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楼氏、乌伤郡国与义乌邑名之考源 （一）古越国定都义乌稠城的始末 义乌在近二千年前，两次有幸成为地区性王国的“国都”，一次是在春秋时期的越国，一次是在东汉时期的“乌伤郡国”。 先谈义乌为越国国都时的情况。越国大概是诸侯国中，活得最久的王国，将近1800年。春秋时期，越国的都城，有四次变迁，变迁的线路，从会稽山南麓到会稽山腹地。大凡春秋时期小国迁都，背后都有一段屈辱的往事。如与越国同为姒姓的大禹王后裔的杞国，也常常迁都，迁来迁去，最后还是为楚国所灭。宋代宁波进士楼钥在《攻媿集》中有段评论周朝杞国迁都的妙语：“第是杞国微小，邻于齐、鲁，逼于莒、邾，受侮于淮、徐之夷，其君之都邑犹且迁徙无常。”估计杞国国君楼云衢从会稽至河南杞县为君，这日子过得也不轻松，一日三惊，是常有之事。对于历代杞国国君而言，迁都成为家常便饭的事，或许东楼公们的牌位平时就要在车上放好的，即使放在临时庙堂里也是不大放心的。实际上楼钥说的，孔子也说过。孔子曾想从杞国考证周礼，最后不能不放弃这种想法，为此他还大大感叹一番杞国史料不详。一个东藏西躲的杞国君主，连性命都难保，何况那些史料。杞国如此，两周时期诸侯小国的命运，大致都如此。周朝初的八百诸侯国，到春秋时期只剩一百二十多个，至战国唯有“七雄”。这似乎是最好的明证。 历史有时也是有特例的。与杞国同春秋时期的江南越国，北有吴国，西有楚国，国内有古越人杂居其中。此时之越国与杞国地理处境非常相似，按常理来说，越国迁都缘由，应该与杞国一致。实际上，越国偏偏不是如此，它是小日子过得太火红，就像小户人家变成大户人家，总要到处买地皮，造别墅，否则口袋中的钱币要“叫唤”的。这其中的原因，大概与越国远离中原有关。在弱肉强食的中原，小国是在大国的牙缝中谋生存。如果小国国君没有一手猎食的好本领，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一不小心他就要成为强者嘴中的食物的。当时的越国处在蛮荒之地，它不是大国眼中的“菜”，而是一根容易卡喉的鱼刺。 回头再看越国的四次迁都，其中最重要一次迁都，大概就是越侯无壬于前621年从“山南”（今之东阳六石）迁都“嶕岘”（即今之义乌稠城）。大概越侯无壬要露一下富了，他开始召集越地的能工巧匠，聚到义乌稠城大修王城。此时王城的中心应该是在古绣湖以东之地，估计在今天义乌的朝阳门一带。越侯无壬的都城，规模建制，今天已不可考，从后世对古绣湖的描述中，或许尚存越国中兴时的踪影。明初宋濂《重浚绣川湖记》称古绣湖“广袤九里三十步”，灌田1500余亩。那么在越侯无壬之时，古绣湖会更大，湖中鱼虾会更多，可灌农田也会更多。大概越侯无壬也是看中稠城盛产“鱼米”，才从东阳六石迁都于此。此时的越国的实力，只要看一个称号的变更，就可以知道三代越侯无壬、无译、夫谭在绣湖边捞了不少油水。这个风头，这三代越侯不来出，最后留给第四代越侯允常出。允常一上台，就“称王”，不再“称侯”。允常敢“称王”，允常的儿子勾践就敢“称霸”。如果这家子，没点家底，是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史料相载，越侯无壬此次迁都，是越国“中兴”之征兆。这样的评价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越王允常也算个人物，他明白称王就要称出个样子。他摆的第一个样子，就是北迁都城。春秋时期最热闹的地方在北方中原，越国的都城能往北移，就尽量往北移。允常于公元前538年迁都到“勾嵊”（即今之诸暨牌头），这样一来，他与北方强国吴国常闹点军事摩擦，就非常方便了。当然，吴国也不是吃素的主，允常活着的时候，它纠缠不过越国。允常一死，吴王阖闾马上攻打越王勾践。