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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功/著 巴火/整理 题记—— 此作献给： 曾在云南老山、八里河东山前线浴血奋战和光荣牺牲的勇士们！ 
10·19拔点作战”终于进入尾声。 数据结果迟迟未到，赵文泷倍感困惑煎熬。 左右两群是13点55分脱离越军55号阵地的，从那一刻起，赵文泷就在焦急关注伤亡情况：谁牺牲了？谁负了伤？伤势如何？ 40分钟后，14点35分，182团作训股长李恩龙，向师前指作了基本情况报告：人员全部到齐，在“无名3号洞”遇敌炮击，暂时无法回撤，就没有伤亡情况。赵文泷数次电话询问，要求清点人数。回应的都是李恩龙，而不是团长彭勇，赵文泷隐约感到有些蹊跷。 李效峰副参谋长侧面打听得知：彭勇是在等待狄国平亲口报告情况，否则，他不敢上报。赵文泷觉得有道理，让大家耐下心来。 这个阶段，各种传言漫天飞舞，来源于电台、报话机的管理无序，肆意使用明语通话。因此，七嘴八舌，道听途说，不加分析，任意传播，就像当下的“微信”，信息迅速爆炸，却真假难辨。 赵文泷先是听到讹传：左路队长万忠勇牺牲了。他一时难以抑制悲痛，潸然泪下。为不被下属察觉，他举头望向天空，装作若无其事，极力压抑心口剧烈的绞痛，却无以平复。直到突击队完全撤下，才确知牺牲的是右路队长赵怡忠。虽暗自为万忠勇庆幸，却为赵怡忠牺牲陷入更深的哀痛。这两个人，是他最信任的得力精英、左膀右臂，失去哪个，都如断其一臂，令他痛心疾首！ 战前两个多月集训中，赵文泷与每个突击队员都感情笃深。从他的《战后札记》中可以看出，他始终称突击队员们“心肝、宝贝”，疼爱备至。行动前两天，他亲自关照：突击队员们晚餐就吃巧克力了，耐饥、蓄能、有爆发力，既便于携带，更便于随时食用。黎明前出发时，在41号阵地，他目送突击队员们背影渐渐消失，便忍不住自问：谁最可能牺牲？谁最可能负伤？谁一定会回来？他不愿再想下去，心中暗骂：乌鸦嘴！ 突击队员们一个个从赵文泷脑海中闪过：这个不能死，那个也不能死，哪个都不能牺牲！任长军、王常兴、李喜章、杨代宽、赵怡忠，都不能牺牲！他们是最优秀的军人，最可爱的兵，都具有不牺牲的潜质，都具有保存自己的能力，牺牲哪一个，都是不可接受的。为此，他对炮兵、电子干扰的运用，战争物资保障，战略战术发挥，都做过反复研讨、反复修正，尽可能在确保出击作战成功的前提下，减少缺陷，力求使牺牲降至最低点。 
还在这些精打细算进行中，曾有一个文艺宣传队的女兵，询问对伤亡的预估，他颇为自信地答道：“死不过二，伤不过十。” 女兵俏皮地说：“这只是你的想象。” 他大手一挥：“不是想象。我要变成现实，力争一个不亡。” 现代山岳丛林进攻作战，伤亡概率一般不低于30%。师长刘登云为此多次向他提示：增加预备队力量，伤亡概率不能低估。赵文泷却始终坚信：他训练出来的突击队，他设定的作战计划，不会伤亡过大。不亡人显然不可能，但定位到30%，似乎也有点偏高了。 作战结束后，伤亡率确实未达30%，但牺牲者仍远超赵文泷预估的两名。这使他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无法接受。 赵文泷一再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作战计划不周密，还是组织指挥失当？是协调不同步乃至混乱，还是战场伤员抢救不及时？是突击队临阵发挥失常，还是越军防守反击能力被低估？ 他自怨自艾，痛苦万分。 作战当夜，182团3营小范围喝庆功酒，请他，他去了。看到幸存的突击队员们欢蹦乱跳，他掩饰住悲伤，与他们共同欢聚了片刻。他端起酒，只喝了一口，人群中不见了赵怡忠、杨代宽、陶克叶、赵恩华、张晋康、臧振林，还有其他伤员，他再也难以下咽，起身离去。炮观所小王赶紧跟在他身后(在师前指那几天，小王或警卫员小贺始终不离他的左右)。 赵文泷走出洞子，顺着一条羊肠小道，来到一处高地，向着远方久久凝望，他喃喃自语着： “赵怡忠啊赵怡忠，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集训的时候，我一再跟你讲，作为战场指挥者，不能越出自己的指挥范围，不能去盲目呈英雄。你——，你看你——，冲到最前面，已经负伤了，营长叫你下来了，你还往前冲！现在你牺牲了，你让我心里多难受啊！” 听到赵文泷倾吐心声的痛苦之言，小王不禁掉下了眼泪。赵文泷停了停，下意识地在口袋中摸索，好一阵，才想起已经戒烟了。他转念想道：当初戒烟的前提是，——是战斗胜利！然而，战斗胜利的代价，却是……牺牲了这么多好兵！他越发烦躁不安起来。 
小王心领神会，从身后递给他一支烟、一盒火柴。赵文泷接到手里，点燃后深深吸了一口，接着自言自语道： “杨子啊，杨子(杨代宽)，你怎么就牺牲了呢？你是我最喜欢的兵啊！你那个宽大的脸庞儿，总那么乐呵呵的笑容。每次见着我，你都拉着我的手，说不完的话。我就忘不了啊，你那双眼睛，跟小孩子似的，那么水灵，那么天真，我忘不了啊！你为什么要牺牲？唉，都怪我，都怪我，早知道……出发的时候，应该把我那个‘小鹿头菊露喷雾器’给你带上，那就好了！” 赵文泷对杨代宽的深情呼唤，使小王痛哭失声。同时他又好生奇怪，副师长什么宝贝忘记送给杨代宽了呢？赵文泷转身看到小王满脸疑惑，手搭住他肩头，说：“我有个‘菊露喷雾器’，上面有个‘小鹿头’，是我的护身符！” 小王恍然：“哦，护身符。” 赵文泷没再解释。有些事只可意会。谁会想到，他竟会把一只塑料喷雾器上的小鹿头，当成自己的“护身符”！为了这个“护身符”，他还与师卫生所的军医张燕妮好一番周折。 一天，赵文泷不舒服，到师卫生所打针。军医张燕妮给他注射时，为减少疼痛，转移注意力，赵文泷紧盯着桌上摆的那个菊露喷雾器顶端的小鹿头。说来奇怪，看着那个小鹿头，张燕妮的针再怎么打，他竟毫无疼痛感。——真不可思议！赵文泷觉得难以置信。他从不信教，不参禅拜佛；也不迷信，不占卜求卦。他有雄厚的技术背景，他是科研工程人员出身，即使置身研制同步卫星登天的岁月，也从未祈天求地。然而，此一时此一刻，对一个“小鹿头”的虔诚凝视，竟驱除了他的所有疼痛感。他不能不服，不得不信。他觉得，这就是他眼下的“护身符”，于是打定主意，把它带走。 