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教员（二十五）
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自已其实干了许多工作，除了干一般的农活外，我还务过菜园子，管过磨面机，修过水库和铁路。再后来队长叫我和会计一块管过账，甚至还当过一阵小学教员。
我们生产队会计叫吴长宝，听力不好，常要对着他耳朵大声喊叫，他才可以听见。所以，农村人都把他叫吴聋子，我们知青起初不好意思这样叫，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吴聋子是吴大伯的独儿子，人长的眉清目秀，山里人有的长的很标致，也就有“深山里飞出金凤凰”这一说。吴会计耳朵不好，但说话很清楚，慢声细语，从来没有个脾气，和一个没有脾气的人在一块是愉快的。吴会计工作认真，一丝不苟，把帐做得清清楚楚，也是公社经常表扬的对象，我和他学会计，从他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算算账而已，更学到二袖清风的高贵人品，人常说，“饥寒生盗心"，可我见到却是“贵贱志不移"。我们所处的穷山沟，想想也没有什么帐好算，但是，当你翻开厚厚地账本时，集体的财产明细，集体的收入与支出，包括每个人的工分记录，我看后才被这细心的工作震惊了。当时我们村上的劳动日是七分钱，十分工能挣七分钱，女同学大部分是六分工，六分工也就是4.2分钱，就是说女同学干一天活所得报酬，在城里买不了一根冰棍。而会计的计算就是从这几分几厘开始的。全生产队的人都相信吴会计，而吴会计也从不含糊，任何一件有关记账的事，他都说的明明白白，让人心服口服，他尽管是个聋子，村里的小孩都拿他开玩笑，他从不恼怒，他工作的认真，秉性的公正，赢得了全村乃至全公社社员的尊敬。试想那么一个贫穷的年代，一个会计不公正是可以理解的，而他纵然一贫如洗，却守住了集体的钱财和公正，工作细致更多是智力的产物，而秉性公正则是心灵高尚的果实。
算账，记账首先要记清人，知青是外来户，很多人事关系搞不清楚，吴会计能一清二楚地给我道来。我听后才吃惊地发现，我们下乡偌大的山区只有十五户人家，基本分布了几个点。
我们在后湾，知青来了才热闹起来，使这小山坳有了欢歌笑语，但这里仅有五户人家。程家：程老汉、(饲养员)程大妈及四个儿子：程金玉大队支书，大嫂刘芳梅，我们称大哥大嫂；程金怀小学教员，二嫂张金定；程金贵高中毕业常给耀县文化馆写文章帮忙，娶莹娃（郑家五妹）；程金锁，老四，后到耀县农业机械厂当工人。这也是村里最为显赫的家族，文化水平也最高，农村人对有文化的人高看一眼。后来大嫂小儿程小平40年后当队长，娶贵奇女郑亚娟为妻。
再下来第二家是吴家，兄弟两个，我们称大伯、二伯，吴会计是大伯的儿子，二伯无后，所以，吴家两兄弟守着吴长宝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大婶、二婶身体都不好，真是“千亩地里一棵苗”，吴家老人都体弱，但品德高尚。大伯当过老队长，刚正不阿，后人敬仰。再有就是队长张甲有家，一女张金定嫁二哥金怀，我们叫二嫂，一子张金第，柳拐病严重，但有小学水平，常常自命不凡，腿脚不好，媳妇也不好找。
与吴家相邻的是秦有福大叔，秦叔朴实无华，不爱说话，倒是秦婶大喉咙高嗓子，爱说爱笑，艰难的生活中难得她乐观的精神，她是最能和男人开的起玩笑的一个。
还有徐家，徐老汉来自陕南，也是话不多，是全生产队力气最大的一个，儿子叫“枣”，我们下乡后才完婚，后因饥饿，偷过生产队的麦子。
走过后湾是边上（地名），只有一户程姓人家，程老汉是老红军，带一女儿，曾经想把女儿许配给知青，程老汉也没有享受什么特殊的红军待遇，一辈子务农。
绕过边上是前咀子，住三户人家，队长郑贵奇家，郑家是村上第二大户，其女与程家联姻，郑家大女二女均嫁外乡，早早脱离山区，郑贵奇是老三，也是家中顶梁柱，老四郑淑风，嫁给田园富裕人家，长得漂亮，穿衣打扮出众，人称田园一枝花。老五郑淑霞，小名莹娃，在我们下乡期间，嫁给程家老三程金贵，生一子叫程建平（程大妈专门找我征求意见，因与我同名，我欣然同意），老六男娃，叫虎子，常与我们知青打成一片，最仰慕何建忠。
前咀子还有李进财（李大），他还给我们下乡初期做过饭，村里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老婆给生产队放羊，在旷野山坡中，常见她孤独一人。
最后一家是张学良（非名人张学良），安徽人，性格豪迈，肯出力气，乐于助人，洪水中捞人救人的就是他，后来全家搬迁回了安徽老家。
走过前咀子，便是长沟（也叫东河），住有六户人家。
刘明财、高明全（同母异父的弟弟）家，明财务菜，媳妇吴秀兰是当年少有的党员，也曾是妇女队长，当年挨户收鸡蛋，号称一个鸡蛋两条线，交了（钱少）就是社会主义，卖了（到集市上卖掉钱能多一点）就是资本主义，是一位非常能干而且坚决执行上面下达政策的人，也是认我当妻弟的大姐。明全（也叫跟焕）媳妇叫高小玲，高家之女。
还有吴高贵、吴月彦、吴喜风、吴明喜（管磨面的，也是有技术的农民，早年在兰州当工人，因事而返乡），都是吴家开枝散叶的家族成员，当时住在一起，后来分家而居，风喜的媳妇叫刘花娥，那是少有的会给女人拔眉画眼的巧人，婚姻嫁娶少不了让她去“贼脸”（把女人脸上的汗毛用两根细绳绞掉）。让我们当时看到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行为”，大为疑惑，这事在当时农村习以为常。