勾践也不是个吃素的主，马上召集一批死士，在钱塘江南岸，今天的萧山一带，排好阵。吴军一上岸，这批越军不杀吴军，在阵前全部剖腹自杀。或许，吴军首次观看如此不要命的恐怖片，开始有点不适应，心中大恐。此时，越军的伏兵趁机杀出，阖闾大败北逃，逃命时遭流矢，死于途中。后来，阖闾的儿子夫差，报仇而来。勾践又用旧招，夫差没兴趣看恐怖片，摆出一个态度“你死你的，我杀我的”，一通砍杀之后，灭掉越国，捣毁牌头越王都。大概恐怖片放第二遍时，没人买票观看的。勾践一看形势不对，马上投降，跑到吴国做牛做马，或许还尝过吴王的粪便。当他做满奴隶回国后，马上寻找美女实施“美人计”，勾践的脑子转得还是挺快的。大概勾践在夫差的宫中，看出夫差好这一口。美女间谍西施、郑旦一出手，夫差马上晕头转向，找不到南北东西。夫差在馆娃宫享受肉欲的时候，勾践却清醒地躲在暗室中卧薪尝胆。勾践省吃俭用数年后，他的“越地粮仓”义乌稠城，谷物开始堆积如山，府库中刀剑也磨得快快的。一场大战终于打响，吴军一败涂地。可怜的夫差，也想跑到越国当奴隶，勾践不允许。大概勾践很注重原创的，也懂得知识产权的，所以不容许夫差高仿。夫差连尝粪便的机会也没有，只好一把火，火葬了自己。勾践复国之后，本也拿回来了，利也算来了，于公元前490年从暨牌头迁都到“平阳”（即今之绍兴平水），又于公元前489年从绍兴平水迁都到“会稽”（即今之绍兴越城）。 勾践就像一条千年迁徙鱼，终于回到千年前先祖居住的绍兴城。这一天，大概是大禹后人，最值得庆祝的一天。公元前1888年，夏少康怕先祖大禹后人在江南绝种，派庶子越侯无余在“秦余望南”（即今之绍兴花街）建越国，世守大禹陵墓。后因夏商周三代更替，波及越国都城，越侯有过三次大迁都。这种迁都的情形，与春秋时期杞国的迁都一样，是一场痛苦的流浪。这三场迁都，是先向西后向南的。夏商交替之时，越侯俶于公元前1598年从“秦余望南”（即今之绍兴花街）迁都到“埤中”（即今之诸暨店口）；商周交替之时，越子诃于公元前1046年从诸暨店口迁都到“大部”（即今之诸暨枫桥）；西东两周交替之时，越子骝于公元前770年从诸暨枫桥迁都到“山南”（今之东阳六石）。 越国的越侯们到死也想不到，这场以空间换生存的大迁移，总共耗时1400年。这场千年大迁移，不仅是一场空间迁移，更是一场越国图腾鸟在浴火中重生的精神大迁移。对后面一点，考证一下义乌的邑名，或许就能考证出些许蛛丝马迹。《义乌县志·秦》记载：“秦王嬴政（秦始皇）廿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平定江南，始置乌伤县，属会稽郡。”《义乌县志》又记载，乌伤县名源出颜乌。颜乌葬父，有乌鸦啄泥，自是传说。实际上，这个传说背后，包含着越人的鸟图腾文化。乌鸦是越人鸟图腾中的“金乌”，“金乌”是太阳神的神秘力量的象征。秦始皇用此邑名，或许只看到“孝义”的一面，忽视越人鸟图腾文化的一面。实际上，秦始皇平定天下之后，越王并未绝踪。最后的越王，是公元前110年降西汉的越繇王“居股”。有越王在，自有越国在，越国或隐或显长存1778年。这个“打不死的古越国”，简直就是一只不死的神鸟。那么这只不死鸟的发祥地，是绍兴城，还是义乌城，从越国侯王的迁都图谱中，似乎有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绍兴城是这只不死神鸟的发祥地，义乌城是这只不死神鸟的中转站。 所以至东汉，派刘秀裔孙到义乌建立“乌伤郡国”，大概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事情。
