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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塔先生”的来龙去脉 楼卓夫先生（1866——1943），名之东，字卓夫，号觉非，楼塔楼氏宗族上祠堂人。生于清同治五年七月初四日戌时，卒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寅时，享年七十八岁。卓夫先生，是楼塔近代最杰出的教育家。他培养的三个人，皆已载入宗谱史册。此三人：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第二个，就是他第四个女儿楼曼文（1908—1949）；第三个，就是他最得意的弟子邵力子（1882—1967）。其实，楼卓夫先生的弟子中，不少已经载入史册，只是因为辛亥革命的战火，其弟子的名册毁于战火，故可不详考。邵力子先生在《楼卓夫先生传》中相载：“先生初以孝廉出主武昌道师范学堂，桃李满湘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婺源江家也是如此表述：“旋出主武昌道师范学堂，得士称盛，辛亥之役有死国难者。”辛亥革命第一枪，是在武昌打响的，楼卓夫先生有不少弟子是参与武昌起义，并捐躯于国难。 卓夫先生出手一教人，就能教出全国有名的人物，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到卓夫先生的故乡楼塔来审视，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不难解释的。萧山仙岩（即楼塔）楼氏，自古以出“楼塔先生”而闻名于世，其间历朝历代有集大成的“名先生”，如晚清与民国的集大成者，就是卓夫先生。“楼塔先生”在楼塔地区的形成，有一千多年历史，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大禹文化。楼氏先祖大禹王，是万代之先师。东汉太师楼重玉，是东汉中后期天下众名士的老师。他大办学堂，其中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马融，就为楼重玉所聘之师。马融是“马革裹尸”的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有一身的大学问，愿意追随楼重玉，自然是楼重玉有人格魅力。自那时起，江南会稽山一带，东汉学子学问也就做得风生水起。梁代的燕国公楼偃，常年隐居义乌香山教育子孙。印度达摩禅师，就是楼偃门下的宾客。他住在楼偃家中，讲经谈禅达数年之久。最终，在燕国公楼偃的主持下，义乌香山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隋唐科举至晚清，在方圆不足百里的香山一带，出过近百名进士。其中，义乌第一个进士唐朝楼颖，就是上溪黄山人。直至近代的义乌文化名人吴晗、陈望道，也是这一带的人。 萧山楼氏第一代先祖楼盛，就是从义乌黄山始迁萧山。楼盛是唐朝大才子骆宾王的大女婿，教书育人很有一手。其中夫人骆氏才情也非同小可，她给萧山楼氏族人定下不少选媳妇的规矩。萧山楼氏在义乌旧地居住时，对于家族女子挑选配偶，是有个家规。这个家规就是“会挑的，挑郎；不会挑的，挑仓”。义乌楼氏族人，对族中女子挑选丈夫的眼光，是有专门训练的。如果女子的这个专业不合格，实在练不出一双好眼光，那就教女子最简单的办法，挑个家里的仓库有满满粮食的人家，嫁了算了。楼盛夫妇把这种楼氏族规，带入萧山之后，是有所增补的。这对夫妇训练女子要有眼光，训练男子也要有眼光。至今，仙岩旧地的楼氏族人，挑选“女婿”和“媳妇”的第一条隐规，不是“财”，而是“才”。这是骆氏太夫人传下的规矩，传了一千多年，也传出了楼氏族人“没有一双富贵眼”“没有一双势利眼”的千年家风。楼氏族人眼中，看重的是“潜力股”，不看重表面风光的“垃圾股”。楼盛夫妇的定位比较准，所以历代“楼塔先生”都是高质量的，是“先生中的先生”，“精品中的精品”。同时，生育“楼塔先生”的楼氏媳妇，都是“媳妇中的媳妇”，非常有见识的女子。如卓夫先生的母亲俞太夫人，就是绍兴俞门中的大家闺秀，是近代“楼塔媳妇文化”的集大成者。 楼塔第一代先祖楼晋，是吴越国君钱镠王的表侄，又是吴越国的兵部尚书。楼晋能文能武，在楼塔安家，一是守住吴越国的要塞，二在仙岩地区开枝散叶，传播楼氏文化。