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拿父亲教育过我的话来教训我的女儿。女儿最近说，你应该写篇文章——父亲的格言。 父亲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父亲的说过的许多话，经过岁月的“反刍”，越发让我震撼。 父亲是在我和妻大学毕业的第一个年头生病的。当时，我分在外地农村中学教书，妻分在家乡的农村中学教书。妻当时还是女朋友，常去看望我父亲，父亲很高兴，对我说，这姑娘不错，在大学就入了党，比你进步，我们党是不会看错人的。 三十多年过去，事实证明：我和妻携手走过了许多激流险滩，妻，还是珠圆玉润的妻；我，还是那个自以为是的我。 父亲是刚解放时入的党，和善忠厚，目不识丁，因为苦大仇深，被党看好，在乡村里当起了干部。父亲对党的感情可以用当时的革命歌曲“党的恩情比海深”来形容，毫不夸张。 一九七七年九月九日下午，我读初二，学校突然宣布不上课，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举校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放学后，我一口气跑回家，父亲正在拾掇鸡舍，灰头土脸。当我把这个天大的噩耗告诉父亲时，父亲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等我再看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蹲在院子一棵树下痛哭流涕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哭泣，父亲你不是常说，男人就是打掉了牙，也要咽下肚里嘛，今天怎么哭得如此伤心？多少年后我才明白，对父亲这一代从苦路上走出来的农民来说，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是我们这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的60后很难理解的。 最近热播电视剧《天下无诈》，让我想到我的童年时代。我和同村一个叫“大虎”的伙伴打宝。“打宝”，是一种在地面玩的游戏。宝，是用纸叠成的方块，谁用宝把对方的宝打翻过来，就赢取了对方的宝。当时我们村小伙伴们视宝为“宝”。我为了能赢宝，故意在打宝的时候把袄子解开，借助风的力量，把对方的宝扇过来。小小伎俩，屡屡得逞，但这次被”大虎”识破了，跑到我家追要他的“宝”，说我“赖皮”（俗语：使诈）。恰巧父亲在家，听完大虎的叙述，不由分说，在我的屁股上重重地打了两巴掌，勒令立马归还所有“非法所得”，并罚一个晚上不吃晚饭。民以食为天，不让吃饭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重罚。后来父亲告诉我，人不要耍小聪明，骗人等于骗自己。父亲还给我解释，常耍小聪明的人，别人以后是不会跟你玩的，一个人混到没人跟你玩了，你还有意思吗？ 父亲这句话，让我后来对好耍小聪明的人心怀戒心，敬而远之。 父亲不识字，但又是一个特别崇尚读书的人，常和我们姊妹们说，我家掼锅卖铁也要供你们几个念书，三代不念书不如一圈猪。姐姐上过小学扫盲班，三个妹妹都读过中学，三个妹妹后来都成了医生。一个地道的农民，在“开门办学”的七十年代初，能如此不重男轻女让女孩子读书的父母是不多的。村里有些人家不让女孩子读书，父亲常劝他们，女孩也是人，是人就要读书，读过书的人，看上去就是不一样。 回忆父亲这番话，让我想到杨澜女士有过女人读书一段精彩的对话，她说：有人会问，女孩子上那么久的学，读那么多的书，最终不还是要回一座平凡的城，打一份平凡的工，嫁作人妇，洗衣煮饭，相夫教子，何苦折腾？杨澜回答：我们的坚持是为了，就算最终跌入繁琐，洗尽铅华，同样的工作，却有不一样的心境；同样的家庭，却有不一样的情调；同样的后代，却有不一样的素养。父亲当年说的“不一样”大约也就是要表达杨澜这样的“不一样”吧。 读过书的人看上去就是“不一样”，出自一个文盲的农民之口，这里有他的羡慕，有他的渴望，还有他想从儿女身上找到“不一样”的期待。 父亲除了有抽烟、喝酒的嗜好外，没有其他恶习，他勤俭节约，嫉恶如仇，尤其鄙视赌博。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放寒假过春节，农村娱乐的主要方式是“推牌九”（赌博的一种）。我混在大人中间摩拳擦掌，有时“钓黄鳝"也能得手，赢过几毛几块，高兴得屁颠屁颠的。有一次，正在我赢钱得意忘形的时候，父亲驾到，父亲的眼神似乎有雷霆万钧之势，那威严的目光我是领教过多次的，我乖乖地溜了出去，回家又被责罚：停吃一顿中饭。晚上，父亲还要训我，娘阻止说，儿子还赢两块钱呢，父亲撂下一句：赢了钱输了心！说完，气呼呼地端坐那里抽着他的烟，烟雾笼罩着他那一张冷峻的脸。后来，我再也不敢去赌场了，长大后才明白：赌钱是最能消磨一个人志气的一件事。父亲说的这个“心”，指的就是“志气”吧。 父亲当了几十年的乡村干部，家里一贫如洗，三间草屋，下雨漏雨，刮风漏风。七十年代，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大队作为山南区试点，率先平整土地，时任山南区委书记、包产到户的领头人汤茂林，来到我家，第一句话，老孙啊，你这个干部怎么越当越穷。 