　 “我一直觉得，电影里的汉奸都是一副懒样子。没想到你这人比电影里的汉奸还懒。”
　　她非常麻利地替我整理了书房卧室，并把她特意替我带来的几本马蒂斯、布拉克的书也塞到架子上，说：“想不到你还有不少好的藏书，看起来你不是一个只知睡大觉的家伙。我还真有点喜欢你的浑浑噩噩了。你不介意吧？”
　　 “我有点心虚。”我小心翼翼说。
　　 “为什么？”
　　我忽然仿佛真的心虚，有点语无伦次地说：“你瞧。我总是无法过一种比较严肃的生活……当然，我的性格非常被动……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一个女孩子跟我说这话，所以有点……心虚。”
　　她哈哈大笑了出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鸟儿你真可爱。”
　　我就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可爱。
　　当天的晚上，晚餐也由她一手炮制，色味香俱全。我大赞：“看不出你这样一个女秀才，十八般兵器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不简单不简单。”
　　 “告诉你吧，”她有点不动声色，“只要我愿意干的事我都干得好。比如说，玩枪。”
　　瞧我愣愣的不得要领的样子，她“噗嗤”一笑：“真的。我背过半个月那种老式猎枪，蛮好玩的。”
　　为了心爱的摄影，她曾跟重庆的一个女画家结伴，提一杆猎枪穿越西双版纳大森林，还在那里染上了湿疹。我羡慕得把手掌搓了又搓。搓到最后，便搓出一些遗憾来，想到自己在家蹉跎岁月，嗟叹不已：“我觉得我失去了很多。”
　　 “嗨嗨，”她说，“每个人都会失去点什么。别谈它好吗？来，咱们喝一杯。”
　　我们喝酒，听从旧留声机缓缓流出的小提琴曲。夜很深了，偶尔有一辆汽车隆隆通过，之后，好像使寂静的深度和长度在思想的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外面在下雪。
　　寒冷而又温暖的雪啊！
　　第二天，镇子赶集。她在风衣里揣着一架相机，到处看新鲜，玩偷拍。我没滋没味地跟在她后面顾盼溜达。一上午下来，她总是一副该死的不知疲倦的样子，谈笑风生。回到家里，她变戏法似的从风衣里掏出一条品质不错的烟扔给我：“诗人，打起精神来。我哪能亏待你是不是？”
　　 “下午还拍吗？”我忙问。
　　 “瞧瞧瞧，你这副嘴脸。”她伸手指点着我。我们笑弯了腰。
　　中午看新闻。播音员报道一起重大的空难事件：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72秒突然爆炸，7名机组人员，包括中学女教师麦考利夫，全部遇难。瞧着电视荧屏上再三播放的爆炸画面，实话说，我似乎没有多大感触，那毕竟是在太平洋彼岸发生的事儿，离风石堰太远。而她，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我吓了一跳，忙问：“你怎么啦？”
　　她摇摇头，不吱声。
　　我开玩笑说：“瞧你，好像麦考利夫是你亲姐姐似的。”
　　她不理我，径自去了旅馆睡午觉。
　　晚上，我到旅馆去看她。她向我笑了那么一笑，跟我要了一支烟，极优雅地吸了几口：“请原谅。我有点多愁善感。我经常这样。”
　　 “还为她难过吗，为麦考利夫？”
　　 “不啦。”她说，“我想我已经没事了。谢谢。”
　　 “你的职业是外科医生。对吧。你经常为病人操刀，心肠应该是铁了。多愁善感还真不容易。”
　　 “别忘了，我可是个写诗的人呐。”她不称自己“诗人”，而是“写诗的人”，这一点让我肃然起敬，但仍然不忘跟她较劲：
　　 “谁也没有赋予写诗的人多愁善感的权利。”
　　 “我是个女人。得了吧。”她非常光火地说。
　　腊月二十八，她起程去上海。她在车上，我在车下。我穿一身皱巴巴的西服。她对我的不修边幅已习以为常，但仍然令人信服地指出：男子穿西服，绝对要干净笔挺；否则，不如不穿。
　　第一次，我觉得一个人对服饰的意见值得重视。
　　我们在一起很纯洁、很开心地度过了难忘的一星期。我们在异性之间找到了一种和谐、微妙的平衡；我们的相识，相信是必然命运信手拈来的一次偶遇。她叹了一口气说：
　　 “鸟儿你相信吗？我有点爱上你了。”
　　 “当然。”我点点头。
　　 “但我这个主意也许明天就会改变。你也相信吗？”
　　 “当然。”我又点点头。
　　 “你放屁！”她喊了一声。火车疼痛似的猛然抖一下，开动了。
　　我看见她别过头去时，泪光一闪，如同一只打探天空消息的飞鸟，稍纵即逝。
　　一个月后，她给我寄来一件真皮夹克。附言：夹克是懒人的服装，无须熨烫。偶有污渍，可一擦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