注射完毕，他对张燕妮说：“182团3营阵地，蚊子太多，得给我弄点药拿去喷喷。” 赵文泷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找。张燕妮闻听，立即转身从药房中取出一筒“特效灭虫灵”递给他，告诉他这个效果特别好。他啼笑皆非，但看到张军医那么认真，又不好明说，便转身离去。张燕妮也觉得副师长似有不满，却又不知何故，自己愣了半晌。 第二天，赵文泷又来了，直接指着那个小鹿头喷雾器，说： “别的不行。我就要这个。” 张燕妮有点莫名其妙。心想：这个“菊露喷雾器”已经被我用过，旧了。而那筒“特效灭虫灵”是全新的，药力很强呀！但看到副师长非常执着、认真，算了，给你吧。便给了他。 赵文泷把这个“菊露喷雾器”装在上兜里，小鹿便探头在外，好像在四处张望，帮他发现危险，驱赶灾难。此后上下阵地，数次出现意外，均有惊无险，赵文泷都归功于小鹿头的“佑护”。他笃信不疑，“小鹿头”越发显得神奇，从此再不离身。 很多人看见都觉得古怪，又不好问，只以为赵文泷难耐蚊虫叮咬，故此随身携带喷雾器。只有一名《解放军报》资深记者，打破砂锅，穷追不舍，似想挖出“独家新闻”，咄咄逼人。赵文泷不好意思说是自己的“吉祥物”，更不敢冒出“护身符”字样，便随机应变道： “这是我们前线特制的‘毒剂枪’。万一遇到偷袭，被越军特工装进麻袋，就拿这个突然喷射，用来自救。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全师只有这一个样品。” 此话出自一个副师长之口，绝非戏言，记者点头连声称赞。但出于职业习惯，依然伸出手来，希望见识见识“样品”。赵文泷怕断然拒绝他更不信，便把小鹿头取出一半，又放了回去，信誓旦旦表示：“这东西是按装备研制的，万一发生意外，那就不好了。这样，一旦定型，我肯定告诉你。”记者这才作罢。并留下一条新闻线索：哈军工毕业的副师长战地科研灭敌。 人一旦产生某种崇拜，不论崇拜物有无感应，都会被赋予生命特征。喷雾器上的“小鹿头”，就这样成了赵文泷的“护身符”。 但此时此刻，面对牺牲的战士，赵文泷竟因没能及时送出最珍爱的“护身符”，以力避他的牺牲，而连连自责不已。似乎杨代宽的牺牲，是他失手造成的。 ——赵副师长啊，你真的太爱你的兵了！爱得连你都变得像个孩子！小王不禁从心底发出呼声。 “10·19拔点作战”最后一道难题是“失踪”，即失踪的唯一一名士兵——臧振林。 拔点作战开始前，师首长提出的要求是：宁肯牺牲10个，不能丢失1人。臧振林是一名预备队员。战斗中，他被“预备”到敌55号阵地纵深，却未跟随突击队从阵地撤下来，由此引发了狄国平与张永辉的激烈冲突，狄国平带韩胜合再上55号阵地寻找臧振林，在3号洞口遇敌炮火袭击，韩胜合扑倒他，被弹片击伤脾脏。因狄国平返回敌阵寻找臧振林，彭勇不敢下令发炮压制对方火力，引起分批次后撤人员的严重不满。更重要的是，作战伤亡数字的上报，被拖延了20余个小时…… 臧振林去向最终的确认，来自炮兵观察所的记录。战斗中，他们从高倍望远镜中观察到：有一颗炮弹恰好落在一名战士脚下爆炸，他被炸飞，牺牲得非常惨烈，只剩下一条裤腿挂在树上。按照炮观所的指引，预备队找到了大树上那半截血淋淋的裤腿，当作是烈士臧振林的化身，套上一身新军装，告别后火化了。同时，追认臧振林为突击队队员，把他的名字补绣在突击队锦旗上。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场战争，作一个全景式的阐述。 从时间点上看，有几个关键时间点：从18日的8点52分，14点零9分，左右两群警戒分队分别到位。佯攻队19点25分到达1014高地，19日19点40分，狄国平率领49名突击队员先是进入到40号阵地待命，然后又在凌晨2点，到了41号阵地待命。凌晨3点出发，历经7小时和8小时不等，在早上11点左右，左右两突击群分别进入第一潜伏点潜伏。 11点30分，右路突击群进入“无名3号洞”，在这之间发生过狄国平脱离队伍，独自前去寻找“无名3号洞”的插曲，给了大家一个极大的困扰，差点延误了总攻时间。好在狄国平11点58分戏曲性地赶了回来，这让赵文泷副师长和师、团指挥所可以按预定作战计划下达攻击命令。 一顿炮火急袭，55号阵地及周边的小清山各个阵地，均被我们的大炮“犁”了一遍。随着炮火的延伸，狄国平第一个冲出无名洞，引导突击队员进入越军55号阵地前沿继续潜伏。炮击时间持续了10分钟后，右路突击群群长赵怡忠带领突击队员率先冲上阵地，又第一个负伤，后又连续中弹，他是这次战斗中第一个牺牲的。 战斗一进入实战状态，就出现了一段混乱而不可控的状态。虽然战士们经过3个月有针对性的攻击拔点训练，到了真正作战时，仍然呈现出几分不可思议的乱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铺天盖地的炮火轰鸣声影响着每个人的听力。但每个战斗班组对受领的作战任务，基本是贯彻到底的，没打任何折扣。以右路突击群为例，中心任务是剿灭3号洞和4号洞，他们基本将越军堵在洞中消灭殆尽。 攻击1号洞和2号洞的是左路突击群，在遂行作战任务中，栾智平表现极为突出，有目共睹！因此当他被报到军区前指，评定为战斗英雄时，没有任何异议。最终，战斗也以栾智平战场抢救王常兴作为结束。 此后，狄国平又上敌阵去寻找臧振林。找到3号洞口时，越军的一发炮弹落在身边，紧急时刻通信员韩胜和将他扑倒，自己负伤，不然狄国平必定阵亡。最后在七连军工们的奋力营救下，将狄国平和韩胜和救回到“无名3号洞”。在洞口，正遇上越军发射毒气弹，因发现担架上的王常兴没有防毒面具，狄国平摘下自己的防毒面具给王常兴戴上，并为此骂了连长，要求照管好王常兴，这对狄国平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16点30分，部队从无名3号洞回撤。回撤的过程基本是在越军狂轰滥炸下完成的。越军一直没有停止炮击，他们知道，此时是打击我军最好机会。所幸的是，我突击队在“无名3号洞”躲过了他们最急风暴雨的炮弹，等发现我们从无名洞出来往回撤时，他们的炮弹已经跟不上趟了。持续数小时的炮击，炮弹消耗大，越军的实际装备也跟不上。炮弹打的是钱，越南国民经济不振，贫困不堪，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消耗。 