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965年去了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农建13师,1979年3月返回了北京。如此算来,我在宁夏呆了将近15年,而且是人生最宝贵的15年。从20岁到35岁,这15年我们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宁夏的军垦、暨后来的宁夏农垦事业。个中滋味,唯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品出。是酸、是甜,还是五味杂陈?谁能说得清! 我们北京知青大规模返京,始自1978、79年前后。我和夫人当时还在平吉堡中学当教师。看到知青哥们儿、姐妹儿一个个回了北京,我们也坐不住了,开始想辙办手续回北京。当时好像是,只要开一个县以上医院的证明,证明你符合病退的条件,然后,团里再发函到北京的街道办事处调查。如果当地街道同意,盖上公章返回团部,我们就可以办理返京的手续了。
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犯了难:当时我的父母都被赶到了湖南老家,北京只留下了我的大弟弟。他是一个吃凉不管酸的人。我不能交给他去办!这时,我想到了我的街坊苏大妈。她是一位街道积极分子,在街道上说得上话,跟我们家关系又不错。就得拜托她了!
于是,我给苏大妈写了一封信,请她老人家在街道调查的时候,帮我说几句好话。可是她老人家姓苏,大名怎么称呼呀?没辙了,我就试着在信封上写了一个“苏大妈”收。没想到她老人家还真收到了,还帮我说了一大车的好话。她说我眼睛高度近视,眼镜儿跟酒瓶子底儿似的,走起路来看不见墙,尽撞上,眼镜老因为这个碰坏了,又没钱买,只能用铁丝当眼镜儿腿儿。说得跟真的似的。办事处的人就那么信了。我也就可以办理返京的手续了。
我返回北京以后,干过很多工作:当过记者、编辑、企划、总裁助理,干过小工,还差点儿当上北京“风雷京剧团”的编剧。
那是1979年我们刚回北京的时候。我们很多知青都找不到工作。街道可怜我们,给我们找了个临时工干。我和我们连原来的连长崔凤智,还有我们连的知青刘玉昆、单宝志等人一起,给珠市口附近的“风雷京剧团”工地当小工。工程负责人是剧团的副团长。我们需要不停地推砖瓦灰沙石供搅拌机用料。一闲下来,我就跟那位副团长聊天、侃山。谁知这么一胡聊,倒聊出点儿意思来了。那位副团长竟让我去他们京剧团当编剧!我当时可没那么激动。我考虑的只是:能不能当正式工、能不能马上转正?当副团长告诉我,现在还没有名额时,我马上拒绝了。我要养活一双儿女,我还有夫人。没有正式工作,我是断然不敢去的,那怕它是更好听的工作。
后来,我曾经被借调到崇文区委宣传部工作过几个月。其间,《旅游时代》杂志社招聘编辑,我闻知此讯后,马上提出辞职。当时的崇文区有关领导挽留我,我都义无反顾地拒绝了。我要圆我从幼年时就经常作的梦!
反正我回京以后干了很多工作,经历足够丰富,教训也足够多。我也没有去梳理我的这一辈子。我得说出来,如梗在喉,不吐不快。我让后人去评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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