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山谷 于 2017-8-1 10:18 编辑
闽浙边界的山区小县寿宁，境内峰峦叠嶂，溪流纵横。 家乡这片富硒富锌的土地张开双臂，又把他拥入温暖的怀抱。脱下穿了二十多年的军装，徐道魁心里纵有千般不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回到了父老乡亲们中间，他也欣喜万分。 转业，只是战斗岗位的转换。家乡这片热土与军营一样，也是值得为之努力拼搏的地方。当别人急着找关系、托门子千方百计想留在城里、挤进机关单位的时候，道魁却向领导要求说：“寿宁是个农业县，像我这样刚到地方的军转干部，不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是没办法做好工作的，请求组织把我派到农村去。”县领导从这一与众不同的选择中，感觉到这是个真正想做事的干部。是的，这个人不仅想做事，能做事，而且廉洁自律、思想作风正派、关心群众疾苦。正像退休时领导誇他的那样，“党性强、责任心强、群众观念强......”欲知怎么个强法，还得细说转业后道魁同志二、三事。 一 1982年，寿宁农村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林业三定工作。 道魁同志担任城关镇党委书记后，带着乡里的团委书记第一次下乡，他们来到地处偏远的安章大队检查、了解林业三定的进展情况。听说镇里新任的党委书记下来了，又是第一次来，大队干部接待十分热情，吩咐小餐馆杀鸡宰鸭的，给弄了一桌子的酒菜。 道魁一见这场景，便对大队干部说“你们太客气，搞这么多的酒菜，该是花了不少钱吧？” 大队书记说“不多啦，也就几十块钱。” “一餐饭几十块，可不算少啊！”道魁笑着说。 “领导第一次下乡，就来这里关心，这点钱我们还是花得起的。” “这样吧，既然已经做了，又是接待我的，这一桌饭菜的钱，就由我来出。我看咱们几个人也吃不了这么些东西，去把先期在这里帮助搞三定的那几个同志叫来，我要请他们一起吃个饭，这样可以边吃饭边谈谈情况。” 饭后，道魁让随行的团委书记代他去交钱结账。 大队书记说“哪能这样做啊，从来没这个先例呀，领导。” “没有先例，就从我开始吧，你的盛情和心意我都领了。吃饭交钱，理所应当，我们吃饭，怎么能叫群众花钱呢。今天，在你们这里检查三定，我给自己也给你们定一条规矩吧，到哪里吃饭都自己掏钱，请你理解、支持我。”实在拗不过道魁同志的坚持，大队书记被他的诚心所感动，便说：“既然这样，我们恭敬不如从命。领导，你定的新规矩，在我们这里开先例了。” 道魁同志从城关镇党委书记任上调地区组织部工作时，下属许多单位都有为他设宴送行的想法和打算，他知道后，在一次各大队干部、支部书记大会上郑重对大家说：“既然你们都知道我要工作调动了，那么，我在这里宣布，不准你们请吃饭、送纪念品，我也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宴请和馈赠，谁违背了，都要受到批评、处理。”但还是有人觉得老书记在这里工作几年，都没吃过我们一餐饭，这回要调走了，请餐饭也是人之常情，于是以工程结算的名义，在酒店办了一桌酒席，要为他饯行，可这桌丰盛酒席的主人，晚上并没有等到老书记的身影，等来的却是老书记打来的一个严厉的批评电话。 二 道魁是个工作狂，他想做事，也颇能做事。 无论是职责范围内的事还是上级指派的临时性工作，他都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转业的头一年，他接受过为不纯处理的干部平反落实政策等几个临时性的工作任务。平反落实政策这项工作，要求对干部的历史情况熟悉，照理说他从部队转下来，并不具此优势。但他工作认真，又有较高的政策水平，领导还是把这项工作交给他来负责。 1957年，宁德地区有过一次错误的对干部的“不纯处理”。所谓“不纯处理”，就是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把出身不好或历史上有过一些错误的人，统统从干部队伍中清洗出去，仅寿宁县党政机关当年被“不纯处理”的干部就有30多人，都急需平反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由于时间跨度长，情况复杂，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道魁和他的同事们进行广泛的调查，细致的甄别，审慎的核实情况，要一个个提出具体处理意见。 有一对刘姓兄妹当年都是县府的一般干部，不纯处理中凭着一封查无实据的揭发其父亲“民国二一年杀害过红军”的群众来信，就被清理回家，两个人都没有了工作。要为这对刘姓兄妹平反，就得找到其父没有杀害红军的证据。1932年的事情，快过去半个世纪了，这证据如何找得到？！