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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男人一辈子只要干成一件大事足矣！我今年69岁了，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是曾经在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当老师，培养了宁夏农垦系统第一批大学生。
我是1963年高中毕业的，1965年作为北京上山下乡知青，我和几千名同伴来到银川市郊区的平吉堡，在农十三师一团五连当农工。
当时的平吉堡真是落后啊！除了物质的极度匮乏之外，更令我们扼腕的是当地落后愚昧的观念。
平吉堡位于引黄灌区，这里鲤鱼产量丰富，吃黄河鲤鱼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当地的人就是不会吃、不敢吃，甚至有人怕鲤鱼咬人！已经是小学毕业的学生，竟然一直把“积极”二字写成“极积”也无人纠正…‥正如当地一位教师评论的那样，当时的平吉堡简直就是一片文化沙漠！
自从大批知青来到平吉堡以后，平吉堡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条灌溉渠道、一排排防护林带、一片片平整的土地、一条条排水渠展现在人们眼前。当地的文化建设更是旧貌换新颜。教育事业的巨大变化，就是最好的例证。
平吉堡当时只有一所破烂不堪的学校——银华小学。校舍是土坯搭建的，顶篷盖了一层薄薄的岌岌草，桌子是炕坯搭的，连凳子都没有。学生去上课，都要从自己家里带凳子。
大批北京知青来到平吉堡后，团党委决定，利用北京知青的文化资源，发展平吉堡的教育事业，并做出了“团部有中学，连队办小学、学前班、幼儿园”的决定，还认命当地的优秀回族干部马生荣为平吉堡教育系统的总负责人。一时间，三连、十连、十二连、林业连、团机关等都办起了小学，银华小学也升格为戴帽学校——小学带初中，1969年又建成了有高中建制的全日制中学——平吉堡中学。当时的平吉堡各中小学学生的在校人数达到了2000多人。
办学校是件大好事，可是师资从何而来？马生荣提出，大力选拔有文化、有知识的北京知青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囿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很多知青的家庭出身都不好，这样的知青能否担任老师的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但马生荣力排众议、顶住压力，选拔了大批优秀但出身不好的北京知青。当时的各类学校中，出身不好当上教师的北京知青占到教唆总人数的90%以上。
中学英语教师杨春福，出身资本家家庭。他在带领学生给砖厂出窑时，眼看刚出窑的一排砖墙将要倒塌，奋不顾身地用自己的身体顶住砖墙，让学生们撤离；洪水经过学校时，马生荣站在洪水中，和那些出身不好的老师一起，手把手把学生救出来，再一个个送回家。就这样，“出身不好”再也没有成为选拔教师的障碍。
办学校还有更让人头疼的事情，那就是资金的极度匮乏。马生荣和学校领导，为了解决这个关系学校发展的大问题，做了一大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亲自带领教师、学生们脱土坯，盖新校舍、盖厕所、打机井；阀门厂的学生要求到中学来上课，他让厂里出木头，给学生打木头桌椅；他发动上升到贺兰山下摘酸枣、给连队薅稻草、打青草卖了钱后给学校置办了篮球、足球等体育器材，还自己动手建起了篮球场、足球场等体育器材，组织学生搞文艺演出和一年两次的学校运动会……平吉堡的学校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景象。我和夫人就是在这个被马生荣称为“平吉堡教育事业最好时代”的时刻进入了平吉堡中学。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平吉堡能否创造出自己的大学生？我和许多知青因出身不好而没有资格考大学的遗憾能否由我们的弟子们来实现?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我们把自己当成了拓荒牛。
当时我带的是高考班，是两个高考班的班主任之一。由于教学参考资料有限，我就和其他老师骑车到二三十公里外的银川市的学校听课、观摩；为了达到校长马生荣提高教师水平的要求，我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床到学校操场背唐诗、备课。当时我们只挣28元工资，口粮也只是90%都发了霉的玉米面。我为离家较远的学生借了一间小伙房，让他们住在里面并给他们提供口粮。我还大胆地搞了一个“分层教学”实验：尖子生集中学习，不让他们休寒暑假；无望升学的学生则多为学校为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脱坯、打煤饼、盖房子、游泳、捞鱼……我事事身先士卒，和学生们一起干，有一回竟累得拿不动筷子了。还有一次，一天只吃了一顿饭，我竟然吃了14个馅饼、一锅稀饭。虽然我和夫人都在教书育人，自己的孩子却顾不顾不过来。有一次，我们都忙着上课，回家晚了，孩子饿得到处找吃的，竟吃了毒蘑菇，两只眼睛都吃肿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培养出恢复高考后平吉堡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考上的都是响当当的国家重点大学：袁其国——西南政法大学，胡立中——兰州纺织工学院，陈继芳——兰州铁道工程学院，刘金凤——东北工业大学，刘宝龙——阜新矿业学院……当一张张录取通知书送到孩子们手中的时候，我们和孩子都哭了，我们终于圆了梦！孩子们终于能从贺兰山走出去开眼界了！
几年后，这批孩子都成了国家的动力：袁其国成了国家机关正厅级干部、刘宝龙是国家重点煤矿矿长、刘金凤成了某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还有更多的学生毕业后担当起各条崭新的主力军：我们北京之前曾经为宁夏农垦挖沟、打渠、种粮食、种树……那是为后人留下的有形资产，而为宁夏农垦培养出大批合格人才，则是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它会为平吉堡、为宁夏农垦事业发挥长久作用！
现如今，当年平吉堡农场各学校教师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并且都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当我们回忆起在宁夏上山下乡的那些岁月，最让我们开心、最让我们引以为荣的事情，莫过于在平吉堡当老师的日子。为了我们的学校、为了我们的学生，我们再苦再累都觉得值了！我们无怨无悔，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骄傲，我们自豪！因为，我们是贺兰山下的文化拓荒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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