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乔山人 于 2018-1-5 08:46 编辑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情，我八岁，刚上小学一年级。 我们村分来了七名西安知青，五男两女。知青大院就在我家隔壁，我们理所当然的成了邻居，关系处得特别好。知青们刚来的时候，基本都是穿一身黄军装，留偏缝头或者寸头，我们将他们这种发型统称“洋楼”，将知青称呼为“洋学生”。 有一个叫王伟的“洋学生”和我哥关系处得特别好。我哥十八岁，王伟十七岁。十七岁的王伟哥第一次离开城市生活，离开爸妈的呵护，来到广阔天地的农村接受锻炼难以适应，他在我哥和爹妈的照顾下，寻找到了家的温暖和庇护。他和哥哥无论是在地里劳动还是每天开会都腻在一起，甚至晚上睡觉时都跑到我家来，和哥哥挤在一个土炕上聊天。共同的年龄段，共同的见识让他俩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伙伴。 那年刚放暑假，王伟哥就对哥哥说，他的探亲假到了，想带我一起回西安。 去西安这件事在我们村引起了不小轰动，因为我们村只有两个人在解放前去过西安，一个是三叔参军打仗时路过一次西安，另一个是解放前在西安一家商铺当伙计的九爷，其他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没去过遥远的西安。遥远的西安就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遥不可及，而我竟然有机会离开我们的小山村，作为解放后第一个去省城的人，这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 爹却不同意我去西安。他对王伟哥说：“咱们山里人没见过世面，小孩子没大没小的，去了会让你丢人。”王伟哥却说：“小文长得像电影《闪闪红星》里的潘冬子，活波可爱，再说了，我弟小伟和他一般大，我爸妈肯定会喜欢他的。” 最终，在王伟哥的坚持下，在哥哥的鼓动下，爹爹最终答应了。妈妈连夜用哥哥穿过的衣裳，给我改了一身像模像样的新衣裳。第二天，我戴上姐姐的红领巾，穿上新衣裳，高高兴兴地拉着王伟哥的手自豪地走出了村子。当时，村里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他们的眼里流露出了复杂的眼神，有羡慕的，嫉妒的，还有叹气的，当然最多的还是祝福一路平安。 我第一次走出小山村，第一次坐上班车出山，一路上看见什么都感到很惊奇。车窗外一行行柳树倒退着飞驰，一片片吐着红缨的玉米哗啦啦鼓掌为我欢送，巍巍乔山欢快着倒退出我的视线。突然，车窗外出现了一座高高的古塔，我兴奋地指给王伟哥看。王伟哥很惊讶地问我：“你不会连法门寺都不知道吧？” 哦，那就是法门寺塔呀？我从小就会唱歌谣：“扶风有个法门塔，离天只有丈七八。”但却从未来过。其实法门寺离我们村只有三十里地，现在开车也就十几分钟而已。 班车将我们送到绛帐火车站，身穿黄军装的王伟哥拿出大队开的介绍信，领着我进了站。站台上，王伟哥一再嘱咐我，火车进站时会鸣笛，千万不要别害怕。我想起出村时，二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子，看电影里的火车叫唤声比牛叫声都大，那家伙趴着跑比汽车还要快，如果站起来跑应该比飞机还要快吧？你去了好好看看，回来了给咱讲讲。” 我用手捂着“砰砰”乱跳的小心脏，踮着脚向铁路尽头望去，想看看火车和电影里是否一样？尽管王伟哥提前给我打了预防针，当那长龙似的铁家伙出现时，“呜——”一声鸣叫还是吓得我转身就跑。王伟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我回头一看，火车喘着粗气，冒着白烟，温顺地停靠在了站台边。我紧张的手心直冒汗，紧紧地攥着王伟哥的手上了火车。一路上不断地在想，万一火车刹不住了，万一开到东海里咋办？ 火车没有开到东海，而是在离太阳下山还有一竹竿高的时候，稳稳当当地停在了西安火车站。 我随着王伟哥下了火车，两只眼睛一下子不够用了。西安街道宽敞明亮，街道两边的梧桐树整齐而高大，巨伞似的树冠剪碎了一地斑驳。一座座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辆辆小汽车飞驰而过。公交车拖动着大房子，像织布的梭子一样忙碌穿行，电车举起两根大叉子，被空中蜘蛛网似的电线牵着跑。我们村只有一户人家才有辆自行车，而西安的大街小巷几乎全被自行车占领，铃铛声里夹杂着大喇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大部分人身穿黄色军装，头戴黄军帽，个别人胳膊上还戴着红袖章，就连摆糖水摊的老大爷也穿着时髦的黄军装。一杯杯颜色各异的糖水整齐的摆放在铺着花色不同的塑料布茶几上，每只玻璃杯子上盖一个正方形的玻璃片，大小正好盖住杯口。“甜糖水，一分钱一杯，不甜不要钱哦。”那诱人的甜糖水将我的目光直直地勾了过去。在我们乡下一分钱可以买到一斤西瓜，城里的东西就是贵啊。