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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哪门子教师 文/王维宝
“我退休了，退休前是老师。”……“我也是！” “那你们都是教什么的？”几位在学校门口等待接孩子的“同僚”互相结识。 你听，人家回答的多精炼：“我教小学语文！”“我教初中英语！” 我呢，支吾半天，人家也没大听懂。没办法，只得费些口舌。
一个“幸福”的教师
我当了三十八年的教师，临近退休三两年极少登讲台。即使登台也仅限于本校的同行，搞些所谓的“专题”交流，甚至有时只是备备课，“动手不动口”。 参加的最后一次备课活动，是从校长划定的几十个专题中选了《教育与生活》。然后又是搬图书，又是上网，进入备课状态。显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首当其选。经过精心的分析、研究、比较、论证、起草、电脑输入，近一个月吧，终于完成了“作业”，交给校长时，洋洋洒洒六千余字。 校长看后很满意，还在全体教师面前大加赞赏。只是由于按照讲课的排序，年轻人优先原则，没捞着登讲台。到期末专题评奖时，还赏了个“课题比赛二等奖”。 “哇塞，你就这么当老师？也太幸福了吧！”有家长插嘴道。 呵呵，沉住气，要说我这个老师是否幸福，还得回到当年，然后慢慢重放。
一个乡村教师
1980年中师毕业，分配工作时顺理成章回了家乡。这天去公社教革组报到，巧了，我的母校——公社驻地的辛寨联中时任校长正在场。当然，校长和我是非常熟悉的，还有点亲亲关系呢! “王主任，我那里正缺人呢，把小王分给我行吗？”教革组王主任不假思索：“好吧，小王给你了！” 就这么顺利，正中下怀！要知道，这可是我最理想的学校呀。辛寨联中不仅是公社最好的初中，而且人熟地熟，离家近，从家到校也就半里多地。 学校位于村庄的西北角，院落很大，分前院和后院。前院是教室、办公室和住校教工宿舍，办公室前还有一个小操场，全校六个班的学生在这里做课间操没问题。后院是大操场，每年的运动会都在这里举行。 学校正门朝南，门里门外两侧好多树。门外的树是附近老百姓的，多为枣树、槐树、榆树等。门内的树学校栽的，有梧桐、杨树。进门后径直里走，百来米处是东西向的办公楼，办公楼前直迎校门的是那座半圆形花坛。花坛后栽棵桐树，桐树上挂个吊铃，上课、下课的声音是从这里发射出来的。 门内东侧有座小房子，是伙房。厨师是从邻村请来的单身汉，负责给住校的公办老师做饭，给外村需要吃一顿午饭的学生馏干粮，烧开水。 沿着这条路向里走，两侧便是学生教室了，每侧都是两排。 秋后就要开学，学校明确了分工，安排我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数学、思品，兼任初一、初二四个班的美术。学校还规定，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自习课有班主任盯班。 不做老师不知道厉害，一周下来真够呛的。一周光上数学就八节，还有八节美术和六节思品（那时候，周六的上午也上课）！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盯自习、课间操。那些在校调皮、出了问题学生的谈话工作，其他任课老师一般是“孩子哭，抱给娘”——班主任处理。 在班里，班主任从时间上就比其他老师泡的多。当年的老师考勤不像现在这么“规范”，没有按时到办公室签到，按指纹、刷脸等强制性手段，但，说句实话，老师们的表现比现在有这一套自觉多了！ 每天早晨，学生来校前便得开好教室门锁，一直等到打过预备铃，点完名。如果这节课是别的老师可以离开了；如果是自己的那就直接上课。 课间操说起来有体育委员组织站队，可是几个调皮孩子如果没有班主任的话，在队里上蹿下跳，里出外拐，胡乱戳击，就得班主任“调理”他了。 第四节自习课也是一样，没有老师在场是乱哄哄的。班主任还得备课呀，还好，可以把备课搬进教室里，好像一举两得。事实上，下面也经常出些小“插曲”，时不时地走下讲台维持秩序。 放学时，又一次组织站队，护送学生出门，等到没了学生才下班。 下午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一过程，因为最后一节是“课外活动”，每天都是不同的内容：周一是班会，周二到周四是音体美或综合类的，周五是大扫除。重要的主题班会，需要班主任提前备好课，通过班会达到什么目的等，要形成文字，以备学校期末的统一检查。 教师的辛勤远不止时间上，而是智慧的呈现，教态、语言的艺术锤炼，最为重要的还是对学生的深入了解和关爱。