楼晋之后数代，在两百年间有不少楼家俊才贤女与临安钱家有婚姻关系。史料相载，钱镠王的裔孙代有名人，学术界清代有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近现代有人文大师钱钟书、钱穆，科技界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政界有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等。钱氏宗谱相载，全世界姓钱的都以临安钱氏为宗。仙岩楼氏与钱镠王是有打不散的血缘关系，钱镠王的后人是有仙岩楼氏的血脉基因，自然“楼塔先生”中也有不少钱镠王的血脉基因。如果楼盛夫妇是开“楼塔先生”的先河之人，那么楼晋夫妇就是给“楼塔先生”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人文舞台。 到宋元明清，“楼塔先生”进入成型期和鼎盛期。南宋仙岩进士楼玑，17岁授萧山县儒学教谕，娶南宋孝宗皇后的内侄女谢氏为妻。到元朝，楼玑之孙楼寿高，弃官在楼塔建“排翠楼”，大办教育。“楼塔先生”在这个时期，名闻天下。楼寿高的长子楼齐贤中进士，与赵继清、戴全嘉号称“越中三杰”，在赴德清县当教谕时，不幸遇害。楼寿高的幼子楼友贤，与杨维桢、胡一中、郭兴存读书于“排翠楼”，人称“浙东四俊”。当时，楼寿高所聘的老师，有胡梅村等名流。有名师，又有好学者。杨维桢、胡一中、郭兴存三人连续中进士，“排翠楼”被时人呼为“状元楼”。当时，天下读书人云集楼塔，求学问道，络绎不绝。其中，杨维桢就是元朝文坛领袖，独创“铁崖体”的“铁崖先生”。楼寿高时期，是“楼塔先生”鼎盛的时期。 到楼友贤一代，“楼塔先生”继续发展。楼友贤曾任富阳县校官（相当于“教谕”），其夫人赵氏，是宋皇室缁恭宪王的第五代孙女，是赵匡胤的嫡传后代。赵氏的祖父赵筼翁，字维青，在元代延祐初年殿试时高中进士。楼友贤有如此社会资源，自然没有浪费。在楼友贤夫妇的教育下，最有名的“楼塔先生”楼英，在大明朝大放异彩。楼英是楼塔楼氏宗族下祠堂之祖，明代首任首席御医。他所编撰的《医学纲目》，在清代列入《四库全书》。在萧山文化史上，书籍列入《四库全书》的名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元末明初的楼英，另一位是明末清初的毛奇龄。楼英父子时期，明廷官员云集楼塔，求医问药，日日不绝。 到近代，卓夫先生自然是最著名的“楼塔先生”。卓夫先生有教书育才的经历，他的女儿，萧山大才女楼曼文，也有过教书生涯。1941年她在新疆迪化中学担任俄文教师，在这其间，她与毛主席爱将方志纯（方志敏之堂弟）结成伉俪。楼曼文女士与他父亲卓夫先生，教书与从政的先后顺序，是相反的。卓夫先生先教书，后从政；曼文女士是先从政，后教书，最后从政。实际上，楼曼文女士一生都在从政，从学、从教都是她从政身份的掩护。如她早期参加中共的地下工作，名义上是女大学生，实际上她是中共“无线电事业”的骨干，研究无线电收发报机。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工科，与楼曼文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方志纯先生在《钱塘江的女儿——-纪念楼曼文同志》一文中写到过：“她担任过中共上海闸北区委的女工部部长，随后又被调入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组，以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工作。她每到一处工作，都会以自己杰出的工作成绩，得到领导（包括邓颖超同志）的赞扬和肯定。”1942年，楼曼文在新疆遭到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赴新疆前夕，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到重庆上清寺桂园为他送行。周恩来说：“我这次来主要是送行，再就是再拜托一下释放新疆被关押的中共人员一事。”邓颖超接着又说：“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务必请你们多多帮忙。”邓颖超口中的姐妹，就有朱旦华、杨之华、楼曼文等姐妹。 “做先生”，似乎是楼塔人的千年职业。如果说“绍兴有师爷”，那么“楼塔有先生”，这句话是不过分的。