虽然越军一路追着我突击队开炮，但却没再伤到我们，这是因为有了“无名3号洞”的大幸。撤退时比去的时候要快，去时是隐蔽接敌；回撤时极为迅速，不用躲躲藏藏，连地雷都不需要顾忌，因越军连续炮击，早已为我们清除了地雷。所以，去时耗时8小时，回来仅1个小时不到。 对“10·19拔点作战”的综合评价，副师长赵文泷所著《战后札记》中，《10·19作战检讨》一文，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30年后读来，仍不失公允。主要内容节选如下： ……平心而论，“10·19作战”是个小奇迹，以我亡6人(赵怡忠、杨代宽、张晋康、臧振林、赵恩华、陶克叶)，伤12人，无一致残，大部分伤员一周时间即可出院，相对而言，实现了以较小的消耗，取得了毙敌152人，缴获装备器材70余件的战果，摧毁55号阵地上屯兵洞4个，明暗火力点29个，缴获冲锋枪12支、苏制微冲1支、越制手雷27枚、电台一部、其它物资56件。骄傲一点说，打了个干净利索的歼灭战。 然而，作为这场战斗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我却绝少快乐！从战斗结束我就反复思考，调查整个战斗组织与实施阶段的漏洞，反省个人的失误、不足和责任。 首先，我坚持认为：本次作战，指挥机构的确立不符合现代战争的特点，指挥层次多、指挥混乱是本次作战中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战前确定，师基指、师前指、团前指，三级指挥的最终决定权在师基指，而我一开始就提出，减少一个指挥层级，不设师前指，由我率若干同志与182团前指合二为一。但在师常委会，还是决定了设师前指。 在我担任师前指负责人后，与182团前指出现了种种冲突和误会。甚至于182团前指越过我直接向师基指进行报告请示，作为师前指不能及时知情，造成后续指挥的脱节和混乱，影响了步、炮、工、电子干扰的有效协同。 其次，组织战斗阶段，仍有欠细、欠实。10月18日对越炮击时发现了越军70号阵地上新架设了一挺高射机枪，战斗中这挺高射机枪对我方人员造成了重大杀伤，没有在战斗发起前按预案打掉它，实乃重大的不可原谅的失误之一。 组织战斗阶段，对回撤的研究讨论不细，回撤训练不足。从6月8日，师常委会上决定我担任出击作战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后，在确定攻击目标，组织全面侦察，方案拟定，突击队训练，诸兵种协同等问题上都进行了务实和过细的工作，在战斗实施中对火力准备、秘密接敌、开辟道路、突破前沿、搜剿打洞、伤员救护、捆抬俘虏等具体阶段和具体动作，都从下到上、从上到下进行了反反复复，大的有十四五次之多的讨论和演练。对回撤，我们把它作为战斗的第七阶段进行演练，却唯独没有上下结合，进行充分的、过细的研究和训练。直到友军139师发起“10·14作战”，13点48分出击，15分钟攻下越军表面阵地；到16点02分都撤不回来的可怕情形，我才猛然一惊。要知道139师出击的越军阵地离本方只有200米不到，可他们就是撤不回来。而我们是近2000米的崎岖山路，回撤将会更加困难。从15日下午到18日，我们所有突击队成员都在针对回撤问题进行讨论、推演，最终还是出了状况。 第三，未对突击队成员进行专门的心理教育和心理训练，而这，也可以说是我军一直以来的缺失。对此，我曾作过尝试，在1985年9月，我曾带一个作训参谋去182团搞了一段时间的心理训练研究，部队开进前，又以我国足球队败于香港队和朱建华跳高发挥失常等，讲到心理素质在作战中的重要性。但这一点工作是不够的，单独强调战士的勇敢和无畏的牺牲精神，也是不够的。出征誓师大会的壮烈场面，一是失密，二是使战士的心理产生了波动，真以为自己是去送死了。还有记者纠缠战士采访，非要战士写遗书，这一切搞得并不是好事，可能起到了反面的暗示作用，本来集训时战士们的情绪很平稳，到了那一天，出现了很多战士情绪失衡，胆怯和害怕，一度使突击队出击作战蒙上阴影。 可以说，整个赴滇轮战是一个奇迹，以数个战区、数个集团军部队，对越军实施长期的消耗性战争，世界战争史上也绝无仅有。我们的“10·19作战”也是一个奇迹，一个小小的加强连进攻，耗尽了师一级的力量，而且受到了集团军、大军区前指的极大关注和实际上的配合行动，组织战斗时间历时三个月，比历史上一个大战役还费时间、费消耗。即使如此，仍出现了182团到20日晚才报上来，有一具烈士遗体因炮弹炸飞未能带回。在我前往-41号阵地迎接他们时，9连指导员易志华扑倒在我怀里哭叫：“对不起呀，副师长。……我都不知道是要批评他们，还是要安慰他们。”此外还有，在作战中，因为各种情况，越军使用化学武器，我们却无法取样等一系列的工作失误。 …… 1986年我师“10·19拔点作战”后，还曾有进一步攻打越军大清山和小清山阵地的规划，任务落在181团3营9连头上。9连连长汪海江、指导员李卿君，都有更大规模拔点作战的准备。181团3营从接阵地后，即安排9连担负军工，原因是鉴于三营阵地环境险恶，负字号阵地多，要打进攻仗，必须全面熟悉整个战场环境；做军工可以全线跑，对熟悉地形地貌帮助极大。 李卿君于1986年7月1日带领9连2排，从-17号阵地撤下来，回到后方，与182团9连一样，在坪寨老先坡，选择了一处类似越军414.6高地的地域，从7月12日开始，一直进行着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的进攻训练。同年7月23日至26日的老山洪水中，181团1营全面替换了3营，使3营整体进入进攻作战训练中。 原计划当年9月前后，181团9连出击。但因种种原因，推迟到1987年1月。181团9连的训练，吸收了182团9连“10·19作战”的经验教训，针对性和目的性更强，减少伤亡的目标更明确。 为摸清越军414.6高地情况，181团副团长郑月龙，在1987年元旦当天，曾率领苗荃竑和拟参加拔点作战的连排级干部出境侦察，不想意外被炸伤三条腿，侦察受挫。 作战任务基本确定在1987年2月19日。181团组织干事赵风翔回忆：预估计牺牲40人，实际内部准备了100条尸袋。并专门建了一个“洗消中心”，即在出击部队回撤的公路边，开挖山水长流的排水沟，烈士遗体抬下来后，随即用水清洗，血水顺排水沟流进山里，减少痕迹。