（二）东汉“乌伤郡国”和“乌伤郡王府”的位置 郡国、郡王在东汉有不少，光武帝刘秀嫡传裔孙做郡王，那是别样的郡王。郡王别样，郡国自然也别样。“乌伤郡王”和“乌伤郡国”就是有如此别样的味道，这种味道背后似乎藏着光武帝独特的眼光。刘秀的此种眼光，大概与东汉重风水、谶纬之说是分不开的。最终，“乌伤郡国”的建立，在浙中、浙北、苏南，产生重大效应。此种效应，刘秀自然是不可预知的，直到明代徐善继《人子须知·龙法》一书写成，刘秀设置“乌伤郡国”产生的后世效应，才有个完整而清楚的脉络。徐善继在《人子须知·龙法》一书中阐述道：“天下有三处大水：曰黄河、曰长江、鸭绿江。长江与南海夹南条尽于东南海，黄河与长江夹中条尽于东海，黄河与鸭绿江夹北条尽于辽海。” 他还在书中附上一幅“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图中以南海、长江、黄河、鸭绿江四水域为界，将中华山脉地势分别三大部分，称为三大干龙，即北条干龙、中条干龙、南条干龙。“乌伤郡国”在“南条干龙”的龙尾巴上，这条“南条干龙”，也就是会稽山余脉中最有名的“青龙山”。 “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的青龙山龙脉，最初龙兴的原点是春秋时期越侯无壬的越国都“嶕岘”（即今之义乌稠城）和东汉刘秀建立的“乌伤郡国”国都“乌伤邑”（即今之义乌稠城）。义乌稠城，在古越时期，大概是越人两种图腾文化，最兴盛的地方。越人有两大图腾，先有鸟图腾，后有蛇图腾。鸟图腾，或许是母系氏族的精神象征；蛇图腾，或许是父系氏族的精神象征。蛇图腾与龙图腾，一脉而出。刘秀在江南青龙山的尾端，建“乌伤郡国”，或许是想控制这条青龙。这条青龙的头，在长江岸边，即南京城，对着洛阳。如在龙尾巴处建一刘姓郡国，就能控住整条龙。这或许是东汉朝的一大设想。至东汉中期，又在“乌伤郡国”的香山，御葬代皇楼重玉，这或许是对刘秀设想的一种印证。如果说刘秀建“乌伤郡国”，是个偶然；汉顺帝御葬楼重玉于“乌伤郡国”，也是个偶然，这似乎很说不通。按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偶然是化了妆、戴了面具的必然。这里，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乌伤郡国”和“重玉墓”都是在镇住“南条干龙”，稳定东汉的国运。 最终，刘秀内心的不安，在后世还是出现了。到东汉灭亡，“乌伤郡国”灭亡，青龙山的龙头处，吴大帝孙权首建帝都，随后南朝、东晋都在此处建都。大概刘秀心中的秘密，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到唐朝的末年，青龙山的中部，开始留下建都的第一处痕迹。此处痕迹，就在萧山仙岩（即今之楼塔）。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和其表侄楼景，在仙岩旗会岗俘虏大越罗平国皇帝董昌之后，开始在仙岩试石建州。大概仙岩“钱山”的石头太软，不适宜建都。最终，钱镠放弃此处建都的设想，命楼景留守仙岩。自此，仙岩就以吴越国“隐都”的身份藏于青山龙山腹部。千年之后，可证仙岩“隐都”身份的，就剩下“州口桥”名中的一个“州”字。钱镠离开仙岩后，遂在仙岩之北、钱塘江对岸建州定都，此城就是杭州城。至北宋灭亡，南宋赵构也在此处定都。此两朝之后，杭州遂成为青龙山中部有名的国都，仙岩亦成为守护两朝古都之“隐都”。仙岩古镇的此种身份，至民国，依旧存在。日寇侵华之时，杭城陷落于敌手，钱塘江两岸运输大动脉中断。此时贯通钱江南北的大通道，就落在仙岩古战道上。日寇亦屡犯此古战道，终未得手，只能望道兴叹。当时，把守仙岩古道之人，大多是义乌香山楼重玉之唐时后裔。千百年来，青龙山中部的两大重镇杭州与仙岩，形成一种微妙关系关系：“杭城失，仙岩不失，杭州可失而复得；仙岩失，杭城不失，杭州得也易失。” 南京城、杭州城、仙岩镇之事，都是“乌伤郡国”玉碎后之旧事。