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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叶刚随笔】闲评盛唐与晚清两朝之荐才风气 盛唐荐才，“才风”盛而国强；晚清荐才，“财风”盛而国衰。 开元八年，王维以京兆府解元身份参加部试，因靠山不硬，意外落第。开元九年，他调整策略，继续参加部试。此次科考，他得到歧王策应，不知“用才”还是“用财”打通这个关节，不得而知。歧王应该不是太缺钱，欲推荐王维为状元，大概王维确有大才。可天下大才太多，独木桥太窄，容不下如此多大才。所以打通顶层人物之关节，不可或缺。第一个发明打通关节的人，肯定是个大才，至今是很难考证，谁是唐代科举史上第一个打通顶层人物关节而获大利的人。发明，是件伤脑筋的事情，成本很大；模仿，是件不大会伤脑筋的事情，只要不用支付知识产权的费用，相对发明而言，成本是很轻的。所以别人会打通关节，王维吃亏后也会模仿，王维会模仿，名士张九皋也会模仿。 岐王听闻一件大事，玉真公主欲推荐张九皋为状元。大概唐朝时候，谁要推荐谁，完全是明箱操作，不是暗箱操作。有时太公开，也不见得是件坏事。真有大才之人，总是能化危机为胜机。歧王自知实力不及玉真公主，马上命王维装扮成琵琶师，赴玉真公主盛宴。宴席上，王维一弹《郁轮袍》，满座大惊，公主动容。王维大献怀中诗文于公主，公主一读，满座皆呼王维为奇才。玉真公主立召主考官，定王维为第一名。玉真公主也真是个性情中人，谁才情高，就定谁，完全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 王维当众献艺献文，很有竞选美国总统的味道，似乎在拉票，最终拉到玉真公主这张大票。李白从四川青莲乡出发，攀悬崖，过栈道，来到长安，拜见贺知章，献上《蜀道难》。最终目的，也在于打通关节，希望贺氏推举他以见唐玄宗。此种打关节之风，至中唐也不绝。白居易初次参加科考，名声尚未大振，则以诗歌投赠顾况，顾况开玩笑说：“长安物贵，居大不易。”披卷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赞叹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王维、李白、白居易，皆是一时大才，科考前先以诗文自荐，大概与唐代科举制不用“糊名制”有关。不糊名，有其弊端，也有其有味道之处。大才子的文章，在顶层人物面前，先过过目，总比“一卷定终生”要好些。唐朝有此风气，才子皆跃跃欲试，如此，国多才子，盛世亦成。 大概唐朝以后，世人很少看到唐代科举的可爱处，更多的是看到其不严肃性。文人公开怀妙文而投赠高官，以期给考场文章加分，似乎有点不地道。毕竟，平时习作和考场作文，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后世对此有不满，亦在情理之中，故“糊名制”应运产生。有“糊名制”，并非能完全杜绝阅卷时的作弊现象。哪里有障碍，哪里就有利益链。障碍越大，风险越大，利益链也越大。所以“糊名制”下，掩耳盗铃式、监守自盗式等作弊方法，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科场作弊文化。学者金岱在《右手与左手》一书中，有段评语，大致如是说，最完善的人为体系，是聪明人的杰作，也是聪明人的愚昧和封闭。如科举制到清代，可谓完整严密。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科考中贿赂考官，查实者，斩立决。条文之严肃，甚是可畏，然而晚清科考贿风之盛，亦人人皆知。 绍兴鲁迅家家道中落，亦因一场科举舞弊案。绍兴周家族亲，有笔记相载，1893年浙江乡试，正主考官是京官殷如璋。殷如璋未到杭州，其人脉和行踪早受人关注。外人如此清楚殷如璋底细，自与其身边人泄底有关。或许是他自己故意托人外泄，毕竟，清代乡试主考官是个难得的肥差，京官争到这个肥缺，大概代价也不小。有付出，总想有回报，这是晚清官场的潜规则。晚清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中，对晚清主考官有段描述。穷京官吴赞善，到陕西做乡试主考，招了举人赵温做门生。赵温赴京会试，自然要准备一份贽见礼。门生的贽见礼还未到手，吴赞善就想用这笔钱还清旧债，再拖借新债。所以他事先早打听清赵温的根底，一个暴发户的儿子。他一直打算着，这份贽见礼，至少二三百两。谁知赵温只送二两，吴赞善气得不见赵温。赵温还蒙在鼓中，不知何事遭拒。小说中，赵温送二两银子似乎是艺术的夸张，渲染一种讽刺效果。或许考前考后所送的礼金，是有大差别的。毕竟，考试都结束，会生“人走茶凉”之感，对于礼金，能省则省。 