洗消后，再给烈士换上新军装，举行告别仪式后，送去火化。这场仗的规模显然将要超过“10·19拔点作战”，当时正值春节前后，全师上下着实紧张了一番。 师长刘登云还召集了一次座谈会，机关各职能部门、作战分队干部战士们参加，分析遗漏问题。分管烈士洗消的组织干事赵风翔说：“40个尸体袋怕不够。根据友军经验，还得再增加20个。”一些战士闻听纷纷低下了头。刘登云师长制止说：“这个问题不讨论！” 大约在行动开始前两天左右，突然接到命令，行动全部取消。事后得知：时任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到访越南，这是越方原最高领导人黎笋1986年7月10日去世后，越南新领导层发出改变政策的试探。他们请谢瓦尔德纳泽向中国带话，称：第一，希望中越边界即日停战；第二，双方自动后撤20公里，辟出非军事区；第三，越南愿意谈判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虽然，距中越完全停战尚有时日；但自此以后，老山地区战火逐渐降温，再没有发生规模性作战。 当我们仍在厉兵秣马之时，著名作家刘亚洲，以他对老山战区的整体印象和深入思考，形成了《老山作战应当立即停止》的报告，提交给中央军委。 刘亚洲大我4岁，是老相识。那时我在21军警卫连给政委费龙山当警卫员，随时出入首长小院。亚洲是时任21军副政委刘建德的长子，同住首长小院，谋面相知。但他入伍早，在军部大院极少露面。他1968年3月入伍，在63师187团一支久负盛名的连队——“英雄八连”，扎扎实实从战士、副班长、班长，直到提干当了排长。 后来他到武汉大学读中文系，有寒暑假，我们见面多起来。那时，亚洲已是21军军部大院响当当的人物，——年轻、帅气，有智慧、有思想。他21岁就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长篇小说《陈胜吴广》，令大家刮目相看。记得该书还在草稿阶段，就曾在我们警卫战士中传看，亚洲请大家阅读，并请坦率提出意见。我就提过意见，绝对坦率，但肯定没提到“点”上…… 刘亚洲两次到过老山战区，熟悉轮战过程。1986年我们兰州军区部队轮战时，他足迹遍布47军139师驻守的老山和61师驻守的八里河东山。他深入走访、调查，了解情况，却不轻易表态。厚积薄发，写出了《老山作战应当立即停止》的报告，这篇成文于1987年初春的报告，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节选)—— 杨尚昆副主席： 老山作战始于1984年，至今已4个年头。我曾两次赴老山前线，采访过14军、11军、1军、21军、47军、云南省军区等数十个作战单位、300余名官兵。 1979年我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着全球战略的需要，战后我始终对越保持压力，又开辟了老山战场。老山作战最伟大的意义在于： 第一，它对东南亚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影响胜于军事影响。柬埔寨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老山作战功不可没； 第二，中央决策英明，全军将士效命，彻底粉碎了越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老山作战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手中，我军用鲜血在老山地区换来的胜利是永垂历史的； 第三，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士气。这一点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无论怎样估价也不过分。 这是一场特殊战争，换句话说，是政治战争。它的目的不仅完全达到而且超过了，政治上我已大胜。前线将士和到过前线的人都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应积极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鉴于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和我国特别是我军目前所处的状态，如果战争再以现在这种规模和方式继续下去，将对我产生不利影响。仅就目前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问题相当严重。我重点谈三点。 一、军事： 目前已起不到牵制敌人的作用。战争初期，敌人不明我意图，着实慌乱了一阵，倾可用之兵对付我，最高峰时，老山正面战场曾出现过6个师，超过我军。越军装备炮少，但在老山炮的门数与我一度达到1：1.2。可是，4年过去，越军已彻底了解我战略意图。不仅如此，甚至于对我作战地点、作战方式及作战规模都十分了解，明白我绝不会大打。现在我在前线压着3个师，敌人1个师顶着，摆出一副过日子的样子。我在船头方向最前沿阵地，距敌阵地只有4.5公里，那里的守敌竟把老婆孩子都接到阵地上一起生活，敌方军官照例休假。我目前主要作战方式是“拔点”，即攻击边界沿线的战略高点，拔掉后立即撤回，意在毙敌有生力量和练兵。敌人完全摸透了这一规律，我一打，他就撤，只还以炮火。往往拔掉一个点后，见不到敌人。俟我撤回，敌人又重来据守。下一批轮战部队仍然面临这样一个情况，周而复始。一对我友好的越南边民说：“就这么几个小山头争来争去，根本打不到疼处，他们照样往柬埔寨增兵。”另一越南边民说：“说是牵制我们，其实是牵制你们。你们那么多人窝在那儿，走不了也打不了。相比之下，我们轻松多了。”老山是丛林地带，大兵团作战不易展开，敌人把大炮后撤，只留下一些小炮，三人一门，打得极准，打完就跑。我阵地人员密集，时有伤亡。 …… 进一步讲，我认为，我们应当修正目前对越作战的军事指导思想，从长远战略看，越南并非我主要作战对象，因而不必与其纠缠过多。