回想起当年上的第一节课，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的第一节课是“正数与负数”。本来的备课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信心十足，激情满怀，不足十五分钟就讲完了，引导学生进入课上练习环节。我站在讲台上，只见好多学生你看我，我望你，却不扑下身子书写。 赶紧走下讲台，巡视孩子的练习情况。咿呀！做的既对又好的只有几人，绝大多数要么不对，要么写的不规范。这么多的孩子，手把手教当然不行。于是，赶快又一次集中黑板演示，教给学生怎么把解答过程规范的写在本子上。下课铃响了，仓仓促促！ 坐在办公椅上闷闷不乐：我讲的很好吗，为啥那么多的学生就不会做题呢？ 第二节上课了，趁办公室没人，教导主任来了：“小王，课上的怎么样？” “……”不知如何是好，我摇摇头。 教导主任拿出听课记录，先是归纳了上课基本环节，然后点评了这节课的优点和缺点，肯定了我对教材的深刻理解和处理方式，指出了我的致命缺点：不熟悉学生。 本来，在师范里曾经学过关于备课的基本理论，其之一就是：“备两头”，备教材，备学生。现在的我备教材做到了，而备学生却远远不够。教导主任说的很清楚，不了解学生是新教师的通病，克服这个通病的具体做法就是以后多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些小学中的衔接知识，并深入了解不同学生的个体习惯及认知差异。 恍然大悟：教导主任已经在门外“偷听”了我的第一节课！ 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了尽快掌握学生，我也申请了一间宿舍，睡在学校里。 一晃就是两年，本来满怀信心把这个班送到初三毕业，通过升高中检验一下自己的教学实效，万没想到接到了公社教革组的一纸调令：去小高小学报道。 原来，这所小学的女校长是我初中数学老师的妻子，他早就盯上我了，想给他老婆挑个“好兵”。 来小学报上道，分课了，给了五年级班主任，并且这个班除了数学以外的课程统统归我。我本来最喜欢教数学，却不给。给谁呢？就是他老婆！ “妈的！”我骂在心里，也曾经抵住过，又能怎么样，无奈呀！只是我有个原则：决不辜负孩子们的前途，那门课都力争教出最好的效果。 在这儿又是两年。 两年后，我与时代合拍，参加了成人高考，接到了济南教育学院数学系离职学习的录取通知书。
一个“老师的老师”
1986年从济南教育学院毕业，重新分配到章丘县教师进修学校。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老师的学校，它与师范学校既一样也不一样。一样的是办学层次，不一样的是招生对象。师范的招生对象是初中应届毕业生，毕业以后做老师。进修学校的教育对象是已经当了老师，而学历却不达标。这些人或者民办老师，或者是通过接班、顶替而吃上“国库粮”的公办老师。
㈠ 当年，全县学历不合格的小学教师好几千人呢，倘若都来进修学校一起培训，校舍根本容不下来，况且他们还是基层小学的教学主体力量，脱不开身！ 怎么办？中国各级领导就是不缺智慧，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送教上门！” 送教上门对基层的老师来说是好事，可对进修学校的老师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你得乡下跑哇！ 那个年代公交条件非常落后，位于主干公路的公社一天可发两个对开，还好些。而那些边缘公社，像北部滩区、南部山区个别公社，干脆就没有公共汽车。 那年，我负责南部山区曹范公社的《小学数学教材教法》。这个教学点没有汽车，每次去上课必须起大早，先从县城坐汽车到埠村，再从埠村租辆自行车，五里多路一路脚蹬，当来到教学点时已经八点多。考虑到来一趟不容易，时间紧迫，马上投入课堂“战斗”。这顿午饭吗，或许晚会儿吃，或许被省略。 那是冬天的某一天，我不仅给学员们送来的课程，还带来了瑞雪。在讲台上一边眉飞色舞，一边暗暗叫苦：怎么回去呢！ 当我骑上自行车，小心翼翼回到埠村时，公共汽车早就停运了，只好寄宿旅馆。 这就是旅馆？孤苦伶仃我一人，没有取暖设备，看来好天也没人来住过。唉，知足吧，能有个“旅馆”已经很好了，要不然……。 在后来的十多年里，风风雨雨，我把熟烂在心的《中师数学》、《算数理论》送课上门，跑遍全县所有公社。