但纵观青龙山三处旧都，有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乌伤城”背靠青龙山尾，面对义乌江，“乌伤郡王府”在古绣湖畔；南京城背靠青龙山首，面对长江，南京六朝帝王宫都在玄武湖的湖畔；杭州城背靠青龙山腹地，面对钱塘江，吴越王宫与南宋皇宫都在古西湖边。这种城市建制，与光武帝刘秀陵墓风水有相似之处，都是“靠山面水”。刘秀陵墓南倚邙山，北临黄河。此种面对开阔江湖，是一种皇家大胸襟。所以后世民间风水学家，对于陵墓面临江湖，又附会出一说，坟墓之前有“江河湖泊”，是好穴，但站于墓地上，又要见不到“江河湖泊”，否则，子孙不藏财。民间风水之说，大概是怕普通之家没有控制大江大河的大胸襟，或许会遭到“大风水”的反噬，索性暗藏“风水”以避其雄壮之势。 “乌伤郡国”的前生后世，在青龙山上大致如此。“乌伤郡王府”，在“乌伤城”的具体位置，如今很难确定，但大致位置，还是可以确定的。此处有两大家族的族谱，可做佐证。其中一则，是《彭城金氏宗谱》。《彭城金氏宗谱》相载，乌伤郡王在义乌传承了七世八代。一世刘辉之（公元50年——公元100年），与王后司马氏合葬正寝东平山之源；二世景元（公元76年——公元140年），与王后傅氏合葬东平山父墓侧；三世承殷（公元104年——公元160年），与王后赵氏合葬东平山父墓侧；四世德慧（公元128年——公元195年），与王后傅氏合葬东平山父墓侧；五世启祐（公元151年——公元193年），与王后吕氏合葬于东平山之源；六世闻轺（公元173年——公元229年三国初），取王后杨氏(生于光和庚申，卒于章武壬寅)，继取楼氏，生卒缺，合葬青岩山之源；七世讳大宏，生卒缺，葬青岩山，后传位于弟大定；七世八代讳大定，生于建安癸未(公元203年)，卒于延熙丙子(公元258年，其卒时已失王位多年，取后傅氏，生于建安丙戌，卒于泰康丁未)，合葬青岩山父墓侧。“乌伤郡国”的前五代郡王，都埋葬在东平山之源，后三代郡王都埋葬在青岩山之源。按照东汉王陵与王府之间，势必有一定距离。那么，“乌伤郡王府”的位置，应该在东平山与青岩山之间。此种位置，《汉太师重玉公传》和古本《香山楼氏宗谱》亦可做一佐证。 《汉太师重玉公传》记载：“公生于建武七年辛卯，薨于顺帝永建五年，享寿一百岁。诏差工部侍郎李汪，兼金数百，送骸骨，归仰邑，择师卜地。钦命京省两郡两邑官员，御葬于婺州乌伤西香山，御制神道门额曰‘总朝精忠’。建祠于墓西，崇祀于邑庠，赐庙于邑庠之左，并著于有司之彝典。子男二人：曰“良骥”，归会稽奉祖祠；曰“良騧[guā]”，偕子龙升因庐墓，遂居香山乌伤，楼氏实始于此。”楼重玉卒于公元130年，第二代乌伤郡王刘景元，按照谕旨，是要亲自参加葬礼的。当时，在重玉墓西侧建祠，在“乌伤郡国”的郡学中，进行祭祀活动。同时，在郡学的左边，又建有楼氏家庙。古本《香山楼氏宗谱 》对义乌楼氏起源，有两种有争议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就是楼重玉的大儿子楼良骥守墓，定居于今夏演一带，小儿子楼良騧[guā看家庙，定居于稠城朝阳门一带。另一个版本，就是楼良骥归会稽奉祖祠，楼良騧携子楼泰守重玉墓，定居义乌。这两种版本，本身都没有问题，是不矛盾的。这其间，香山楼氏宗族守墓守庙的方式，发生过一种逆转性的变化，这就造成两种版本。古代有守孝三年之礼制，所以楼重玉御葬香山的时候，两个儿子都要在义乌守孝。在这三年中，大儿子楼良骥住在重玉墓边守孝，三年之后，楼良骥举家归会稽奉祖祠。楼良骥走后，楼良騧的两个孙子楼苗和楼蕃，从朝阳门迁到夏演一带。大孙子楼苗和小孙子楼蕃，到夏演，做了分工，楼苗新建家庙，守家庙，楼蕃守重玉墓。原先大儿子守墓，变成小孙子守墓；原先小儿子守家庙，变成大孙子守家庙。大概此时，楼氏在朝阳门的宗庙从未废弃，所以朝阳门也有楼氏子孙世代繁衍。直到公元222年，朝阳门一楼氏之女，做了“乌伤郡国”的第七代王后，此时相距楼氏在义乌定居繁衍有93年。 楼氏宗谱中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东汉之时，义乌朝阳门是“乌伤郡国”的中心，即“乌伤郡王府”亦在此处。