牵制是对的，打一下也有必要。但应当打在要害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扬长避短。严格来讲，自1979年以来，我在对越作战中并未打过一个漂亮的、完整的(大量歼敌)的战役，而是打消耗战甚至于游击战。但这恰恰是越军所长，老山作战便是证明。美军、苏军装备如此精良，尚陷在越南与阿富汗的游击战泥潭中不能自拔，教训实在相当深刻。 …… 二、经济： 老山作战虽然规模不大，但消耗极大。4年来，已有6个军(不满员)、10个以上的师从全国各地调往老山轮战，是仅次于抗美援朝的部队大调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据我两次采访的观察和搜集的情况反映，其中的浪费是惊人的。 仅举炮弹为例。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我全线出击，动用了几个军，攻克越南3个省会，总共消耗炮弹7700吨。而14军在老山作战期间，从4月2日到8月30日，不到5个月时间，已消耗炮弹8000吨。1984年老山作战开始时，平均一吨炮弹可以消灭一个敌人，而现在情况远不如那时。部队换防时，总是万炮齐鸣，为的是把库存的炮弹全部打光。 …… 三、给部队作风建设带来不良影响： ……部分官兵的精神状态令人忧虑。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时，全军同仇敌忾，求战心切。1984年、1985年时，团以上干部想打仗，因为他们担风险少，打一仗升一级。营以下干部特别是连排干部不想打。现在，从集团军首长到最基层的战士，都不愿再打这样的仗了。 产生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除了上述种种弊端，还因为前后方反差太强烈。后方什么都讲钱，歌舞升平。前方死那么多人，流那么多血。说到理解，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在云南地区群众中常听到的反映是：一个小小的老山，怎么上这么多人？又怎么打那么长时间？快成一个“两伊战争”了。很少有人能从战略高度看待这场战争，对这一点宣传也不够。1984年我调查了14军、11军的50名有朋友的干部、战士，他们的女朋友全部在战前吹掉了，比例100%。4年后，我又调查了47军、21军部分官兵，女朋友断绝关系的比例仍高达90%。 …… 结论：我认为，从我国战略利益出发，当然要继续保持对越压力，但能否考虑不要用目前这种轮战的形式和使用这样大的兵力。 第一，以精锐的、但人数不多的部队长期驻扎边境，使用小分队渗透的作战手段。不搞屯兵百万，因为越不可能在边境发动大攻势。 第二，注意在广西方向加强活动(小规模)，因为广西距越心脏近，可对其造成较云南方向更大的心理威胁。 第三，支持越境内反政府力量(不一定是武装不可)。在削弱军事作战的同时，强化“心战”，而这一点恰是越政府最害怕的。 总之，是以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 ……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于1987年5月18日对刘亚洲的信作出批示：“反映的情况值得注意，今后的作战方针军委会讨论过。请总参、总政、总后注意，随时研究处理。” 此后，老山再无大战斗。1989年12月，“轮战”彻底结束。 然而，“轮战”虽然结束，轮战部队却难以“自拔”。轮战官兵们迟迟无法冷却作战激发起来的“血性”！ 据传说：一名排长曾“代表老山参战弟兄”，向交警开枪。 ……老山作战正酣之际，部分重伤员从一线阵地送往昆明军区总医院。那时，军队没有“闪着蓝光”的专业救护车，都是用解放牌大卡车代用，侧面插一面红十字旗帜。有时抢救得急，红十字旗也来不及插，就载着伤员进了城。 友邻部队一个排长，带一台解放牌卡车，载了一车伤员往昆明军区总医院送。那时卡车在昆明市区已受限行驶，因此，军车到昆明后，虽然尽量避开繁华路段，但还是在某路口被交通警察拦下。带车排长心急如焚，急忙跳下来，耐住性子向交警解释：老山，打仗，失血，重伤，危在旦夕，军区总院，紧急抢救，云云。 不想那个交警看车非本地军牌，人非本地口音，便固执异常：“伤员？谁规定伤员卡车就能进城行驶？停在这里。叫你们领导来！”无论带车排长如何解释，那交警理都不理，转身就走。带车排长怒不可遏，仗着既不在此地服兵役，昆明也非故乡，一把掏出枪来，抵住交警后脑勺。交警听到动静，一扭头，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还很镇定：“哎，你还敢掏枪？吓住谁吓得住警察？你开枪试试！你试试！” 排长斩钉截铁：“你危及了老山打仗弟兄们的生命，我代表全体参战官兵，枪毙你！”话音一落，“砰”的一声。 这故事虽传说广泛，却无从查考核实。 下面两件事影响不广，却很真实，因为就是身边人和我的事。 师宣传科报道干事韩武广，1986年6月在后方执行任务回云南前线，妻子去送他。他就用自行车带着妻子去西安西稍门机场候机楼。由于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妻子抱着手提箱坐在自行车后面。车行至十字路口，一位值勤警察厉声说：“下车，不许带人！”就拦住了他们。 韩武广赶忙跳下车，解释道：“我是从老山来的，前去机场赶飞机。” 那警察毫不让步：“老山的？啥山也不行！” 韩武广又说：“我们从前线几千公里下来，飞机快起飞了，麻烦你就通融一下吧！” 警察轻蔑地抬了抬眼皮，瞄了一眼韩武广的肩章，生硬地说：“前线来的也不行，骑车带人就不行。把车扣下！” 韩武广一下压不住火，提高嗓门吼道：“老子今天就带人了，怎么地？” 警察也不示弱：“老子今天就不准你带人了，怎么地？” 韩武广把自行车扔靠在路旁大树边，一步跨到警察面前，双手叉腰，双眼怒视。他气势压人，加上老山前线下来，烟熏火燎，一副草莽英雄相。他把云南前线的特别通行证和去昆明的飞机票甩在警察面前，警察一愣，眼睛瞅着特别通行证和飞机票一时有些傻眼了。 “耽误了飞机，你要负责！”韩武广直逼警察，那警察无言以对。