实际上，晚清科场作弊的贿金，数目之大，非常惊人。那年浙江乡试，绍兴秀才探听到殷如璋与鲁迅祖父周福清是“同年”。“同年”，即乡试会试同科登第。旧时有官场惯例，“同年”之间，即使素昧平生，有事相帮，宜相互照应。估计，殷如璋来杭州前，可能还特意翻了一翻浙江的“同年”情况，甚至还派人大泄此种关系。绍兴马、顾、陈、章、孙五户周家亲戚，得此消息后，凑足一万两银子，托周福清打通关节。周福清也算翰林出身，自然懂得大清律例，不大敢轻举妄动。大概是他在绍兴丁忧三年，坐吃山空，囊中羞涩。此时，周家虽算小康人家，风光肯定大不如前。否则，鲁迅之父周伯宜，中秀才后，何以多年考不中举人。估计，不是周伯宜才情不足，而是家中拿不出大笔贿金。既然五户亲戚愿出一万两银子，周福清也想冒险一赂，牟取好处。所以周福清此行，有过一番周密设计。一则打听到殷如璋取道运河至杭；二则打听到殷如璋会在苏州停留，这是唯一见面的机会；三则断准官船到阊门码头日期，是农历七月二十七日；四则准备好一封带有关节字样的书信，写明作弊记号，其中作弊考生用姓不用名；五则一万两银子，用空票，不用银票，成事后兑现；七则作弊考生，嘱令仆人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 如此安排，也算天衣无缝。最终还是百密一疏，周福清没有亲自投帖，派陶阿顺去拜会。大概是陶阿顺太紧张，犯下两个致命错误。一是把名帖和信函一并交给殷如璋的差人；二是对殷如璋的官船大喊“有一万两银子在信封中”，想讨个收条。致命错误的发生，总是有附加条件的。如果那日只有殷如璋和他的差人两个人，陶阿顺再怎么大喊，都不会出事。问题就在送拜帖和信封时，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周锡恩谈话。殷如璋也是个老手，见信封厚厚的，早心知肚明，便将信封放在桌上，想等周锡恩离开之后再拆开来看。陶阿顺喊一嗓子后，殷如璋便示意周锡恩拆阅来信，周福清贿考事发，陶阿顺“押交苏州府收审”。周福清吓得躲到上海，连累其子周伯宜被抓到苏州审问。苏州知府本想放周伯宜一马，命其承认自己是个疯子，就可回家。谁知鲁迅父亲，非但不领情，在公堂之上，说他不是疯子，还大声说，某年某科乡试某人作弊，一连说了数十人。周伯宜也就吃上官司，受尽牢狱之灾。如果不是周伯宜骨头太硬，周家还不至于败家。绍兴周家科场作弊案，东窗事发，不是民愤而是官愤之结果。或许殷如璋和周锡恩两人见到空头支票，心中大不快，有大受欺骗之耻辱。于是，要惩罚一下“空手套白狼”的周家。晚清科场，面子不如银子，是不争的事实。 纵观盛唐和晚清两朝科举，两朝分别“以才作弊”与“以财作弊”。然而大唐科举，公开作弊，大概全民作弊，则不算真作弊。因为大家作弊，等于没作弊。清朝科举，私下作弊，人人皆知有作弊而唯行内有钱有权者可作弊，此乃真作弊。 科考之后，放官之姿态，两朝亦大相径庭。唐朝官场论才放官，是主流，亦不免有论势放官之现象。然论才赴任之官，尚有兼济天下之情怀。如白居易任杭州太守时，疏西湖淤泥筑白堤，确为利民之举。晚清以财放官，是主流，大概此时资本涌入官场，官场商业化模式已日趋成熟。官员贿上之财物，如经商之启动资金，定期自然要收回成本和利润。如此事情，《官场现形记》一书亦有相载。王乡绅称钱典史，当典史多年，造一白墙大宅，算是没白当官。钱典史称当官要干肥缺，如干一层层下剥之差事，中间回扣太多，至下层官员之手，利润则太少。李伯元如此描绘晚清官场之商业真相，可谓维妙维肖。小说虽有虚构，然晚清以财谋官，得官者必广开财路，亦在情理之中。故晚清“赚钱官术”之产生，大概是资本涌入官场之缘故。唐代以才谋官，得官者尚有几分济世举措，故形成“传道官术”，大概是儒家文化涌入官场之缘故。“赚钱官术”与“传道官术”，唐清两朝皆有，唐以“传道官术”为主流，清以“赚钱官术”为主流。此两种官术，大概与唐荐才重才风和清荐才重财风，密不可分。 清朝以财荐才，官场则成市场，官商难分，公财必遭清洗，“洗钱”花样之多，非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藏得下。故晚清日日国衰，终至财尽国亡。唐朝以才荐才，才尽其用，则盛世不断。然而唐灭，大概与各藩镇人才多，财物多，想割据称王相关。故其亡，不在国力衰，而在分封之败。此中变故，非与科举选才有关，而与西汉以来之太学选才模式相关。此中缘由，将有另文探讨。 2017.11.29 〖简介〗 楼叶刚，钱派再传弟子，“讲文堂”创办人，浙江独立作家，西部文学作家协会会员，杭州萧山儒学学会会员，中华楼氏宗亲理事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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