（三）“乌伤郡国”的玉碎 与义乌邑名变迁 “乌伤郡国”建立的时间，是在东汉建武三十年甲寅（公元54年），汉光武帝刘秀封嫡孙刘辉之（50——100）为义阳王、乌伤郡王。这一年，刘辉之才5岁。“乌伤郡国”的国域，大致包括今金华、兰溪、义乌、永康四市县的全部，东阳、磐安、 武义、浦江四县的大部和仙居、 缙云的一小部分。至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乌伤郡国”亦相继灭亡，历时166年。 “乌伤郡国”灭亡之后，义乌开始大分裂。《义乌县志·汉》记载：“献帝初平三年（192），分乌伤县地置长山县（今金华、兰溪）。”《义乌县志·三国》：记载：“吴大帝（孙权）赤乌八年（245），分乌伤地置永康县。吴末帝宝鼎元年(266)分会稽郡置东阳郡(郡治长山)，辖乌伤。”首先是“金华”“兰溪”从“乌伤郡国”独立出去，到三国吴国，“乌伤郡国”旧地脱离会稽郡，设置东阳郡，乌伤归东阳郡管辖。孙氏政权有意降低乌伤的政治地位，大概是要降低“乌伤郡国”与江南刘氏皇族的影响力。这次，行政区域调整，是秦汉以来浙江行政区域的一次重大变化。史书相载，会稽郡，治所在山阴（今浙江绍兴）， 领14县：“山阴、余暨、上虞、余姚、句章、鄮县、鄞县、诸暨、剡县、乌伤、大末、章安、永宁、东冶。”从这两段史料中，有个重要的地名，就是“会稽郡”。楼氏族谱一直有个疑问，东汉太师御葬义乌香山，没有归葬会稽，似乎是没有叶落归根。实际上，楼重玉御葬香山，是叶落归根。此时，“乌伤郡国”，虽是个王国，却仍归会稽郡管辖。这种“国中有国”“郡中有郡”，今人看来很是奇怪，在秦汉时代非常正常。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秦汉郡县大致都是以现专区一级范围的古文化和古国为基础的。” 到了隋唐时代，“乌伤郡国”的名称痕迹，基本磨灭。《义乌县志·隋》记载：“炀帝大业三年（607），废婺州为东阳郡，统金华、永康、乌伤、信安（今衢州境）四县。”《义乌县志·唐》记载：“高祖武德四年(621)十一月，东阳郡复为婺州，并划乌伤一县别立稠(绸)州。六年稠州分置乌孝、华川二县(华川又名绣川，以绣湖得名)。七月，辅公祐叛，称帝于丹阳，婺州归其属。七年三月，李靖平定公祐，仍置婺州。是年，稠州废，复合乌孝、华川二县为一，始名义乌，隶婺州。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划县东之吴宁故地置东阳县。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婺州为东阳郡。十三年划县北及兰溪、富阳地置浦阳县，即今之浦江。肃宗乾元元年(758)改东阳郡为婺州。懿宗咸通八年(867)建“普安”尼寺（即大安教寺），在县署东北150步。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赐额。僖宗乾符三年(876)楼颖中进士，为本县有进士之始。”唐朝史料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武则天平定扬州李敬业叛乱之后，从义乌划出吴宁故地，设置东阳县。武则天如此做，大概是想削弱骆宾王在义乌的影响力。此种消除精神痕迹的做法，可以在双方的资料中，得到佐证。此时，义乌香山骆宾王的大女婿楼盛，携妻儿躲避武则天追杀，逃避至萧山。此后，萧山仙岩楼氏族人修《仙岩楼氏宗谱》，称先祖郡望时，只用“东阳郡”，不用“婺州”。实际上，楼盛离开义乌时，义乌归婺州管辖，祖先籍贯名称应该写“婺州”，不是写“东阳郡”。当然，东阳郡与今天的东阳，不是完全一回事。