这时围观的群众，你一言我一语指责起了警察。 韩武广是文人出身，再怎么论，都是个笔杆子。一年来在前线写的各类英模报道感动了无数人，他本人也荣立二等功。但从前线归来，就变得如此“嚣张”，可见前线战火实在改变人，文人遂成武夫，秀才变成了兵！ 这种武夫凶蛮之气，我也未能幸免。 我们部队来自祖国大西北，陕西籍子弟兵众多。1986年3月，师政治部在云南麻栗坡县，录制了陕西籍女兵集体向家乡人民表决心的电视片，由我带到西安，希望能在陕西的电视台播出。3月18日，我找到省电视台领导，他一看就说：“这是个好东西，很有意义。但太重大了，必须要有省委宣传部给我们的批件，才能播出。” 我一想，对呀，党管宣传，必须有上级省委宣传部批准，没错。于是，急匆匆跑到陕西省委宣传部。去之前，我听到前线传来“3·18侦察作战”消息，大火中牺牲了20名侦察兵，一时悲从心起，烦躁不安。到了省委宣传部，找到分管电视新闻的一位处长，把电视片的事一说。当时，西北部队刚去云南轮战，地方如何宣传还是新鲜事，加上对保密的考虑，这位处长格外慎重，说：“这个内容至少目前还不能播。这样吧，我建议你找一下省电视台！”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这不是把我踢来踢去嘛！加上刚刚听到前线牺牲那么多人的消息，气火攻心，看着那位处长不以为然的神态，想起前线的战火炙烤、流血牺牲，反差太强烈了，你们太不把作战军人当回事了！我越想越气，满心悲愤，“唰”地从腰间拔出匕首，一下扎在他的办公桌上。我那时血气方刚，力气也大，这一刀，扎进去足有两寸。满屋人都吓坏了，忙找来领导出面向我安慰道：“行行行！解放军同志，别冲动，我们一定安排！” 接近30年过去了，回想这段往事，我深感不仅仅是太冲动，而且太过分了。拔刀相威胁，哪是老山精神体现，分明土匪习气，以势压人。估计当年那位处长早已退休，我愿在此向他表示由衷的、深深的歉意！ 181团团长赵国民在战后写的《评功》一文中也讲到一段属于战征后遗症的故事：“部队后撤时，1营的一台车在砚山县城出了点毛病，停在路旁。一群小流氓围上来，看到一年多没理发、修胡子的官兵，一边调侃一边流语污辱性的语言。车上的一位士兵二话没说，端枪就是两个点射，整条大街顿时乱作一团。” 由此看来，部队战后应及时进行战后心理调整，配备必要的心理咨询师，以克服和解决战争心理后遗症。 自1979年到1989年，历时10年的对越作战，为中国赢得了珍贵的30年和平环境。祖国改革开放，经济迅速腾飞，令世界刮目相看。 作为参战老兵，很多人残留着战争创伤，至今饱受着“战争综合征”的困扰与折磨。我注意到：虽然都已年近花甲，但在一线阵地呆久了的如周清绪、白安周、王常兴、李喜章等，还有打进攻、潜出侦察、一线指挥作战、伤残负伤的，如吴海斌、周旭阳、苗荃竑等，普遍耳聋，说话嗓门大，就连当年181团副团长郑月龙也被炮火震坏了耳膜。不约而同，不少人始终蜷缩在沙发或角落，有依靠才能进入安睡，无法摆脱猫耳洞的印迹。至今，他们依然常常从睡梦中惊厥，洗衣机的转动声，缝纫机的嗒嗒声，都会被误认为炮火机枪的轰鸣…… 然而，这点战争的后遗症都不过是些细枝末节而已。 30年来，国家享用着和平的环境，产生出覆地天翻的发展、变化，令世界目瞪口呆，令国人始料不及，更令当年参战人员完全无法预知与想象。然而，30年来，这些当年的参战人员及烈士家属，是如何适应？如何生存？如何生活的呢？ 1999年，散文家杨闻宇曾在一篇《沧桑看云》的记叙散文中，对61师181团获得中央军委命名的战斗英雄牛先民的战中、战后生活，进行过采访式描写，或许已经展露出他们的几分茫惑、几分无奈，以及面对物欲冲击，因观念或执着、或追随，从而生出的种种矛盾心理。征得作者同意，全文收录如下： 沧桑看云 杨闻宇 那年在南疆前线，我接触过几个战斗英雄。当时，牛先民名气不小，且听说是伤势很重，已送进略靠后方的医院抢救，生命垂危，昏迷不醒，而我又整天陷在那些业已战死者的壮烈事迹里，便与牛先民失之交臂，终于没有照面。 眨眼间13年过去了。我在天水下连队了解情况，临离开的前一天，忽然听人说牛先民就在这个部队，是管理部门的营职协理员。第一眼见到他，矮黑精瘦，体重百斤出头，平平常常，很不起眼，经常戴一顶旧草帽与营建、筑路的当地老乡打交道，10年前，他是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战斗英雄，声名大振，在天水各单位作过四五十场报告，老乡都认识他。有的老乡近些年当了老板，见到牛先民就热情相邀：“咱们下馆子去，我请客。”牛先民笑笑，以部队有纪律而婉言谢辞，对方嫌不给面子，说道：“你而今是英雄啦，跟咱平头百姓不一样喽！” 也有的从肩章上看出牛先民充其量只是个营职干部，将他扯到边上没人处良言规劝：“跟你一块入伍的，没什么功劳，人家在副团级位上都腻歪了，你现在还是这样，有啥干头？人一辈子，东边不亮西边亮，干脆转业到地方挣票子去。”牛先民笑笑，轻轻掀开了满是善意的老乡…… 从前线回到营区后，牛先民工作上埋头苦干，兢兢业业，部队上下有口皆碑，背地里对他反映挺不错的。 前线上的事，我当年未能细问，十多年过去，我忽然想听听战场上鏖兵的细节。牛先民知道我是搞写作的，平时讲究积累材料，他因为经过了长期梳理吧，叙述得很简洁： 1986年7月24日晚上，大雨，阴沉昏暗。那时我是个副班长，带着3个战友从八里河东山阵地的观察孔朝外观察，各人相距三四米，我在最右边。9时整，沙沙的雨声里好像杂有人的脚步声。我扒出身子探头俯视，视线不良，啥也看不见。敌人从下边朝上看，从黑地里往亮处观察，自然清楚些。在我俯视时，对方打了一梭子子弹。枪声一响，我班另外8个同志从猫耳洞迅速摸了出来，进入阵地。过了10分钟，敌人又往上摸，双方干了起来。一团红光“噗”地一闪，我一侧身，被气浪冲倒在战壕里。这是敌人抛上来一颗手雷爆炸了。上下枪炮声打成一片，我却被战友抬进了不远处的猫耳洞。黑暗里，我摸摸身上，有一个肉团在腹部，闻闻手，一股难闻的血腥味，我知道这是肠子被炸出来了，拿吃饭的搪瓷碗将那肉团扣住，用腰带连同外衣扎紧后，爬出洞口重新投入战斗。雨更紧了，泥水渗入伤口，腹部刀剜一样难受，一下栽倒了，又被战友拖进洞里。阵地上当时没有卫生员，疼痛难忍，外边枪声折腾了一夜，我咬破了嘴唇，忍到天亮。第二天仍旧下雨，我流血过多，昏迷不醒，下午4时，被送到芭蕉坪临时小医院。