（二）楼曼文、邵力子师承楼卓夫先生的人文痕迹(1) 楼塔“名先生”有五大特点：“一是博览群书，二是知行合一，三是有侠骨柔情，四是胸怀苍生，五是善于变通。”晚清楼卓夫先生，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楼塔文化之中，并对楼塔“名先生”文化非常精通。卓夫先生正是如此，他自己成大才，他家人成大才，他的弟子成大才。 先看卓夫先生“博览群书”。 邵力子先生在《楼卓夫先生传》中相载：“时清政失纲，学术思想之改革、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演进，蓬焉，勃焉，乘时兴起。先生品质端严，志趣则与时俱进，力主学以致用，不拘于章句之微。凡新兴之报章、杂志、新译之科学书籍，竖儒所不屑读，或不敢读者，先生无不购阅，以此自研，亦以此教人。余毕生从事革命，即植基于此。”在弟子邵力子的眼中，卓夫先生做学问与众不同，敢读天下书，先学后教，“志趣则与时俱进，力主学以致用”。在晚清时代，有如此魄力的旧文人，是不多见的。从邵力子写的传记中，有一点非常清楚，卓夫先生不是旧时代迂腐的教书先生。甚至，卓夫先生是做过身体力行的榜样的。卓夫先生在教育邵力子先生的时候，应该是在晚清。此时的卓夫先生，还没有出任晚清的知县，也不会在武昌教书。此时的卓夫先生是不会甘心在绍兴一带做一位教书先生的，他一定在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份，做一名能吏的。最终，他一身的学问，是用在晚清和民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个命运的改变，或许与卓夫先生博览群书有关。 卓夫先生如此，他的弟子邵力子先生也是如此。邵力子先生的称号，有很多，最著名的有四个，分别为“近代著名民主人士”、“近代社会活动家”、“近代著名政治家”、“近代著名教育家”。他的政治身份，非常复杂，著名的也有四个，分别为“南社创办人”、“同盟会会员”、“国名党员”、“共产党员”。一个人从事各领域的工作，如果不博学不精深，是没法驾驭的。 其次看卓夫先生的“知行合一”。 宣统二年，卓夫先生到黑龙江大通县当知县。临行之前，卓夫先生在楼塔受训于其母俞太夫人。俞太夫人就说：“我少读书，但熟闻戏剧所传包龙图之清正，愿汝效之。”卓夫先生终身未忘其母的教诲。他到东北时，日本人在东北非常嚣张。邵力子先生在《楼卓夫先生传》中相载：“日人久蓄野心，虽穷僻之处皆有其足迹，非理违约，地方官均感棘手。先生据约折冲，执其尤悍者，驱逐出境。大府闻之，叹为建省以来未有之事。”卓夫先生不怕日本人，把最不讲理的日本人抓起来，驱赶出大通县。日本人也怕卓夫先生的铁面无私，在他任大通县知县时，就是不敢到大通县滋事。卓夫先生敢说敢做，这是楼塔“名先生”“一以贯之”的“知行合一”的精神。 民国十三年，卓夫先到婺源当知县。婺源的民众，有吸食“红丸毒品”（此毒品与鸦片相似）的陋习。卓夫先生一到，马上颁布禁令，“限期肃清贩毒者，逮捕严惩吸食者，设所勒戒”。当时，烟犯不服，卓夫先生严厉训斥烟犯说：“我痛汝，实欲活汝。”时人称卓夫先生“阎罗面目而菩萨心肠”。他就是这样的人，对于真理，他就是坚持到底，绝不妥协。这一点，他的女儿楼曼文的性格，与他非常相似。楼曼文从事革命工作，也是硬骨头。1942年9月楼曼文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关进女牢，在非人的监狱中，她没有屈服。当时的女牢中，一起战斗的，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等人。男牢中，遭到杀害的，有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面对死亡，楼曼文是置之度外的。楼曼文的骨头，和卓夫先生的骨头是一样硬的。卓夫先生在婺源禁毒的事情，楼曼文是最清楚的。最后，婺源的毒品，在三个月里，就被全部肃清。当时有个吸食红丸而倾家荡产而妻离子散的人，哭着对卓夫先生说：“公早来两年，民甚富有；早来一年，民尚温饱；早半年，可一家完聚；今已矣，公来何暮也？” 卓夫先生要做母亲口中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他就要做到底。做包青天，是他的人生观。