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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饿死”，非其无才，亦非其文无珠玑。大凡饿死之真文人，皆有大才，如杜甫饿死于江舟之中，李商隐饿死于病床之上，曹雪芹饿死于除夕之日。此等顶端大文人饿死，世人方知才华与稻粱未必相关。大文人尚且如此，然则大文人之下之中文人、小文人，饿死于红尘，其事埋于世间而不为人知，更不知其数。 文人易饿死，与文人处宦海之边缘，身无生杀大权有大相关。文人若握生杀大权，以权诱人，趋之者必如鹜，则其文千金亦难求。盖自古谀居高位之文人者，先谀其文，如曹操降关羽，必先予吕布坐骑赤兔马，两理相似也。文人若旁落于大权之边缘，其文之值必落千丈，难有问津而出善价之人。位高文贵，位卑文贬，千古宜然。 故文人处宦海之中心，权贵荣宠时，欲饿死亦不易。然其常处宦海之中心，即使文名天下，欲不死亦不易。商鞅、李斯、韩非、屈原等人，其文之妙，妙绝天下，其尊贵于天下，四海皆知，然此等人杰之下场，非他杀即自杀。如李斯，其文高见，旷古罕有，然其人阴毒，诬残韩非，终遭他人以毒攻毒，以废其毒。如屈原，其文如其人，其洁如香草，其政有美政，然如此善美之才，终难容于恶丑之野蛮世道。故有毒之文人无善终，有善之文人亦无善终，半毒半善之文人，亦难有善终。商鞅城门立木，千金买重诺，此其半善之面；立酷刑严法，无官府文书，不得夜宿客栈，其逃亡之时，无处觅身，终遭俘而车裂，此其半毒之面。 故文人居高位而亡，与其人之善恶似无大关联，实则与操大权可谋天下利有大相关。大权生大利，则天下人受其诱，皆欲争之。然天下之事，其利多大，其祸亦多大。老子曾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如始皇至尊，权可杀天下万物，草野张良不畏其暴，偏欲锤杀其于博浪沙。千古一帝，尚难避其祸，何况常人。 处高位之文人，有高处之忧；处低位之文人，有饿毙之愁。杜甫、李商隐官小权小，如附于朝堂之下蝼蚁，无满堂之金玉，无满仓之稻粱，故终日有断炊之忧，终年有无衣蔽体之愁。其两人，不附高官，难谋其生。杜甫寄四川节度使严武篱下，才有安居之草堂；严武病逝，杜甫困顿断粮于饥寒双迫中病故。李商隐久居幕僚小职，困顿之中，内失内援，其丈人原泾原节度王茂元逝去；外失外援，牛党好友令狐绹厌恶其娶李党骨干之女，断其交情。双重困境，李商隐贫饿而亡。故此两大文人虽久附朝堂高官，然小权不足谋大利，又身怀仁心而少谋私利，冻饿至死，亦难免之。 曹雪芹亦如此，虽未为官，先辈久居高官，其辈善文而不善农商；抄家之后，虽有织锦之技，终因穷困而死。大凡饿死之文人，似如柳宗元《临江之麋》之麋鹿，高官似如养鹿之猎户，处处荫护其鹿，怒斥欲伤其鹿之家犬。久之，文人如鹿，失其警惕之心，终丧外犬之口。文人久附高官，易断其农商谋生之技，若至落魄困顿之时，则常以“写文卖谋”维生，至于其文其谋无人问津之时，则难免粮尽命绝。 故杜甫、李商隐等人，只知官场“离不开”，不知官场“靠不住”。《水浒传》中白衣书生王伦，科举失利，深知官场“靠不住”，上梁山做匪首。暂不论其人品，然其举亦是对宋朝官府反戈一击。晚清洪秀全，如出一辙，闹得比王伦更有声势。此两人，终身首异处，断首之前，酒肉依旧穿肠过，依然为饱死之文人。自然，此等风险，非平常文人所能承受之，故文人宁饿死，亦不造次。故文人饿死，有外因，外势不容人；亦有内因，不知身份之变通。故文人至于困顿之时，身份还是文人身份，最为常见。如唐寅、徐渭、郑板桥等人，困顿之时，卖字卖画以谋糊口。如兰溪才子李渔，自办戏班子，自写自编戏曲，唱遍江南以谋其生。 纵观古之文人，饿死固可悲，然悲又何益。文人不如用空悲之时，多谋实利。若实利握于手，自可悠闲于天下，不束缚于时势。 〖简介〗 楼叶刚，钱派再传弟子，“讲文堂”创办人，浙江独立作家，西部文学作家协会会员，杭州萧山儒学学会会员，中华楼氏宗亲理事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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