小医院里，我昏迷了15天，血型是少见的AB型，很难办，医生也觉得无望了，不再施行抢救，准备往太平间搁哩(这是我后来听战友说的)。因为尚有几丝气微微进出，又送往战地后方的宽坪那个大些的医院里，在那里住了40天，我重新缓过来了，肚子上扎条三角巾，又上了一线，一直坚持到我们的部队撤回内地为止。回到驻地，我又进兰州住了四个月的医院，第三次手术，取出三块弹片。当时手雷爆炸，我这身体右侧17处受伤，至今还有六七块弹片没能取出，肠子在宽坪截去60多公分，兰州住院时切除了阑尾。去年春节胆囊炎复发，又切了胆囊。我这肚子里，现在是没有多少货色了。 我问他：从前线下来，听说到处都请你作报告哩。 牛先民脸面泛红，有些喜色：在陕西、甘肃作过百十场报告。我是陕西山阳县人，家乡开过大型庆功会。1992年4月江主席接见过我，而且签字留念，照片就登在解放军画报上。 “你是1989年春当上七届人大代表的，上北京先后开过几次会？” “五次。” 牛先民似乎不愿意多提赴京开会的事。 我沉默片刻，只好主动摊开两桩从别处听到的“谣传”：你多处负伤，几次手术，我看你这体质是不大好。 “参战之前，我胖乎乎的，结实得很。后来一下子瘦多了，天阴下雨着实难过，胃也有毛病。” “身体不好，精神不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会不会偶尔丢盹、或者打个瞌睡？” “这不会吧？那么庄严的大会，我是代表，哪会打盹？” 我听人说，一次人大会上有个代表打盹，打盹的照片被香港《大公报》登出来了，有人认出照片上那个打盹的是牛先民。听了这话，我细看牛先民的憨厚诚恳的神态，他大概真是不晓得有这么回事。 牛先民看也不看我，自己说道：“我那时名气不小，社会上风言风语啥话都有。1989年夏天，我与几个战友去廊坊出差，经北京返回时，天太热，为省钱，我们几位在中国革命纪念馆前的草坪上睡了一夜。不知咋地传到甘肃，说是那一年政治风波时，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与什么什么人鬼混了一夜，惹下了麻烦。这是从何谈起嘛？” 尘世上活人难。人怕出名猪怕壮，英雄更是不好当。我从内心对牛先民深表同情：“你今年35岁了，半生风风雨雨，也不大容易。再说，你有过很高的荣誉，不同于一般人，现在却与普通人一样默默无声地生活。平时总有些什么想法吧？” 他静寂了片刻，悄然说道：那年在前线，牺牲了多少战友！我们部队授荣誉称号的，就我和赵怡忠。赵怡忠是烈士，当时死得很惨，就我还活着。那个晚上将我从前沿往芭蕉坪送时，雨大，山道上到处涌动着泥石流，同志们是在雨水里、血水里、汗水里用手臂举着担架，将我平托着缓缓地、稳妥地送下山的，上上下下接送我的，不下200人。想想当时的情景，你说说，这十多个年头里，我还会有什么想法呢？ 这并非豪言壮语，却又是自自然然流淌而出的心里话。我不太相信牛先民心里会这样想，便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他咽了口唾沫，又说道：“有时偶尔起个什么欠妥的想法，我爱人就规劝我，开导我，帮我压下去了。” 说到这儿，见我半天不语，他从上衣兜里麻利地摸出一张嵌在硬纸板上的照片，递过来让我看。这是一帧年轻姑娘的照片，无疑是牛先民的爱人。天水水土好，人样很俊俏，人称“天水白娃娃”，这个女子，在天水市大约是挑梢的。 牛先民说：“她叫张秋芳，在天水师专工作，家离南山半腰石马坪的李广墓不远。” 李广，就是汉朝的那个“飞将军李广”，前几年我去过那地方，而且仔细考证过蒋介石1946年秋天在墓碑上的题字。 牛先民其貌不扬，因负过重伤甚至多少有些粘乎气，可他竟如此大的艳福！见我反复地审视手里的照片，牛先民便主动介绍： 1988年初上，我在天水作报告，轰动一时，那么多姑娘看上我，死劲追求我。秋芳是师专的电话员，比我小3岁。1992年1月我俩结的婚，现有一个女孩，5岁零3个月了。 “英雄美女，天作之合，你这个英雄算是没白当。” “秋芳不仅仅是外表赢人。她自己工作认真，而且对我也很支持。结婚6年，我在营区她在家里，两人在一块的日子总共算下来不到5个月。山阳老人来天水看望我们，她很孝顺。去年6月师专分房子，我谋着活动个好楼层，秋芳阻拦我‘你过去是名气不小的英雄，我们要实实在在地做人，不投机、不取巧、不走歪门邪道，这才是军人本色。’人说是大丈夫背后必然有个好女人。假如没有秋芳，我现在大概庸俗得说不成了。” 牛先民有张秋芳站在身后，使我对天水女子形成很好的印象。前秦时期有一位织绣回文丝帕的才女，名叫苏蕙，正是天水人。新时代的天水女子，秀外慧中，主意笃定，见识高远，比苏蕙那样多情的女子更胜一筹。我问牛先民：“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飞将军李广是天水人，是古时著名的英雄，你去过石马坪那李广墓吗？ 他说：平时太忙，我哪有空去李广墓，秋芳是从小在天水长大的，家离那儿近，她常常去的。 陇右胜地，自有英雄儿女继起——天水是个好地方，牛先民有福了。 这本书结束语落笔之时，2015年10月中旬，我接到当年参战时拔点作战左路突击群长、现任四川省内江军分区司令员万忠勇的邀请，邀我前往四川省资中县山区，走访当年61师作战牺牲的两位一等功烈士家庭。 万忠勇司令员特别强调：我们要在10月19日中午1时，从内江出发。这是当年(1986年)拔点作战发起进攻的时间！我赶到内江后，见到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当年突击大队长狄国平、七班长王常兴、八班长周旭阳以及182团的诸多首长和战士。 作为一次正式的走访活动，内江军分区还邀请了内江市政府秘书长曾令鹏等一行人，原内江军分区政委陈世荣也一同前往。 当午，我们乘中巴车到达资中县。第一个去的是原181团三营炮连战士罗盛国烈士的家，他的家在资中县双龙镇蔡六村，乘车至不能通行处，下车步行。我们一行人踏着刚刚下过雨的泥泞山路，湿滑辗转，来到一处平地，便是烈士罗盛国的家。 罗盛国同父异母的哥哥刘文祥一人在家。两天前一场大雨，刚刚把他家三间土房淋倒了两间，还剩一间底座是沙石的土房虽未坍塌，但屋顶漏雨严重，已无法住人。刘文祥在原来猪圈墙上搭了块大雨布，支起一个床，全部家当就是床上堆着的被褥和床顶一根铁丝上挂着的衣物，炉灶露在大天之下。 