这一点，楼家六姐妹中，楼曼文最像卓夫先生，她要走出这个家庭，自由恋爱和从事革命斗争，就会不顾一切地走出去。她甚至把“家”比作是“愁城”。当然，卓夫先生与楼曼文对此，也是有过激烈地对抗。这一点，在后文中会谈及。 邵力子先生在“知行合一” 这一点上，最像卓夫先生的，就是对待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事件上。史料记载，1933年春天，邵力子在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当时杨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他与杨将军实行军政分治，两人相处很好。后来张学良率东北军进驻陕西，他赞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对张、杨两将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尽力缓和，以期和衷共济，并且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西安事变爆发，邵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蒋介石一起被拘禁。事变第二天，蒋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力子乘机劝导蒋介石说：“事已如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所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时，邵力子和张同住在溪口，名义上为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要邵力子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就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杨虎城与邵力子关系不错，西安事变时，杨虎城照样抓邵力子先生。从个人角度讲，邵力子先生是不会替张杨两人说话，事实上，邵力子非但不这样做，最终替两人说话而受到牵连。所以，卓夫先生、楼曼文也好，邵力子先生也罢，他们要“知行合一”，他们也是付出代价的，但他们不在乎这一些。
（二）楼曼文、邵力子师承楼卓夫先生的人文痕迹(2)
第三看卓夫先生的“侠骨柔情”和“胸怀苍生”。
卓夫先生爱民的名声，有三件事情可以做佐证，第一件事西安事变，第二件事是徐州会战，第三件事情就是民国十九年西北大荒。卓夫先生有三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楼定远、二儿子楼铿声。发生西安事变时，两人都在陕西做官。邵力子先生在《楼卓夫先生传》中相载：“余主陕时，定远适长西安省会及长安蓝田各县禁政，措置裕如，舆论翕然。次子铿声亦自浙江调长陕西米脂，勤政爱民，治甚优。会西安事变，东南人士之官陕西者，都遭拘囚，而定远与铿声独免，其受父教之深且切者，从可知矣。”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西安发生兵变时，蒋介石的腰就是在这次兵变中摔坏的。当时，邵力子先生也遭逮捕，在陕西国民政府当官的浙江人，除卓夫先生的两个儿子没有逮捕外，全部软禁。卓夫先生的两个儿子，在陕西严守父训，爱民如子，所以西北军和东北军不抓他们。对于卓夫先生教育子女，《仙岩楼氏宗谱》是如此记载的，卓夫先生审理重大案件的时候，他都要求楼定远站在屏风后面旁听。卓夫先生这么做，是他最怕断案中出现“枉纵”（即“枉法减轻处刑或使无辜者受害”）事件。卓夫先生教育子女，成效如何，《仙岩楼氏宗谱》是如此记载的：“子三：长即定远，浙江高等警察学堂毕业，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少将处长，陕西禁烟局局长；次铿声，光华大学商学士，浙江景宁陕西米脂等县县长；三鹤声，上海文生英专毕业任职大陆银行，抗战时忧愤国事自杀。”楼氏族谱没有记载卓夫先生三个儿子的具体行状，从三子的职务上推断，卓夫先生教子是有方的。 第二件事情，《仙岩楼氏宗谱》相载：“抗日战争中，有楼廷藩者参第一百四十师戎幕於徐州大会，战后流徙至凤阳王庄，庄民讯知为先生族人，即为集资，遣人伴送至西安，定远时在川得廷藩书以报先生，先生欢笑之，馀继之以涕。”