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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的高考改革，有变数，也有定数。所以高调的话，不想说；低调的话，也不想说；不高调也不低调的话，也不想说。改革中有悲剧，有喜剧，有正剧，甚至有闹剧，都是不可避免的。 高考改革从恢复高考到如今，从未停歇过，从未有过一个完美的高考体系。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如果高考体系是无可指摘的，天衣无缝的，这将是个悲剧。学者金岱在《右手与左手》一书中有段话：“因为人类那黑格尔式的体系梦已然破灭，那种完美、精致、无有破绽的，一切合理的人造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思想的这种唯一的方式受到了深深的怀疑，人的这种高度的智慧恰恰显示出人的封闭的愚蠢。”高考体系，也是人造体系，也是人的智慧。如果这个人造体系是完美的，完全合理的，那确实是人高度智慧的显示。但一个完美的体系，没有破绽，就是个封闭的体系。封闭，也是人最愚昧之处。体系不可能完美，只能无限逼近完美，这才是最合理的。 当然，高考改革，永远是人才观的改革。在改革的方案中，不外乎“主题先行”和“材料先行”两大类型。“主题先行”，如托尔斯泰、鲁迅写小说，先有一种规则，然后寻找合适材料，论证观点。“材料先行”，如契诃夫写小说，先大量观察生活，然后生成文章。后者，很难找到主题，因为有多元主题。不管目前的改革方案是何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势必会交互出现。当然，放弃高考改革，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人才”太多，多得没法消化。那么“创业带动就业”的梦想，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在爆炒地产的当下，在只要投胎投得好，不用奋斗的当下，不免充满危机。 高考改革在浙江试点，本意是在尝试最终化解这些大局性矛盾，这是善意的。但每个浙江家庭的状况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每个家庭在处理这些社会大矛盾时，应该是各不相同的。当下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每个考生的家庭，有义务和责任协助考生完成高考的细线条设计。因为浙江高考的方案，是粗线条的，是一种大方向，非封闭性体系。这种体系，不是考生建立的，不是家长建立的，不是学校建立的，是国家建立的，是国家战略。用个比喻来说，别人用顺手的东西，自己拿来用，未必顺手。其中的原因，就是别人有别人的体系，自己有自己的体系。在国家建立的体系下，家庭和学校也要建立适应大体系的中小体系，才是最欠缺的当务之急。所以这是一种让考生、家长和老师都辛苦的善意，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能承受这场考验的家庭，终将成为新高考的考场胜者，成为社会中真正的强大家庭，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思维方式决定生存方式，自古亦如此。所以，改革走到深水区，唯有识得水性，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当然，会水的死在水里，也是常有的事，此处只能算是一种警示。但等待就是死亡，奋斗未必有好结果，这或许将是一部分人生存现状的写照。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不努力一定没有好结果，在中国会如此，国外亦如此，将是未来的现实。 今天的地球，就如一个宾馆，有高中低三个档次，高收者住高档宾馆，中等收入者住中档宾馆，低收入者住低档宾馆。身无分文者，搬出宾馆。全球在市场化浪潮席卷下，谁拥有地球上最大的生产力，谁将拥有世界的话语权。这种思想，与“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是有冲突的。在纯利润的趋逐下，势必产生“羊群逐草，商人趋利，仁义道德勉强为之”的局面。十年前，温哥华学者杨锟先生，闲聊他儿子的一段校园往事，很是有味。他儿子问他的同学：“你们加拿大人，为什么总是跟着美国人走？”他的同学回答说：“如果中国比美国强大，加拿大就跟着中国走。”这是个非常现实的话题，最强者的声音，总是最具传播力和模仿力的。如果跟着谁走的标准，是以物质为标准，不以精神文化为标准，并且渗透到教育中。那么，“济世情怀”在不断流失，也是不争的事实。国外如此，国内亦不免。 钱理群先生有段话，似乎很能说明这种情况。他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义主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更厉害。” 教育方式的产生，与时代趋势密不可分。趋势的力量，整体上是很难逆转。用个比喻来说，你有一个套房，朝南，高档程度不亚于总统套房，但中国的房价整体往下跌，你的房子再好，房价也往下跌。反之，你有一套不入流的朝北房子，但中国的房价整体往上涨，你的房价也会往上涨。这就是趋势的力量。钱理群先生口中的教育，有时，也是一种生存选择的无奈。如果全球的竞争状态不是如此，教育不会制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应是时势倒逼的结果。再用个比喻来说，如有一块石头，谁有办法让它浮在水面上。如果是块小石头，可以用“劈水花”的方式，只要把握好角度、力度即可。一块大石头，就不行。如果水的冲击力，足够大，是可行的。后者靠的是趋势的力量。所以，同样是石头，有大石头和小石头之分；同样是浮在水面上，有趋势的力量与非趋势的力量，在背后支撑着。 十年多年前，杨琨先生最喜欢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五大自由”。“五大自由”，就是“财富自由”、“时间自由”、“空间自由”、“灵魂自由”、“自由发挥潜能的自由”。其中“财富自由”是首位的，用大白话说，就是“金钱自由”。那么人拥有多少金钱，才算“金钱自由”。这个很难说，中国大商人刘永好先生有个表述，似乎可做参考。他大致如此说的，一个人拥有一个亿的人民币，是属于自己的，一个亿以外的钱，都是属于社会的。按刘永好的说法，如果一个人有一个亿，应该是做到“金钱自由”。所以，浙江高考改革有不同声音，关键问题也在此处。如果浙江省每个家庭的财富，都有一个亿，就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声。因为“金钱自由”的家庭，已经具备“时间自由”“空间自由”“灵魂自由”“自由发挥潜能的自由”的条件。所以，当下浙江的家庭，最大的目标应该赚取“一个亿”。如果教育不改革，浙江各个家庭想赚到“一个亿”，也是空想。赚一个亿，有赚一个亿的思维方式；赚一千万，有赚一千万的思维方式；赚一百万，有赚一百万的思维方式；赚十万，有赚十万的思维方式。所以浙江的高考改革，本质上是在改变人的思维格局，只是某些操作方式，还不是很成熟。这些操作方式，要变得成熟，不是几场培训或教学技术革新所能彻底改变的。 所以，当下的高考改革，“分数捆绑考生”，还未达到“思维捆绑考生”“创新、创意捆绑考生”的阶段，也是合理的。随着时代发展，改革深入，教育方式不断分化，分化出“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类型的教育”，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场高考改革的初期，不怕分化，最怕异化。如果这场改革异化成“时间捆绑考生”，而不是“思维捆绑考生”“创新、创意捆绑考生”，这必将异化出一些人造灾难。如果这场改革杜绝改革中基层的人为异化，或者变相异化，浙江的美好未来不可估量。否则，也不用多言。
〖简介〗 楼叶刚，钱派再传弟子，“讲文堂”创办人，浙江独立作家，西部文学作家协会会员，杭州萧山儒学学会会员，中华楼氏宗亲理事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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