这就如南宋的临安与如今的临安，不是同一回事一样。仙岩楼氏族人用“东阳郡”，或许有两层用意：一则称“郡望”用“郡”名，名副其实；二则是对武则天屠戮骆、楼两族人之不满。 东阳划出义乌之后，到唐玄宗的时候，义乌县北，又划出一个浦江县。“乌伤郡国”版图中，有如此直接划出的，也有变相裂变的。按史书记载，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析永康西境始置武义县，隶婺州。民国28年（1939年）6月，划缙云县之双峰、金峰、润川、龙门、湖中等5乡，永康县之盘峰、五美、翠蜂3乡，天台县之飞山乡，东阳县之33、35、36、32（部分）、28、29、30等都乡，为磐安县境。 整理一下“乌伤郡国”玉碎的脉络，如一条线，开岔裂变。先是金华、兰溪、永康、东阳、浦江，然后永康划出武义，东阳划出磐安。所以义乌有“浙中母县，八婺肇基”的美誉。当然，这里的“八婺”，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八婺”，不包括今天的磐安县，当时还没有磐安县。史料记载， 明成化八年（1472年）析遂昌、金华、兰溪、龙游县部分地置汤溪县。金华府领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8县，故有“八婺”之称。这个“八婺”的产生，最开始的分裂原点，就是“乌伤郡国”。甚至到今天，义乌一带还残存如此习俗，写碑文、族谱时，活人不称“乌伤郡人”，对已故旧人可称呼“乌伤郡人”。 “郡”字，似乎有“过世”的意思，大概这也是义乌人对远去的“乌伤郡国”的一种残存回忆吧！ “乌伤郡国”以义乌稠城为中心，玉碎之后，今天的义乌市只剩下“乌伤郡国”的八分之一。“乌伤郡国”前后，这个“母县”的邑名，有5次变化。《义乌县志·县名考》如此记载邑名变化：“本县自秦建置2000余年来，先后有乌伤、乌孝、稠州、华川和义乌5个县（州）名。考之史、志，命名由来，一为旌孝子颜乌之德，一为记山川之胜。”史载，乌伤、乌孝之县名，源出颜乌，县址难考。稠州之县名，源出稠岩，即德胜岩，州署故址为老义乌中学（今义乌四中）所在。今残存唐时州署痕迹，即校门至旧烈士陵园处，地势由下而上，寓唐时官员“步步高升”之意。华川之县名，源出绣湖。《宋濂集·华川书舍记》称：“乌伤有大泽曰华川。唐武德间，尝置华川县。今之所谓绣湖，即此地也。”义乌之县名，始自唐武德七年，历五代吴越、宋、元、明、清、民国至今。今人注史，称“县名义乌与县名乌伤，其意无别”，以《孝经·三才》“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为据。此据尚有偏颇，如以此论，不足以显义乌县名之文化。东汉之时，“乌伤郡国”的乌伤王又称“义阳王”，故“义乌”之“义”，源于“义阳王”，“义乌”之“乌”，源出“颜乌”。此或许是唐武德年间改名义乌的真实意图。 纵观古越乌伤的变化，郡国文化也好，宗族文化也罢，开始是一个整一的空间，拥有自己的“中心”与“边缘”，“都城”与“边地”，版图破碎之后，就会按照破碎后的发向，各自发展。在重新拼合时，它们并不总是与原先的文化版图相吻合。这正如一只精美的花瓶，打碎后，碎片间的缝隙总难严丝合缝地弥补。这大概就是多元文化，形成的一个原因。 2017.12.27 〖作家简介〗 楼叶刚，学界泰斗钱钟书再传弟子，“讲文堂”创办人，浙江独立作家，西部文学作家协会会员，杭州萧山儒学学会会员，中华楼氏宗亲理事会秘书长，香港文联作家协会终生会员，《语文报》杯特等奖指导师，名列“互动百科”全球华人名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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