卓夫先生是在民国三年（1914年）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凤阳当知县。徐州会战，是发生在1937年12月。楼廷藩参加徐州会战，撤军时，退到安徽凤阳。凤阳人一听楼廷藩是是楼塔人，是卓夫先生的同族宗亲，马上出钱出人护送楼廷藩到西安。如果卓夫先生当年在凤阳当知县，口碑不好的话，楼廷藩是不受到如此礼待的。 第三件事情，邵力子先生在《楼卓夫先生传》中相载：“十九年，西北大荒，先生阴托红十字会助赈二万馀金，不以姓名显。”类似事情，《仙岩楼氏宗谱》相载：“两年间，成塘二万四千馀面，派遣宣导。有所费，悉出先生廉俸，不取公分文。”凤阳县修水利工程，卓夫先生拿出俸禄支持公家工程。卓夫先生的这种侠骨柔情，是楼塔人的千年风气，至今如此。 实际上，楼曼文身上也是不乏这种侠骨柔情和兼济天下的情怀的。《萧山日报》有一篇文章《萧山出过一名隐蔽战线的女英雄！》有这么一段文字：“1942年楼曼文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关进监狱，她与同监的杨子华等一起，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与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楼曼文在党的秘密组织生活中表态说：‘我们浙江出了个秋瑾，是女中豪杰。我是共产党员，更要为真理坚守我们的气节，宁死不屈！’”秋瑾的外婆家，在萧山。秋瑾从小是在外婆家学得一身好武艺，楼卓夫、楼曼文都是地地道道的萧山人，大概萧山人的侠骨柔情，是有很浓的地域色彩的。 邵力子先生在“胸怀苍生”与卓夫先生最相似的，就是两人都爱兴修水利。邵力子在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主要注意发展农林水利事业，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并着力发展交通文化事业，力求造福民众。 最后看卓夫先生的“善于变通”。
方志纯先生在《钱塘江的女儿----纪念楼曼文同志》一文中，曾经写到楼曼文与他父亲卓夫先生两段往事，这对研究卓夫先生和楼曼文女士这对父女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史料。楼曼文给她的三姐写过这样一份信：“我回家后父亲（有名无实的一个）还向别人宣布我有两大罪状：一违反父母的婚姻；二是社会的叛徒。哈哈！他的话太不顾自己的脸了，为什么我的恋爱要他来参加呢？恋爱到什么社会及世界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他那有这种资格来管呢？我是社会的叛徒？他是社会中的什么？可说是造寄生虫的工具，把家里的人个个养尊处优，不知对社会有点什么贡献？哼！他自不知道自己是社会中的罪人就罢了，还有这资格来说我吗？！……姐，什么家庭！（注：指自己的封建家庭）简直是愁城，所以，我要奋斗，直到新社会出现不止。姐！为社会我可牺牲一切，因为我们亲爱的无产者的兄弟姐妹们苦已尝够了。姐！你即是被压迫的一个。姐呵！世界上不久有千万成群的热血飞腾的青年要起来解决黑暗残酷的社会，那时我们一定很快乐的携着手向乐园中徘徊了。姐呵！你切莫悲伤！静心等五六年的将来吧！”
方志纯先生在《钱塘江的女儿----纪念楼曼文同志》一文中又记载：“1931年曼文受党的派遣，准备东渡日本接受任务。至于什么任务，她一直没有对我说，我只知道她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组里工作。我后来才知中央特科情报组也是苏联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的一个分支机构，远东情报站设在日本东京。曼文出国前想尽办法筹措经费，同时也是为了掩护自己的行动目的。曼文明确地告诉家人，自己要到日本留学去，目前正在上海某某夜校补习日语。她感动了家人，争取到了家人经济上的支持。曼文同时暗中抓紧学习俄语。当时她日语也在学习。一则到日本停留多久她不知；二则当时中国没有完善的俄汉字典供学习，只能够买到俄日字典学习，好在那个时代，日文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汉字或者它的变体（改良汉字），假名拼音字很少，很好认。