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红米饭 于 2015-2-21 10:23 编辑
放驴
家里养了一头小毛驴，黑色的，草驴，很好看。长长的耳朵，长长的脸，嘴唇上一溜小白毛，还有一双大眼睛，从里面，能瞧见我的影儿。怎么看怎么耐看，绝对是驴中的“美驴”。我不喜欢人们把大长脸叫做驴脸。那不是驴的错，是他的脸没长对地方，如果长在驴身上，绝对差不了。 小毛驴很温顺，我可以靠近它，用手摸它的脸，摸它的脖子，摸它身上的毛。也许我还可以骑它，但我不敢。父亲从不养叫驴。叫驴有劲，但脾气坏，尤其见了我家的小毛驴，连踢带蹦，拉都拉不住。那邪乎劲，着实叫人害怕。 小学五年级那年，我十一岁。放学回家，我不做作业，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到后院，从驴圈里牵出小毛驴，要拉它到地里去吃草。这是父亲交给我的任务。我怕我的父亲。在我眼里，父亲就是皇上，父亲的话就是圣旨，我不敢违抗。 那是夏天，天很长，太阳高高地挂在西边的树梢上，没有了白天的威力，露出了红红的脸。大大的，圆圆的，害臊似的，羞红了半边天。我牵着小毛驴，来到村外。村外有一条沟，沟上长满了嫩嫩的草，绿绿的，肥肥的，汁液很足。小毛驴一见，就不想走了。我也乐意，我可以自己玩。 旁边是一块玉米地。我蹲下，顺着地垄，能看见地的那头。玉米种得很密，叶子很稠，勾肩搭背，互相搔痒。地上爬着许多小黑虫，长着许多腿，爬起来，身子一扭一扭，人们叫它蚰蚓。我不喜欢，看着就恶心。头顶上飞着一群蜻蜓，褐色的，蝉翼很薄。说是飞，似乎它们根本没动，只是以极快的速度，扇着蝉翼，将自己定在那里。我想抓一只，可刚一伸手，它们就倏地一下，弹到了别处，依旧做它们的定身表演。远处是一片梨树地，树身矮，树冠大，看过去，那边已经有些黑。但我认得它们，里面有鸭梨、白梨、酸梨、雪花梨，还有子母梨（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字）。现在还没熟，但看着想着，就像真的嗅到了香味，舌尖上冒口水。更远处，在天边，横着一带青山，长长的，弯弯的，好像一条大龙。山离我们这里少说也有百十里，但天色好，能看清山上的石头，山上的树，还有蛇样的山路，隐约还有一个人，正担着一担柴，匆匆地往家赶。忽然，我闻到了饭香。原来，村庄上已冒出了缕缕炊烟，一柱一柱，扶摇直上，融入天空。人们已经陆续回家，开始煮饭。 西边的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也该回家了。我回过头，发现小毛驴牵着我，向前走了很长一段路，小毛驴的肚子已鼓鼓的了。我一扽缰绳，小毛驴转过身，打一个响鼻，哒哒的，依旧牵着我，向那个熟悉的地方跑去。
伙伴
1974年，注定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年份，因为那一年，出生的孩子特别多。整整一年，三城村的上空都飘荡着喜庆的硝烟和动人的啼哭。 我就是那一年出生的。那一年，出生的男孩子还有：刚子、嘎子、柱子、长艳、友儿等，女孩子有秀儿、斌子、蓉儿等，一共十来个。这对于一个只有百十来户的小村，比例相当不小。后来，他们差不多都成了我的同学。 他们只是成了我的同学，却没有成为我的伙伴，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家离我家远。这对于喜欢呆在家里，不愿走出家门，视见人为痛苦的我来说，的确是一件痛苦的事。 那时，我的小伙伴有：比我大一岁的海军、卫东、连启，比我大两岁的老十和百岁。海军卫东连启，他们的家，离我家近；老十和百岁他们家，离我家不近也不远，但我们是一个生产队。这点，似乎也很重要。 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玩，玩那时小孩子经常玩的。过家家，捉迷藏，在树上掏鸟窝，在地上逮蚂蚱。我们很少做出格的事。出格的事也做过，就是偷核桃。核桃地在村北，离村不太远，是公家的。核桃还没熟，皮青着。我们把偷来的核桃，用瓦片或木片刮去皮，凿开壳。里面的仁儿很好吃，比干的香。不过，核桃皮里的汁常常把我们的手弄黑，好几天也洗不掉。我们的“罪证”难消，心里发虚。 这是小孩子常干的事，不足为奇；即使逮住，也不会受到打骂。如果说有意思的事，那就是我们曾经合演过一场闹剧。 那是在我家。我家没有电视，只有一台收音机。每到中午，收音机里就会准时播放袁阔成说的《三国演义》。我们都爱听，听得入了迷。我们很羡慕刘关张三兄弟，真好，好得像一个人，打断骨头连着筋。除了羡慕，我们还很自豪。因为刘备张飞哥俩和我们是同乡，他们都是我们这儿的人。我们这儿古称范阳，他们结义的地点桃园，就在我们县城。