穷，是父亲的本色，父亲常说一句话：乡里乡亲都看着你，当干部不能瞎干的！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父亲朋友多，人脉广，有时找领导或熟人批个条子，能搞一大卡车化肥，有时还能搞到一车木材，有人劝他，转手卖个差价，也算辛苦钱吧。父亲不为所动，最后以平价转卖给了急需这些物资的乡亲乡邻。 父亲说了一句让我感动一辈子的话：只认钱不认人，最后将只剩自己一个人。 父亲走了几十年了，我回老家，常常听到家乡的老人们夸我父亲：老支书是个好人啊，他和我们打成一片，我们信得过他，不像现在有些干部花里胡哨的……前年春节，我陪母亲在老家，一个绰号叫“大启应”的老汉，拎着礼品，拿着两百元钱，来我母亲这里感恩，其实是他感30多年前的我父亲的恩，他说，老支书活在的时候，逢年过节经常接济我这个“鳏汉条”（光棍汉），有大恩，我要报答啊！ 父亲虽然当的是一个小小的村官，但践行了一个大道理：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 1979年5月，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亲临小井庄察看庄稼，路过柿树岗公社合龙大队，下车了解农业生产情况，父亲时任合龙大队支书，公社派人通知他：万里书记来调研，当时父亲正在挑水，水桶和扁担没来不及送回家，立马就赶了过去。回来和我们说，他汇报了老百姓的穷，汇报了合龙小学校舍一直是危房，讲他汇报的都是真话。 文革后很长一段时期，乡村干部被训导得讲惯了假话，父亲敢于讲真话，还是有一定勇气的。 80年代，我上大学。临走时，父亲叮嘱我：一个人在外，认不得钱不要紧，认不得人就不得了了。父亲还解释说，认不得钱，大不了丢了钱，可以再挣；认错了人，走错了路，回头就难了。 一个人一生遇见的人，走过的路，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格局。父亲这段话，让我时时常警醒：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父亲是在我大学毕业第一年患病的，消息是我姐夫骑车跑了40多里路，到学校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电影院组织学生看电影，电影放到中间，喇叭里突然喊出了我的名字，说，家里人有急事找我，这么远的路，家人找过来，我立马紧张起来，家里失火了？家人遭难了？一脑子不祥的预感。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姐夫支支吾吾说，父亲得了“癌症”，八十年代的农村，癌症就是绝症。当时刚刚分田到户，男劳力就是家里的擎天大柱，母亲得到这个噩耗，哭哭啼啼，两个刚上初中的妹妹，为了帮妈妈干农活，也没去上学。我和二妹妹刚刚参加工作，涉世未深，家里突遭变故，手足无措。 好在父亲还很镇静，回家后依然犁田挑水，操持农活，好像无事人似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在几个月之前，父亲身体就有不适的感觉，父亲早年吃苦吃惯了，特别能忍，大病、小病从来都是拖着，没去过医院，这次实在扛不住了，才去看的病。 我回家看父亲，劝他不要到田里干活了，父亲说了一句：人不管遇到什么难事，生活还是要继续走下去，“共产风”我拣了一条命，已经够幸运的了。 父亲是32年前的一个冬天走的。 那天，阴云低垂，霜凝大地，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从四十里外的学校往家赶，路上扬尘漫漫，路边田野苍苍。我心乱如麻，两眼直瞪着前方，把自行车蹬得“格朗”响。等我赶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语不成声，拉着我的手，眼里满是慈祥和怜爱，他已经无法说出平凡而又伟大的警策之语了，我再也无法听到父亲那醍醐灌顶的“金句”了…… 父亲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父亲的许多话语依然在时时敲打着我。有时，我在想，一个男人对父亲的理解可能需要一辈子的时间。
作者简介：孙先文、语文高级教师，安徽省诗词协会会员，合肥市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民俗协会会员。一直追求做个有情怀的语文老师。执教多年，笔耕不辍，诗歌《致青春》、《派河》、《翡翠湖之恋》、《大河西 我的芳岛》《月亮》、《父亲》等多篇作品发表。散文《湖居》、《斑鸠》、《那些年，我们一起打球的兄弟们》、《芳华》、《喝酒的那些事儿》发表于《派河》和《西部文学》、《江淮文学》、《皖人春秋》等文学刊物，有的被收入“珍藏版”。小说《校长》发表于《作家》。喜欢读书和运动，崇尚“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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