㈡ 来到进修学校的第一天，校长就给我们灌输：国家规定的中等学校教师合格学历是本科，你们的调来是权宜之计，如果近几年里拿不下本科文凭可能被淘汰。 咱从来就不喜欢服输，有句话藏在心里：“下次报名就给你考一个看看！” 1988年机会来了，像骡马般从考场溜了一圈，拿到了山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本科函授录取书，三年后顺利拿到毕业文凭。一切学习生活不在话下。 校长没放空炮，在1989年全市的师资大调动中，那几个没报名或者报名没考上本科的几位年轻同志，真的调走了！ 而获得本科文凭的我们，起码“名正言顺”，可为未达标初中教师讲授高等教材了。 初中教师的学历教育内容是“高等”的，经过详细调查统计，初中的未达标者比小学明显的少，于是决定集中授课。就是把他们全部集中在县城里，按专业分班讲课。教育局更大的举措是筹建新的教师进修学校，校址从原来的城西搬到城东。 新校两年后竣工，交付使用。记得当时的报道称：如果把进修学校的旧址比作章丘教育的“摇篮”，那么新址就是章丘教育的“航母”，章丘的新教育要从这里再出发。 第二年的暑假，初中教师的专科学历教育正式开始，每个班安排专门的主任组织点名，授课老师只管授课，我主讲的第一门课是《数学分析》。 学员到齐了，站在讲台上看下去，呵呵，岁数差距也太大了吧，老的快五十了，小的也就二十几岁。再看，好多非常熟悉的面孔哎！必须下台与他们握手才和礼，寒暄几句，还有的我必须管他吃顿午饭。因为他们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有高中的，也有章丘师范的。 那时的教室里还没现在的现代化教学设备，降温手段也只有吊风扇，仅有的一架落地扇置放讲台，供老师“独享”。 电扇也好，落地扇也罢，在三夏面前，简直就是徒劳。我爬过黑板后，一节课下来，依然大汗涔涔，遍体生津。学员们更是大汗淋漓，挥汗如雨。 再说教学吧，不接不晓得，备课才知道，大专教材就是不好讲，“无穷小量”、“无穷级数的收敛和发散”等，与过去所讲过的中等数学相比，难得多了，可谓天地之别。从学员的表情来看，有的还行，听得入神，能适时地与我互动，顺口回答我提出的启发性问题。也有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面无表情，一眼茫然。 与学员们课间交流时，那些听得懂的学员的确很兴奋，为高等数学那种内在严谨与韵美，为数学的思想、方法而痴迷。也有几个学员或许年龄偏大，或因本来数学底子浅薄，也许因与我是“半熟人”，总是躲躲闪闪，不愿多说话。 在这段时期里，我们执教者教学相长，也对大学里曾经学过的高等教材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实践，在自己后期的教学科研，写论文，发表论文中受益匪浅。
㈢ 上世纪九十年代“新课改”时期，国外的教育理念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教育观念。按照教育部的部署，我们亟待把这些新东西传递给基层的老师们，进修学校责无旁贷。首当其冲当然是学校的管理者——校长和教导主任们。 如果把上面的中小学教师培训简称为“师训”，那么校长、教导主任们的培训就是“干训”。文件说了：中小学校干们不经培训不许上岗。后来又说：参加完第一轮培训后还得参加第二轮的“提高培训”。再一轮是“专题研究”培训。 每一轮的加强培训，肯定不是前一轮的简单重复，内容及难度有所不同，的确有校长在接受培训中，显的“智力不足”。 我的干训课题有《教育统计与测量》和《学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到了第二轮，就有个小学女校长B，对函数型电子计算器的某些操作，脑子就是转不过弯来，咋也学不会。态度倒是不错，问我“N”次了依然迷瞪。刁校长取笑她： “老B，你就是笨蛋！” “我是笨蛋，你就是笨刁！”话从B校长的嘴里脱口而出，引来一片笑声。 “新课改”的风刮得也忒大了吧，连同新教师也不例外。教育部有要求：新教师必须经过一年的所谓“岗前培训”，才能转正！此项培训理所当然划归教师进修学校。 每到暑假的后半时段，你就来进修学校办公楼顶层的大会议厅吧，座无虚席。我们早就给他们做好了“合口饭菜”：《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教育法规》，《学校教育科研初步》，各科课程标准解读，还有那本统一印制的《新教师学习手册》。我呢，照例给新教师讲授学校教育科研和小学数学课程标准解读。 新教师的集中培训大约两周。待到下半学年，我们还要下去逐个实地考察，听节课，并参考本单位干部与同事的汇报情况，给出最后鉴定：“培训合格，同意按时转正”。 新课改的那几年，省教育厅是有规定的：无论教师还是校长，每年都有必需的“继续教育”学分规定，凡学分不够者，年度考核一律不合格，评先树优、评职称也“一票否决”！ 在强大的继续教育制度下，所有的教师和校长都把“继续教育”的弦绷得好紧，撂下耙子拾起扫帚，忙忙碌碌，“苦不堪言”。
