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这辈子最大的嗜好就是抽旱烟。从我记事起，旱烟锅子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如影随形，吃饭、睡觉也不离左右。在家徒四壁的年代，全村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走河运拉碳。奶奶是个勤快人，除了收拾庄户，还想着法子养家糊口。她饲养了很多家畜，几只羊、几头猪、一二十只鸡……卖掉羊、猪仔、土鸡蛋，所有这些换来的钱还不够父亲兄弟几人上学。 所谓的旱烟锅子其实就是抽旱烟用的一种器具，它由烟锅、烟杆、烟嘴、烟袋组成。评价一个旱烟锅子的好坏主要是看烟嘴，好的烟嘴由和田玉、蓝田玉或者玛瑙等制成，较差的只要有出烟的孔即可;再就是烟锅，大多都是铜的，有黄铜，也有白铜;烟杆多为木制，也有好坏、优劣之分;烟袋则五花八门，皮质的、布制的，甚至还有塑料的，绣花图案有无，做工精细与否。爷爷的旱烟锅子是某次跑河运向别人买来的，尽管年代久远，但却质地优良。烟锅烟嘴光滑锃亮，长长的烟杆像辣子油擦过似的，黑里透红。烟袋几经更换，倒显得过于普通了。爷爷想抽烟时，便将烟锅伸进烟袋，在里面搓压一阵取出，烟锅里就盛满了烟叶末，再用大拇指摁一摁，瓷实了就用火柴点燃，然后吧嗒吧嗒抽起来，吞云吐雾，有滋有味。 爷爷抽旱烟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平时不论轻活重活，烟锅子从不离嘴，就连耕地时双手握着犁把，嘴里也叼着旱烟锅子。其实爷爷抽旱烟也不是一无是处。那时我们河畔蝎子多，经常会溜到农家院落来，吓得一家老小满院子捉赶。老人们有经验，说蝎子最怕闻到旱烟味道，谁家要是有抽旱烟的，他们家的院子里基本就不会有蝎子出没。或许因为有爷爷的旱烟味，我们家还真没出现过蝎子，这也是爷爷一直引以为豪的地方。 旱烟锅子抽的时间长了，烟锅里就会储存一些烟油，这种东西用途也不小,如果你的手被蚊虫叮咬了,涂上点烟油就不发痒了;如果身上有脓疮,将脓水挤出后涂上烟油,效果也是出奇的好;还有就是把洗过烟袋的油渍水撒在粪池子里,来年的庄稼一般不会起虫子。参加工作后，无意间听单位保卫处的大爷也说起过，用抽过的烟头泡在水里，用来驱逐黄瓜叶上油汗的事情，大抵也是同样的道理。 农村呆过的都知道，在冬季漫长的黑夜里,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只有门口屋檐下一个小小的纸壳子状的喇叭，这是那个年代农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窗口。小喇叭每天准时播放个半小时，说的都是国家大事，妇女孩子听不懂，男人们也是听得一知半解，这一知半解的新闻就成了漫漫长夜里男人们的谈资。大家围坐在洋炉子周围,谈天说地,讨论着所谓的国家大事，旱烟一锅子接着一锅子,每抽完一锅子,就在厚厚的步棉鞋底子上或者炕沿边上用力的磕两下,把里面即将燃尽的烟灰磕掉,又在烟袋里挖出一锅,用火铲从火盆里捏出一块碳火,慢慢的点燃,接着就又吧嗒吧嗒地抽起来。女人们则东家长西家短的扯闲话。孩子们的课业在学校都已经早早完成，放学后就是疯玩，玩到肚子里的拌汤被消耗殆尽时，才各回各家。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但只能忍受着，因为家家的厨房里都没有多余的馍馍或者剩饭，我们期盼着只有第二天早上才有的蒸红薯土豆还有倭瓜。由于家里孩子多，吃的东西基本上是定时定量的，这也就是我至今不吃零食的原因。 如今，时代变迁了，日子好过了，爷爷年龄也大了。为了爷爷的健康，我们都劝他不要抽烟了，爷爷知道我们是为他好，但他戒不掉呀，这也算是爷爷不喜欢来城里居住的原因吧。我在我们孙子辈的八个兄弟当中年龄最小，脾气最大。其余的哥哥都抽烟，我却不抽烟，我嫌烟味太浓。每每回家，我和爷爷盘腿坐在土炕上，我给爷爷发香烟，他不接，说抽纸烟不过瘾，他仍然抽他的旱烟。抽着抽着，爷爷就又讲起他的旱烟锅子故事来。“这是年轻时候跑河运时候弄回来的，已经几十年了，是个好东西……”，我就赶紧打断爷爷的话：“从小到大我这是听了很多遍了吧!现在谁还用这个，我反正不会用的”。我说得舒服，可爷爷听着明显却很失望。还是大哥实诚，他说：“这个旱烟锅子有珍藏价值呢，已经快几十年的历史了，烟嘴绝对是好玉，这是咱家的传家宝”。爷爷又开心起来了，继续给我们分享他那宝贝旱烟锅子的故事。 这几年，因身体原因，爷爷的烟瘾没以前大了，但旱烟锅子仍然不离左右，奶奶也很少因为父亲抽烟再叙叙叨叨了。每次爷爷在电话里和我嘘寒问暖时，总少不了一句话，抽烟对身体不好，能不抽就不要抽了!每每放下电话，我都会不由自主的浮想，爷爷是不是又在一边呆呆望着旱烟锅子，一边幻想他曾经吞云吐雾、怡然自得的吸烟场景。爷爷爱抽旱烟，抽了大半辈子，家人也反对了大半辈子。尽管如此，但他还是舍弃不下。或许，旱烟锅子，正是我们爷孙之间的一种历史烙印和最好记忆。
郝敏龙，，陕西榆林府谷人，外语教育工作者。1991年4月生，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笔名陕北一叶知秋，现定居府谷。《读者》杂志签约作家，中国散文网签约作家。文章多见于《中华散文》《散文选刊》《美文》《散文天地》《读者》《青年文摘》《课堂内外》等期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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