她在上海买了一本日本出版的《俄日字典》，字典小巧，印刷和纸张都十分精良。这本字典后来伴随着曼文，度过了许多艰苦的岁月，是她学习俄语、日语的助手，跟了她一辈子。再后来，作为她的遗物一直保存着，全国解放以后，我南下到江西工作，它一直在我的家中被家人爱惜着、使用着，只是到了十年动乱期间才失去了它。” 这两段史料记载，卓夫先生对楼曼文的婚姻，是有过干预的，最终不成功。审视卓夫先生，不能停留在楼曼文写给她三姐的那封信上。这种家庭式的争吵，是卓夫先生在面对子女未来问题上，第一次遭到对抗。这段冲突，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卓夫先生六十多岁的时候。卓夫先生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楼曼文是较小的一个。《仙岩楼氏族谱》中相载：“女四：长适俞，次适王，次适俞……”卓夫先生有六个女儿，正妻生的前三个，即楼曼文的三个姐姐，都按顺序嫁了人。唯有楼曼文要自由恋爱，卓夫先生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此时的卓夫先生，做过晚清和民国的知县，女儿不听话，面子上挂不住的，毕竟，他是在当时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在那个时代，做父亲最难堪的，就是这种事情，别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风言风语。卓夫先生的子女都很听话，就楼曼文最有个性。还有一点，卓夫先生称楼曼文是“社会的叛徒”，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楼曼文从事红色革命，卓夫先生的家族及亲友间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清楚的。
此处有两个细节，也可做佐证。第一个是邵力子先生的人生变化。邵力子先生在《楼卓夫先生传》中相载：“其四女曼文，游学苏联未返，壮志弥可钦敬。”邵力子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是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即1948年。此时，邵力子是国民政府委员。他一直主张国共合作，或许也是受楼曼文的影响，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他就脱离国民党政府。解放后，他留驻大陆，任多届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第二个是，卓夫先生去世的时间是1943年。这一年，楼曼文在新疆迪化的国民党监狱中。卓夫先生或许不知道楼曼文在监狱中，还以为楼曼文在苏联。苏联是红色苏维埃政权，这一点，关心时事的卓夫先生，是非常清楚的。这两个细节，虽是后话，但也可以看出楼曼文的亲友，对她的革命工作最终是认可的。
楼曼文这封信，卓夫先生应该读过，或者有所耳闻的。楼曼文信中这句话“他自不知道自己是社会中的罪人就罢了，还有这资格来说我吗？”对卓夫先生来说，或许是百味杂陈的，或许是有触动的。卓夫先生有强势的一面，楼曼文也有当仁不让的一面。父女间，吵归吵，最终卓夫先生还是拿出一笔钱支助楼曼文，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卓夫先生的思想是“变通”的，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楼卓夫先生的“神秘银元” 卓夫先生有一处，放在楼曼文眼中和晚清民国公议上，是有争议的。或许，这是不同视角审视的不同结果。 楼曼文信中说卓夫先生是“社会的罪人”，不是说他有罄竹难书的事，而是他有钱，因为他是有产阶级，与青年楼曼文眼中的无产阶级是对立的。卓夫先生最有争议的，是生财之道。卓夫先生从东北当知县，回到浙江时，是有一笔银元带回楼塔的，数目还不少。他运银元的手法，非常隐蔽，干脆。他把银元藏在特制的棺材中，用火车从东北运到萧山临浦。银元一到萧山临浦，他就派脚夫来回走八十里山路运回楼塔。这批脚夫，都是他最可靠的族亲。 卓夫先生这一棺材的“神秘银元”，是他的“灰色收入”吗？