再有就是高江家、席家、宋同德(叫成同豆)家，同德是农活好把式，其父从陕南迁来，也是一身好力气，会唱“喜歌”和“孝歌”，红白喜事也缺不了他。同德媳妇李朝莲和知青李云关系最好，在农村还互拜了姐妹。
当时知青下乡时间就两三年的光景，让许多与农民的友好关系断了延续，现在很多知青返乡探望，就是当年的情谊所牵。
我的会计工作也没干多长时间，后来我到梅七线修铁路去了，但一段会计工作接触，倒是吴聋子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下。这个人是人见人逗，孩见孩欺也不在乎的人，其修养和内心世界是如此强大和高尚，但关键时，队长、副队长及长辈都尊重他的意见。说到底，他之所以赢得赞佩和尊重，就是他大公无私的精神。在他的生命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纯洁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拥有良好品格的人，才是世人敬仰的榜样。
没过多久，小学教员程金怀，不知有何变故，暂时离开队上，缺小学教师，队长让我给给娃们暂时当当教师，一天最高工分——12分，我非常高兴的接受了。
要说农村最可怜的，就是对孩子们的教育了。尽管说，“再穷不能穷教育"，但实际上就是穷了教育，山区的孩子的教育环境，可能会让人无法想象。所谓学校，就是一口破窑洞，是在长沟的一个山窝里，破桌子、破凳子、破窗户、破门，是贼都不会光顾的地方。七~八个孩子一起上学，大大小小也不分班，就一个老师，有些课一块教，有些课分开教，内容就是数学和语文，就这有的孩子还没有书。一个破黑板，粉笔都是些碎渣渣，上课也没个准点，孩子有远有近，到的差不多了就开讲，甚至谁先来就先教谁，当老师首先要会因娃不同的大小而施教，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也就不上课了。
农村娃娃们上学还都要带上笼笼筐筐，并带把镰刀，一放学就边割草边回家，真是时时不忘劳动干活，家长们对孩子的期望也不高，能认个字，记个数就行啦。学生娃把老师叫“先生”，当时我觉得还不适应，村子里的娃跟我也熟，但很规矩，看来二哥把他们调教的真不错。记得村上的学生上到五年级以后，就要到公社上学去了，生产队里己经教不了了，因为还要考初中，上公社小学的都是背着馍上一星期住校，星期天回来又是要背馍。“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当时孩子能吃上馍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没有任何蔬菜，能夹点辣子就算神仙日子了，这能不苦孩子吗？能不穷教育吗？
我教的是五年级以下的山里学生，也好教，倒是让我把小学的课本又复习了一遍。自己本身就爱看书，对教孩子的课本只需看看就行了，教书成了我最轻松的事，农村孩子也有聪明的，一教就会，数字加减也很清楚，但他们脑子里装的是更多其它的东西，割草、喂羊、喂猪呀，照看弟弟妹妹呀，家中一有事，也就不来上课了。还有许多小学生也不会到公社上六年级去，从此学生时代还没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世代农民就这样延续下来，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是凤毛麟角，这完全是环境和经济基础的问题，一个贫穷吃不饱的时代，何谈教育。“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而教育农民的投入缺少的可怜。知识青年下乡，当地农民未必都欢迎，但许多知青在农村用自己学到的有限的知识为广阔天地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为改天换地做出了更大的牺牲和贡献。
我在上山下乡期间，有幸接触到农村会计和农村教师的机会，我并没有什么提高，这种机缘倒是让我对农村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李建平 河北，湖北人氏，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老三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并创建陕西建筑能源专业委员会，担任学会主任，并曾任《陕西建筑设计》、《建筑能源》内部刊物总编，发表专业论文200余篇，并编写有《浮云朵朵》、《思念妈妈》等，工作之余写作散文、诗歌、随笔、评论等，文章见于《陕西日报》、《西安晚报》、《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华商报》、《法制周报》等刊物，对历史的追忆，对灵魂的注解，让老知青又用文章诠释演绎一曲悲壮的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