一个大中专教师
自称中专教师不过分，因为教师进修学校本来就定位“中等专业”学校。 1996年至1998年，我县农业广播学校还没有固定校址，临时借用教师进修学校，招生办班。那时他们如同“皮包学校”，还办学呢？官和兵加在一起仅三人，教学的老师“就地取材”，于是乎，又就给了我几门课：《农业统计学》、《珠算》。 大概1992年吧，章丘电大决定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招一级师资班，把管理及教学任务全权交给了进修学校。肯定滴，既需要班主任，又需要课程辅导教师。咱被选上了，当班主任好说，辅导课程可不简单，因为都是“高等”教材。还是领导有办法，派我们一伙先去省电大集中业务学习，回来就可以辅导学生了。 后来，电大又招了93、94级，辅导高数“连年”不断：《高等数学》、《高等代数》、《解析几何》、《统计学》、《工程数学》、《经济应用数学》等。别把我戏称“万能胶”，好像什么课程都“难不倒”，谜底告诉你吧，这些课虽然名称不相同，但基本“骨架”都一样，不是微积分，就是数理统计与概率，只是教学侧重、难度略有不同，在应用中加载了一些相关专业的实例罢了。 电大的办学模式分三级，中央电大、省电大和地市电大，县级只是个办学点，每门课程的考试都是中央电大或省电大出题，密封押送，各教学点的答卷，经过密封后送达省或市电大统一阅卷，最后排除各个教学点的名次，适当奖励。 93级招的是经济班，第一个学期末出了成绩以后，所有任课老师要集中市电大开会。真巧，天桥区同级同专业的辅导老师，就是我在济南教育学院的数学老师——毕老师，还是班主任呢！见了面那个亲呀，甭提了。 “王班长（我在读时当班长），咱们原来是‘同事’呀！”老师开始“谦虚”了。 “不敢，不敢，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如是说。 “你知道吗？我教的天桥区在全市排第二！”看得出，毕老师很满意自己的成绩，问我呢“你排多少名？” 我当然想知道所教章丘班的排名情况，急步向前，找出那张表格，在我顺着食指，边下滑边观看排名情况的同时，毕老师也伸来个脑袋。 霎时，我不敢过分高兴：原来第一是我的班，暗暗地想：毕老师会是什么感觉。 市电大的邱老师负责这门课，当然早就知道了总体排名情况。数学出身的毕老师反应很快： “邱老师，章丘班的辅导老师就是我的学生！” 邱老师在微笑，我在窃喜。 呵呵，不知啥时候，我讲高等数学的消息传了出去，在那个全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大学文凭的时代，有好多大学或单位都在扩展办学点，招兵买马。要知道在我们这种小小的县城，敢“撑乎”着讲高等数学的人为数不多，况且办学点给我的报酬比从济南大专院校聘请老师便宜多了。于是乎，县水泥厂、山东理 工大章丘教学点、总工会，甚至银鹰炊具都来了，请我兼些与高数有关的课程。
一个愧于称呼的老师 看到了吧，自从我做了教师以来，教过的课真不是几句话可以概括的。 不要用“桃李满天下”的美誉谬赞我，真不配。 你看人家中小学里的老师，退休以后，有好多已经是国家栋梁的弟子，前来探望母校和恩师。退一万步讲，就是那个退休后，冷不防挨了年轻时体罚过，喜欢记“仇”学生掌掴而走红的老师，或许可认为依然有“终身难忘”的学生吧！ 可我们这类老师呢，前期连一届像样的中小学生都没送出，至今也不知道有几个属于自己教育成才的弟子？ 再说后期培训的这些中小学老师，校长呀，当初面对面上课的时间都不会很长，少则一周，多则几个月。后来的他们无论政绩多么好，地位多么高，怎敢记录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社会兼课的确认识了好些人，就算“三百六十行”吧，一言概之：他们是“社会人”，数量之庞，经常在马路上散步时，有人在你的身前驻足，先是打量一番，然后小心翼翼的问一句： “你是王老师吧？”“是！”我竟没丁点儿印象。 “你忘了吗，我是水泥厂的某某某！” 费了好大寻思，终于想起来了，赶快回礼，脑里却还在检索那点微弱的记忆。 这还是好的呢，还有时怎也想不起这个站在你面前，叫了声老师的先生（女士）究竟是哪一路的！ 唉，我算哪门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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