城南不远，有一个村，是张飞的故里，现在就叫张飞店。听完了，我们觉得不过瘾。我们说，咱们也拜把子吧，那样，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是最好的朋友了。于是，我们呼啦啦跪倒一地，也不知道面向哪儿，棒棒棒，胡乱地磕起头来。一边磕，还一边煞有介事地念道：“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 后来，我们拜把子的事传到了老十母亲的耳朵里。老太太指着老十的脑门说：“你也跟他们拜把子？你知道他们都管你叫什么吗？”老十当然知道。其实，我们也知道。只是当时我们还小，没有想那么多。老十和百岁虽然同岁，却是亲叔侄，老十是叔，百岁是侄。海军卫东连启和百岁是同辈，也叫老十叔。我辈最小，叫百岁他们四个叔，老十还是小爷爷呢。最后，我们拜把子的事不了了之，叔还是叔，侄还是侄，终不能以兄弟相称。 想想，我们做的那些糗事，真是又好玩又可笑。
游戏
八十年代初，我们很少能玩上玩具。在乡村，玩具是奢侈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玩得尽兴，玩得快活。因为，村子里有的是沙土，有的是石子，有的是木棍。我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我们用这些东西，可以做许多好玩的游戏，而且，花样翻新。 “挤狗屎”。名字不雅，但很好玩。冬天，教室里很冷，西北风像刀子，从窗户缝儿钻进来，扎在我们身上。我们都穿着棉裤棉袄，但仍然不得不蜷着身子，缩着脖子，手不敢伸出来，眼一直瞟着外面的大块阳光，老师讲的什么都随了西北风，一句也没记住。冷，无情地吞噬了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理想。下课了，我们蜂拥着跑出去，找一面向阳的墙，靠着。墙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我们十几个人，分成两班，互相用肩头抵着，用力向中间挤，嘴里还“嘿、嘿”的使劲，不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这就是“挤狗屎”，颇像拔河。不过，拔河是向两边拉，而“挤狗屎”则是向中间挤。 摔“方宝”。那边正在热火朝天的“挤狗屎”，这边已经摔上“方宝”了。“方宝”是用纸叠成的“宝贝”，四四方方。纸，都是我们用过的。那时候，农村的孩子似乎懂事都挺早，知道家里不易，纸和本全是用完了正面，接着用背面，直到上面趴满了密密麻麻，像小蝌蚪似的字，再也不能用了。即便那样，我们也舍不得扔，撕下来，叠成“方宝”，摔着玩。摔方宝也使劲。摔的人咬着牙，瞪着眼，抡圆了胳膊，使出浑身的劲，把方宝摔出去。不一会儿，额头上就腾腾的冒出了热气，脖子里，也汗涔涔的湿了。 抽“汉奸”。所谓“汉奸”,是用槐木或枣木旋成的一个圆锥体，上圆下尖，尖部凿进一个钢珠子,这样便于旋转。再找一根小木棍，拴上一根绳，做成小鞭子。然后，用绳把“汉奸”绕上，一松手，“汉奸”便在地上滴溜溜地转起来。那时，我们常听大人讲“双枪老太婆”的故事，知道里面有个叛徒甫志高。我们痛恨日本鬼子，更恨汉奸叛徒。老师说：“汉奸是国家的败类，是民族的耻辱。”我们听了，义愤填膺。心想，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做汉奸；而且，还要把汉奸揪出来，狠狠地抽。所以，抽起“汉奸”来，我们特别卖力。一边抽，还一边说：“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 跳皮筋。这大多是女孩子玩的。两人用腿撑开皮筋，一个人在上面跳，一边跳，嘴里还一边唱：“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她们跳得真好，像一群活蹦乱跳的小鹿。有时候，我们也想玩，她们不愿意，她们嫌我们笨，我们只好远远的站着，给她们起哄。 此外，我们还玩过“连儿”，一种智力游戏，有点儿像下棋。地当棋盘，石子或树枝作棋子，两个人，你来我往，厮厮杀杀。我很少玩，我脑子笨。 忽然有一天，我们不想玩这些游戏了；再玩这些游戏时，我们会觉得脸红。我们长大了。长大了的我们，心灵之湖开始起了波浪，思想的湖畔开始有杂草长出。而那些曾经带给我们无限快乐，质朴纯真的游戏，则像一串串璀璨的珍珠，留在了我们记忆的沙滩上。 我的童年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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