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louyegang 于 2017-10-18 09:28 编辑
昨夜读《墨子》之书，其书句句经典。今晨读2003年之《书摘》旧文，未见太多心怡之文章，仅一两篇在其他书中读过之文，还差强人意。 《墨子》之思想，千年淘洗，依旧生辉；《书摘》旧文，十年存放，已散朽味。其中深故，自与学人之精思深浅有关，亦与学人有否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格局有关，更与学人十余载中有否重读自家文、重修自家文有关。曹雪芹悼红轩中重修《红楼梦》达十年，增删五次，真是字字句句皆辛苦。这份十年滋味，曹雪芹实在太强烈，在第一回中忍不住就写下一首五绝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十年前写《红楼梦》第一回的时候，不会有这首绝句的。这首绝句，是曹雪芹在批阅《红楼梦》十载之后，自然而产生的一种心得。 心得自然产生，不用刻意制造心得，这样的事情，在文学创史上，多不胜数。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每写完一篇传记，都有个“太史公曰”，做点自我的点评。本来写史书，史家以旁观者叙写，留待阅者评论之即可。司马迁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才写下自评。如司马迁写完《屈原列传》，马上就写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贾谊所作），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写屈原的历史，就写屈原的生平大事即可，最后却把自己的行踪也写进去，把贾谊也进去了。屈原、贾谊、司马迁三人的生活年代，完全是没有交集的年份。司马迁写史书的时候，用情总是太深，深到传记写完，余味还是太浓，停不下来笔，如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中崔莺莺送别张生时的痛苦，痛得实在没法收场，非得来个《五煞》《四煞》《三煞》《二煞》《一煞》五个曲牌，才把两人分别时的不舍给“煞止”，这才弄出最后一个曲牌《收尾》而收场。司马迁收不住自己的才情，又怕世人不懂自己的才情，就来个“太史公曰”。 后世不少人写文章，也用这种方法结文，比较有名的模仿者，如王安石，他的作品最后一段常是“王子曰：”。还有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许多篇目最后一段都以“异史氏曰：”作为评论的开头，“异史氏”自然是蒲松龄的自称。中国如此，古希腊的伊索写《伊索寓言》也如此，写完寓言故事后，把寓意都写出来了。如《赫耳墨斯和雕像者》一文，赫耳墨斯自认为自己的雕像比宙斯、赫拉的雕像贵，他没想他的雕像是添头，买前两个，白赠赫耳墨斯雕像，文章到此结束，余味很好，末段偏偏补笔“这个故事适用于那些爱慕虚荣而不被人重视的人”。如《蚊子和狮子》一文，蚊子打败了强大的狮子，得意飞翔时，死在蜘蛛网中，叙事之后，尾段也有一句评论“这故事适用于那些打败过大人物，却被小人物打败的人”。太史公发点自评，还算含蓄，带点暗示，给人留点想象空间，西方伊索的自说自评简直不给人想象，大有“你听完我的故事，就按我最后一段说的去做，别费脑筋多想了”，这“明示”有“明”得服务太周到的味道。 故明末清初大才子金圣叹，在点评《水浒传》时腰斩《水浒》，把《水浒》腰斩到一百零八将梁山英雄排座次而杀笔，后事皆成余味，让读者自思。此种余味笔法，如中国写意画中的“空白艺术”。如齐白石画虾不画水，画出虾跃出水面的姿势，观者在空白处似乎观到满眼尽是水。观者，亦在创作，此是书画之妙法精髓。创作亦如此。 写者写文章是“一度创作”，读者读文是“二度创作”。这些写者简直不给读者“二度创作”，直接把读者“二度创作”的权力给收回了，要读者去“三度创作”“四度创作”了。这种自写自评，有时还非读作者的点评不可，如蒲松龄的《促织》，尾段“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这还真是蒲松龄的千古绝评，如非其亲自操刀点评，旁人读完此文后，还真难有此当头棒喝。