王伟哥见我直勾勾地看甜糖水就说：“甜糖水越喝越渴，不好，我带你去吃更好的东西。” 没走多远，就有人推着自行车，车的后座驾上放一个白色箱子，他边走边吆喝：“冰棍，两分钱一根，不甜不要钱。”妈呀，两分钱？两分钱够我买生字本了，太贵了。王伟哥却毫不犹豫地买了两根，我们一人一根。我学着王伟哥的动作，轻轻地撕开裹在条形冰棒上好看的彩衣，小心翼翼地伸出舌头，试着舔了一下。哇，一股甜甜的、冰凉的液体沿舌头滑落咽喉，沁入心肺，脸上的汗珠一会儿就消失了。没想到省城西安不但有高楼大厦和数也数不清的小汽车、自行车，还有这么甜美凉爽的东西，奶奶一辈子也没吃过啊。 当我们走进通往王伟哥家的小巷子时，已经是华灯初上了。巷子两边的砖墙被层层叠叠的大字报和大幅“打到、反击、捍卫”的标语糊得严严实实，我刚读完一年级第一学期，看不懂大字报的内容，但在昏黄的路灯下，那夸张的拳头和愤怒的工农兵图画吓得我迟迟疑疑不敢迈步。王伟哥也不说话，几乎是拖着我飞快地通过小巷，走进三楼的家里。 我们一进门，王伟哥两手一松，行李包就像漏气的气球似的，萎缩在了地上。他张开双臂，飞扑过去一把搂住迎上来的爸妈痛哭流涕，好像受了莫大的委屈。我感到很诧异，在我的心目中，王伟哥就像黄继光、邱少云一样勇敢、坚强，没想到见到爸妈竟然这么脆弱。 知道我们要回来，伯父伯母早已做好了饭菜等着我们。他们哭够之后，伯母端上不知热了 多少遍的饭菜，张罗着我们吃饭。饭桌上，伯父伯母和王伟哥不吃饭却还拉着手叙述离别后的思念，那盘热气腾腾的红烧肉、白绿相间的蒜台炒肉、红黄分明的西红柿炒鸡蛋和一大盆肉丝汤飘逸着令人迷醉的香味，将我的馋虫一一勾出。我使劲地咽着口水，两眼死死滴盯着这丰盛的晚餐。王伟哥看出了我的饿鬼像就说：“我们饿了一路了，咱们边吃边聊。”我一听，立马露出狰狞的吃相，山村小孩的羞涩、矜持在丰盛的美食面前荡然无存，我不管不顾的狼吞虎咽起来。 饭后，王伟哥把我领到一间小卧室让我早点睡，他和爸妈还要说说话。 小卧室里温和的日光灯柔白的光线与如雪的墙面相映，照的屋里亮堂堂的，连蚊子也别想找到藏身之处。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穿着改制后的土布上衣和打满皱褶的裤子，不敢靠近平平整整一丝不皱而洁白如雪的床单，只好落寞地坐在摆在桌子前的椅子上，再次打量房子里的摆设。 突然，我发现卧室里有一个套间，套间里有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小男孩也坐桌子前看着我。一双浓眉下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红润润的脸蛋像熟透了的苹果红里泛白，如果戴上一顶红军帽，分明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潘冬子。他应该就是王伟哥的弟弟王小伟吧？我一边想一边偷偷地看他，正巧他也正在偷偷的打量着我。我微微一惊，赶紧坐正身姿，假装没看见他。过了好大一会儿，小伟还是一声不吭，我心里很矛盾，反复的在自问，“到底跟他打不打招呼？”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没转身就问：“你是小伟吧？”没人应声。我连忙回头一看，小伟还在看着我，就是不说话。我心想，他不会是哑巴吧？尽管我是农村来的，我们农村娃却是大大方方的，不能让城里的小孩看不起我。想到这儿，我站起身来朝他走去，结果他几乎和我同时站立起来也向我走了过来。当我的鼻尖快要碰到他的鼻尖时，我才猛然发现，这应该是装在大立柜上的一面大镜子！我无法相信镜子里的人就是我自己，我试着举手，里面的他也再举手，我踢腿，他也踢腿。我这才看清他和我穿的衣服一模一样。原来他就是我呀！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照过镜子。家里只有姐姐一面宝贝似的小圆镜，经常藏在口袋里不让我看，怕我摔碎了。当时我们农村，照镜子的大部分都是女生，我们男孩子才不屑一顾呢。没想到今天在这么大的镜子面前，我却不认识自己。我既感到好奇，又感到很好笑，我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兴奋起来，我要把这么好笑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他们应该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镜子吧。 或许，他们认为我在吹牛皮呢。 乔山人， 60后，陕西宝鸡扶风人。2012年以来，在企业杂志发表散文、诗歌等作品。散文《带着父母逛景致》获得2014年河北省企业职工散文年度优秀奖；散文《陕北的秋天》获得盛京文学网年度十佳散文作品奖第一名；2017年4月，散文《地下六十米》获得第三届盛京网络文学奖全国大赛散文优秀奖。2016年6月至今在江山文学网、盛京文学、陕西散文论坛、东南文艺、西部文学、执手文学等网络先后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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