这是最值得怀疑的事情。对于这种问题，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要保持问题的本身状态，才能审视到真实的卓夫先生。如果从清朝的俸禄制度考察，或许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史料记载，满清入关后不久，就制定了文官俸禄条例：“二品官每年能领俸银155两、禄米155石，三品官每年能领俸银130两、禄米130石，四品官每年能领俸银105两、禄米105石，七品官每年能领俸银45两、禄米45石。”这一工资标准是顺治十三年（1656年）制定的，直到清朝灭亡都没有大的调整。也就是说，差不多在整个清朝，知县一年的基本工资只有45两银子和45石大米。 如果把大米折算成银两，一个知县的基本工资是90两银子。 清朝官员除基本工资外，还有一笔“养廉银”。如盛京、古林、黑龙江三处将军养廉银6000两。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例如广东省的知府每年有1500两到2400两的养廉银，河南省的知府每年却有3000两到4000两的养廉银。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养廉银则达一万两。清代知县的养廉银，很难计算，其中有个弹性。《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广州知县的养廉银标准：“南海县为700两和番禺县为600两。 ” “养廉银”是清代文官的合法俸禄，养廉银制度从雍正元年到宣统三年（1723—1911），延续了将近200年之久。卓夫先生在大通县当知县，也是有这笔费用的。到底卓夫先生在大清的龙兴之地东北当知县，养廉银是基本工资的多少倍，很难统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邵力子先生在《楼卓夫先生传》中评价卓夫先生，非常节俭。估计这个节俭，是可以省下一大笔银元的。清代知县最大的开支，就是要聘请五六个师爷。这笔费用，一年要千余两银子，排场大的知县，要10个师爷左右，费用会更大。卓夫先生非常能干，这笔人工费用是可以砍掉不少的。所以楼卓夫先生的“神秘银元”，或许有一部分是他的“养廉银”。 如果说卓夫先生在当知县其间，有大笔“灰色收入”，还是有三大疑点。 第一个疑点，卓夫先生做知县的地方，如大通县，凤阳县，天长县，县贫民困，或多瘟疫，或多毒品，或多江洋大盗。邵力子先生在《楼卓夫先生传》中相载：“东北以匪猖獗著闻于世，先生设计擒斩其渠魁号平天洋者，境遂以安……民国三年，任安徽凤阳县知事。凤阳十年九荒，播为民歌……天长与苏为邻，久苦匪患。两省交界处，山岭丛杂，港汊纷岐，尤为出没之所。先生急其所急，即联络邻封，组训民众清查户口，加强自卫。会匪自盱眙窜入汊涧，立与接仗，毙伤匪十馀名。自此，回窜匿迹。终其任，勿敢犯……十三年兼权淮泗道尹，十四年调宰婺源。婺民中红丸之毒，历时既久，民日以惰俗，日以偷。”卓夫先生在乱世中的乱县，老百姓穷得叮当响，卓夫先生要收到大量的刮民脂民膏，也是不大现实的。 第二个疑点，百姓真心喜欢他。邵力子先生在《楼卓夫先生传》中相载：“再任凤阳之命先生重，斯土万姓欢腾空城出迎。前之弹之者，尤拳拳致其爱戴焉，一时通省传为盛事。”卓夫先生在凤阳当知县，是士民挽留下来的，一挽留就是十二年。如果卓夫先生是一位“天高三尺”的知县，凤阳的百姓是不会买账的。比如卓夫先生在凤阳搞水利建设，凤阳百姓就对他毫不客气，万民弹劾他。后来，卓夫先生的水利建设见成效，百姓夹道欢迎他连任凤阳知县。在这一点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这是后话，但他当大通县知县也是如此受欢迎的。 第三个疑点，卓夫先生爱民如子，为官低调，不居功自傲。邵力子先生在《楼卓夫先生传》中相载：“辽患黑死病传染甚烈，未几大通疫作，幸先生先事预防，依法延医治， 严予隔离。不三月而全境疫止，有疫各县以死亡率愈多，防疫费愈钜者，其得保获奖亦愈高。先生据实通详，不矜不伐，在省同僚为痴愚。大府乃啧啧赞之曰：‘楼令洵不失书生本色也。’”当时，东北有瘟疫的各县，都发瘟疫财，唯有卓夫先生没有趁火打劫，救治瘟疫还非常高效。对于知府称赞他，《仙岩楼氏宗谱》是如此描绘卓夫先生的表情的，“先生闻此语，甚愉”。卓夫先生是真书生，他应该不会去做“外面穿布衣，里面穿绸缎”的事情。 