这种妙例，亦有不少，然如此笔法，仍亦值得商榷。当然，文章在修改过程中，感受会越来越丰富，思想也会越来越深刻。司马迁写《史记》十八年，十八年间不断修改，用个“太史公曰”，跟曹雪芹十载批阅后写首七绝一样，合情合理。长文自有长叹，余味难尽，做个补笔。王安石、蒲松龄、伊索，写的是短文，短文短叹，唯有留余味，才可形成“短文长叹”之效。 重修旧文，如孔子《论语》所言“温故而知新”。金庸对此有其高见，他曾云“未有独特之构思不写”，估计此语，在金庸重修其作品时所悟。金庸亦花十余载重修其众多武侠小说，最终化成一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此十四部书，部部构思不同。此亦是金庸封笔之缘故，非有突破之旧书之构思不写。学者梁治平曾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寻找翻得最破的东方图书，发现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学者判断粉丝多少，不用大数据，看看书页残破状态，即可对比出阅读人数，甚是有味。此中亦可知，金庸修其书必有大删大改，大构小思之处，尽力回避重复累赘之语。否则，美国学者必不买其账。 今思《墨子》一书，亦有此感。《墨子》一书，言简意赅，墨子因毕其一生精思于一书，故墨家亦可成百家之一家。墨子如此，老子亦如此。老子生于春秋乱世，一生静思乱世之象，于周朝守藏室内著书立说，书稿即成，又遭周室内乱而焚毁。毕生心血一毁，老子大悲，此后行踪，司马迁在《史记·老子传》中略有一二记载：“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始终。”老子《道德经》如非函谷关守关之关令尹喜，必将中绝于世，此亦后世书客之大幸。老子一生大道之说，何止五千字，然五千字乃老子大道学说之纲要而已，亦足以使老子圣于乱世。春秋百家之圣人，写文笔墨经济，非有精妙之思，不落于笔端，此亦春秋学术之风气。然其间精思，圣人有几多重修，亦难以考证。今日读者，只可尽情品尝其妙思即可，亦无须费时考证其重修次数。正如钱钟书所云：“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圣人、大师费时重修旧文，最终精思妙语“藏于名山”而传于后人，后人可读一妙书而变通人生之道，亦省下不少精力和时日。故圣人、大师之功，不可抹，亦不可没。 今读《书摘》旧文，书中所获虽寥寥，然于书外确得一新思。我读《书摘》旧文，缘于读近期《书摘》新文，其味颇合口味。十载后，若我重读《书摘》新文，是否又如今晨读《书摘》旧文一般。估计，大致会如此。《论语》中子夏云：“切问而近思。”“近思”，即“思近”，思考眼前之世事。《文摘》新文与当下思潮有关，读来自有熟悉感而生亲切感。然旧文在与其所发表之时，亦与其时下思潮有关，昔人在昔时读时亦自有其亲切感。 一景有一情，此景有此情，彼景有彼情，时过境迁，情景一变，昔时之观感，亦会变味。如旧年读蔡义江旧版之《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才始知《红楼》之妙处。近日重读蔡氏新版其书，已大删改前书，此时方知前书亦有不少糟粕。两书前后差别之大，亦与学术潮流之大变相关。此亦是圣人、大师于不同时潮中，寻找不变之千古思想之缘由。故思潮常变，唯有向真、向善、向美之人性真味不变，文才历百代而不衰，妙思才可穿千年，越百域。如此之文，千古之下，又有几篇？ 可历时间劫难而不衰之文，唯有宗师之文，如墨子之文。如吾辈之文，或许皆将湮没于后世红尘之中。如此命运，思来自有悲叹，然亦无须多悲。世事皆成空，又何必多伤“空文不垂”之千古之憾。 千言万感，皆是废语，最终用好友王华的妙语作结：“读厚厚一书，读后虽皆忘，如有一妙句，终生不忘，此亦是好书，不算白读。”
〖简介〗 楼叶刚，钱派再传弟子，“讲文堂”创办人，浙江独立作家，西部文学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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