65岁的刘文祥见到我们后十分激动。他说，弟弟牺牲后，按照当地的风俗，由父母亲作主，给弟弟领养了一个女儿作为后人，在刘文祥的户口下，由他负责。弟弟牺牲后，是他把两位老人养老送终。现在地方政府的优抚政策也结束了，自己已无力修缮房屋。万忠勇司令员听到这里，指着眼前的破屋烂瓦，深情地对我说：“俗话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我看了看一同来的近20个人，大家全都站在露天地里，即使谁想坐一下，他家连个凳子也没有啊！ 万司令员安慰刘文祥说：“来的时候不知道你家里的房子都塌了，你不要着急，你是烈士的亲人，我们会关心你的。我们很快会帮你把房子盖起来。今天先给你带了点慰问金。”随即他叫人把一个装着钱的大信封拿来送给刘文祥，并对随同来的当地武装部部长、政委交待：“马上做个预算，今年12月底之前一定要盖起三间瓦房过冬，钱的问题我再想办法！” 我曾在微信上见到过一些参战老兵走访烈士之家的情况，看到一些烈士家庭生活窘迫、凄楚的照片，心内将信将疑、似信非信。此次亲眼所见的现状，震撼强烈，几近不忍直视，顿觉心中难受万分，一路无语。 与万忠勇司令员及地方领导一行，我们又乘车来到资中县明心寺镇，尼姑寺村四组，是原182团9连突击队7班副班长、一等功臣杨代宽烈士的家。 杨代宽的家，也是在一片山洼洼里，绿树丛丛之中，突显一排土房，大约四五间。杨代宽96岁的老父亲在门前接待了我们。老人家身体尚好，挺有精神，他与万司令员似乎是老朋友了，见面寒暄过后，就在当院小凳子上坐下。我趁他们在聊天，抓紧时间到老人家的几间房内看了看。正面四间房，里边的两间是砖房，大约是老人家和杨代宽哥哥住的；外面两间是土房，据说是给杨代宽留着的。屋里空空荡荡，裸露的土墙上仅挂着一个镜框，镜框内镶着6张照片，其中2张是杨代宽打进攻上前线的，其它就是战友们来看望老人家时的合影照了。屋子因常年失修，又没有家具摆设，非常破旧。我暗自思忖：假如杨代宽还活着，凭着他的身强力壮，这里必定早该是几间大砖瓦房了…… 杨代宽的营长、突击大队长狄国平，班长王常兴，还有8班长周旭阳等老战友，大家一起围坐在杨代宽老父亲身边，大家表情凝重地与老人家合影留念；万司令员递上军分区的慰问金，祝老人家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据我了解：万忠勇——这位当年的突击群长，一等功臣，内江军分区司令员，自从他调到四川省军区工作以来，每年“10·19作战”纪念日，他都来看望烈士家庭，常来关照杨代宽的父亲，他个人送上慰问金，从未间断。去年，经过与地方政府共同协商努力，终于在罗盛国、杨代宽两位烈士牺牲29年后，把他们的骨灰安葬在资中县烈士墓地。之前，烈士的骨灰一直在各自家中保管。 离开杨代宽家，我们一行人前往资中县唯一的烈士墓地去祭奠悼念。墓地在一处半山腰上，不大的墓区七零八落立着八九个墓碑，掩埋着建国以来各部队的烈士。在墓与墓之间挤出的两块空地上，分别立着61师181团罗盛国和182团杨代宽两位一等功臣的石墓碑。大家纷纷摆上祭奠品。 我突然发现：杨代宽墓碑前的遗照，竟是他牺牲前一天我给他拍摄的那张标准像！往事历历，陡然浮现眼前，不禁感慨万千，潸然泪下，一晃近30年，我在资中县似乎又见到了19岁的杨代宽！ 正在思绪恍惚中，听到万忠勇司令员代表战友们，在墓碑前大声向两位烈士庄严说道：“亲爱的战友，家乡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你！跟你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共和国没有忘记你，安息吧，战友！” 乘车返回途中，我把这趟走访烈士家庭的情况反映给61师老部队，现任师首长迅速做出反应，马上安排政治部人员了解情况，并布置派人去当地解决困难。原181团参战时的政委李太忠将军，也打电话详细询问，同时安排有关人员积极解决问题。 消息传到北京，也在关注61师“10·19”作战纪念活动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海阳，发来信息：“永远不能忘记牺牲战友，永远不能忘记参战老兵及其亲属。在落实有关优抚政策的同时，各级组织和健在战友，也可为他们出一把力。如果现任党委领导、负责同志有这方面的安排，相信大家都会积极支持参与。” 红军师的老战友们，也纷纷在微信网络上出谋划策，大家都倾注了对此事的高度专注。 这一切，既表明了我们的战友至今充满着对烈士、功臣、英模的敬仰和崇拜，更饱含着对烈属和他们家庭真挚而深厚的朴素人性之爱，人性之情！ 战友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享受到和平安宁生活的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 共和国更不应该忘记他们！ 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毛泽东主席撰写的碑文，祭奠至1949年9月30日止，——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幸福捐躯的先烈。 我们期盼着：自1949年10月1日起，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援老、中印边界、珍宝岛、铁列克提、西沙群岛、两弹试验、对越反击、3·14海战、反恐反暴、国际维和，及至未来难以预测的抵御外辱、保卫祖国领土完整、人民自由幸福的所有战争中，英勇献身、伤残、参战、参试的中国军人，都能得到共和国堂堂正正的追认、认可、尊重、尊严、保障！ 中国好儿女们的热血—— 没有白流， 也不会白流。 期盼中的这一天—— 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本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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