所以说，卓夫先生的“神秘银元”，最大的可能是，因民富而他的资产在增值。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有“人脉”的人，就是有“钱脉”的人。卓夫先生在从政期间，有商业投资，或许是事实，因为晚清有此风气。如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张謇，在从政期间，就从事实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张謇的大生一、二两厂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对于卓夫先生的商业头脑，《仙岩楼氏宗谱》没有直接记载，但在凤阳当知县时有史料记载：“先生去后，凤阳连岁大有滨淮地亩十元者升值五六倍不等，冈地亩五六元者升值十倍以上。绅民于是思先生，迭请大府挽先生，复任而有十二年，再任凤阳之命。后之挽之者，即前之弹之者，一时媲之郑人之歌子产焉。”卓夫先生善于垦荒，在东北大通县也是有记载的。邵力子先生在《楼卓夫先生传》中相载：“先生即以垦荒为施政先务，在任二年，放荒二万五千响，土客相安，生产日丰。”这期间，别人不愿意投资土地，卓夫先生自掏腰包投资，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仙岩楼氏宗谱》记载卓夫先生在天长县当知县时：“后接办天长厘卡，商人感先生惠爱，相戒不逃税，一年考成，增比两倍。虽以此获致殊奖，然非先生志也。”这些虽是后话，也是卓夫先生一贯的作风，就是善于经营，由富民之法。 卓夫先生这笔“神秘银元”最终何去何从，今人很难具体而知，因为卓夫先生捐款是不留名的。邵力子先生在《楼卓夫先生传》中相载：“其他嘉言善行，不胜枚举。”后来，楼曼文和父亲卓夫先生和解后，从事党的“隐蔽战线”，或许卓夫先生是有不少支助的。卓夫先生在楼塔山里造宅院时，或许对乡民也是有支助的。否则，一向言行谨慎的邵力子先生，不会说卓夫先生的善言善行不胜枚举。
（四）“楼塔先生”今何在
历史总有某些巧合，与楼卓夫家族最有巧合的历史人物，就是国民党的张治中将军。在抗战时期，日寇侵略楼塔，卓夫先生的族人誓死不给日本人当脚夫。或许这些脚夫就有当年给卓夫先生挑“神秘银元”的脚夫，其中有个叫楼维青的农民，就怒斥日寇。日寇用刺刀剖开他的腹部，挑出他的肠子。楼维青依旧不屈服，誓死抗争。在场人群中，有一个人是张治中将军的副官，见此一幕，把此事报告给在长沙作战的张治中将军。张将军听后大呼“民众有血性，抗日有希望”，挥笔写下“成仁取义”四个大字，做成匾额，送至楼塔，挂于楼塔中祠堂。张治中先生“成仁取义”这四个大字，“成仁”取自孔子“杀身成仁”，“取义”取自孟子“舍生取义”。 抗战时期，张治中风闻过楼塔人的铮铮铁骨；抗战之后，张治中在新疆迪化监狱释放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员中，就有楼曼文。楼曼文的铮铮铁骨，国民党将领也是见识过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张治中将军促成新疆和平解放，成为“和平将军”，他最终也做到他写给楼塔人的四个“成仁取义”。这也是后话，此时卓夫先生已经去世六年。 楼卓夫先生这一代晚清民国的“楼塔先生”，是“成仁取义”的一代人。如今，新时代的“楼塔先生”没有消失，反而在壮大。他们不再是以个体形象出现，而是以团体的形式存在。“楼塔历史文化研究会”，就是“楼塔先生”最集中的地方。修仙岩楼氏宗谱和楼晋、楼英古墓，修缮宗祠，编写楼塔史书，申报“细十番”非遗文化和楼家塔村古建筑文化遗产，到义乌寻访先祖楼重玉遗踪，到诸暨与元代杨维桢后人交流文化，都有新时代“楼塔先生”的影子。 “楼塔先生”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2018.1.17 〖作者简介〗楼叶刚，学界泰斗钱钟书再传弟子，“讲文堂”创办人，浙江独立作家，西部文学作家协会会员，杭州萧山儒学学会会员，中华楼氏宗亲理事会秘书长，香港文联作家协会终生会员，《语文报》杯特等奖指导师，名列“互动百科”全球华人名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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