他们翻遍了相关的档案材料，没有找到，翻遍了当时的旧报纸，也没有找到，调查询问过不少相关的人员，也得不出可靠的结论，而刘姓兄妹只是一味地喊冤，他们的手上也提供不出任何被冤枉的证据...... 怎么办,他们的父亲到底有没有杀害过红军? 为这事道魁同志吃不香、睡不安，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他想啊想，一天夜里，他躺在床上突然想起小时候上山放牛的时候，看见过从荒冢中被山洪冲出的破损了的金罐（当地称装尸骨的陶罐），见上面写有死者的生卒年月。对，先去墓地看看墓碑，不行就“开穴取罐”，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刘姓兄妹会同意这样做吗？ 他找到刘姓兄妹，问：“你们父亲的墓在哪里，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看墓，与平反有关系吗？”兄妹俩问道。 道魁点点头。刘姓兄妹将道魁带到父亲的墓地仔细看了一圈，道魁又问“你们愿意打开父亲的墓穴，把金罐取出来吗？” 听说此举对平反落实政策可能有帮助，兄妹两当即表示同意。当金罐取出，道魁一看，心中大喜，有此物证，可以为死者平反、也可以为蒙冤二十多年的刘姓兄妹落实政策了。因为金罐上面的时间显示，早在揭发信上的杀害红军日期的两年前，他们的父亲就已经离世了。欣喜、激动，兄妹两当即相拥而泣，并跪谢道魁说：“老徐，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啦！” 三 道魁还是个心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党员干部。 他下基层，去农村，总要到农民家里走走、坐坐，和群众聊聊天，拉拉家常，问问生产和生活情况。他的老家在寿宁的坑底村，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过去群众的生活大多比较困难，如果身体不好，家里没有劳动力，可真是贫病交加，生活就更加艰难了。有一次，他回家乡坑底村，在和乡亲们聊天时，了解到村里有一个特困户。这个家庭的男人几个月前已经去世，留下一个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路一瘸一拐，没有劳动能力的病妻和两个正在读中学的女儿，生活十分困难，新学期开学，眼看就没有钱交学费，处于即将辍学的境地。 第二天，道魁同志就去看望了这个家庭，了解情况后，他找到村干部商量，自己代村委会写了一个申请特困户困难救济的报告，盖上村委会的章子后带回县里，他便开始了为这个特困家庭寻求可能的救济和社会帮助的努力，经过一个多月的四处奔走和多方努力，终于通过老区发展促进会，争取到了“黄仲咸基金会”对大孩子每学期500元的资金帮助，不久又争取到寿宁县一个小企业主对小女孩学费的赞助。如今，这对姐妹在社会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早已大学毕业，有了称心的工作和幸福的小家庭。得到过道魁同志帮助的困难群众，不止是这一个特困户，还有一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复退军人，因为身体不好，干不了重体力劳动，生活也很困难，虽然素不相识，道魁知道情况后，也主动为他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找分管这项工作的副县长，最后按照政策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道魁家人口多，仅靠夫妻俩工资收入，虽然日子也是紧巴巴的。可他多年来为家乡、老区修路、架桥、建学校等公益事业捐款四万多元，还先后或多或少地资助过十多个困难孩子上学，汶川地震捐款2000元，他说：“虽然钱不多，也尽我这个老兵一点心意吧。” 道魁同志关心群众疾苦的事情，在县域范围里被人们口口相传，许多人不管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愿意跟他反映情况，有困难也喜欢找他帮助。前不久，他还收到一个陌生人给他反映情况的信，道魁说，他的那些问题我也帮不了，其实他也知道我没有那么大的神通，但他还是愿意跟我说说情况，这也是群众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吧。 是的，道魁同志，群众对党的干部的信任，可是值千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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