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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当年的食堂（散文） 十五岁，小小的年纪，正是读书求学的大好时光，却离家外出，“蹭饭”去了。 我“蹭饭”的第一站，是在故乡的人民公社。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后期，人民公社，以及直属机构的工作人员，无论男女，都是清一色的“单身汉”，一人一间屋子，既是宿舍，也是办公室。吃饭，都在一个大食堂里，每个人的房间里都不生火烧炉子。到了吃饭时间，一律提着碗、碟，排队、打饭，没有哪一个人搞特殊。 像我这样初出茅庐的愣头小子，工作之外，除了睡觉、上茅房，生活的一切需求都在食堂。 我所在的人民公社，是刚成立的新单位。公社机关也是新建的，可能是从节约的大局考虑，房屋建筑得很普通，土坯墙，黑瓦顶，两横两厢的形制，中间是个自然的院落。中轴线上，一条红砖铺成的路，联接着前后房屋。也是向北，直达小街，最便捷，最有人气的通道。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民公社。可是，人民公社的食堂却不普通。食堂属于两厢之一，在西侧，四大间，却是红砖磊砌的墙，黑色平瓦盖的顶，规规矩矩的“基建”房。很显眼，也很特别，有鹤立鸡群的效应。 当时，我很是不解，食堂为什么要建得好一些呢？几十年之后，我懂了：民以食为天。关乎吃饭的地方，一定要建得牢固一点，别让人的肚子有顾虑。 食堂看起来很大，其实很挤，一点也不宽敞。敞开了的是三间，一半支着三口连在一起的大锅，其中有两口锅的直径，至少一百五十公分以上，木制的大锅盖是两个半圆合起来的，像一块大大的铁饼，既笨又沉。 这两口锅，几乎天天都在烧着东西，日日夜夜的冒着热气。还有那口小锅，挤在两口大锅之间，比洗脸盆大多了，好像是专门炒菜用的，到不是随时都在用。 小锅与烟囱之间，还按装了一个水吊子。这水吊子的材质跟锅差水多，生铁的，装满了水，利用其它的锅在烧时的余火，便将水吊子里面的水烧开，就不用另烧开水了，可谓一举多得。 两张四方桌，占据了食堂另一半的空间。桌子的外围，配置了一圈四块板连在一起的大板凳，挪不动，抬不走，坐在上面，稳当得如同坐在石臼上。 还有一间屋子，是食堂的仓库，东西堆得满满的，想进去看看，却捡不着下脚的地儿。 没有师傅的食堂，那就不叫食堂。师傅姓刘，可能有五十岁了吧。据说，早些年当过兵，在队伍上就是“饮事员”，退伍以后，回到了家，自然也就是人民公社种地的社员了。或许，人民公社有人认识他；或许，是他有“手艺”。我到人民公社时，刘师傅早已是食堂的大厨了。 刘师傅，中等身材，胖胖的，圆脸，寸头，小眼晴，与厨师的身份极其相称。手艺怎么样，不好说。因为，我是从乡下来的放牛娃，打小吃的，是我妈做的农家饭，普通的乡土味。现在，吃上了人民公社食堂刘师傅的饭菜，这本身就是天壤之别。无须品评，刘师傅的饭菜，与我妈做的，不是一个层次。 食堂的早餐，是白米粥，每天都是，几乎没有改变过。令人佩服的是，一大锅的粥，怎么能煮得既黏稠，又均匀，还不结底呢。 我曾跑到锅灶底下，想看看烧的是什么东西。原来，烧的是烟煤。我很小就会烧饭，也会煮稀饭，烧的是稻草。经常，煮出来的稀饭，要么是一锅汤；要么，煮稠了，锅底结了一层厚厚的黑锅巴，一锅都是糊巴味，难吃死了。 食堂的大锅，一锅粥可供几十人吃，烧煤，居然煮得如此香味可口，一定是有诀窍的。煮一锅大米饭，能煮上几十斤米，饭的软硬拿捏得恰到好处，饭底下，贴着锅，还能结成一层厚厚的锅巴。这锅巴，不糊，不薄，颜色黄黄的，还生生的脆，很多人饭吃饱了，还喜欢再吃一块锅巴。 刘师傅最拿手的菜，是豆腐烧肉。那时的猪肉七角三分钱一斤，食品站每天早上大约杀三到五头猪，赶集的人，需要买肉的，就在窗口排队，到点了，按次序付钱称肉。食品站卖猪肉是不限量的，但老百姓家，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也就买个半斤八两的。 刘师傅的人民公社食堂买猪肉，是不用去排队的，只要头一天跟食品站的负责人，或是跟卖肉的师傅打个招呼便OK了。因为，食品站的人，也在人民公社食堂就餐，这肉也有他们的一份。 豆腐是农家人自己做的，挑到街上，换几个零花钱。有几位卖豆腐的农民跟刘师傅熟，隔三差五的便来食堂，跟刘师傅“呱蛋”，顺便也就跟刘师傅订了送豆腐的时间、份量等。 刘师傅的豆腐烧肉，堪称一绝。看起来很普通，豆腐是灰色的。肉呢？白是白，红是红，汤汁也不稠，却散发着浓郁的豆腐与猪肉混合在一起的那种诱人的香味。吃到嘴里，不咸不淡，鲜美得很。拌在饭里，那就别提有多好吃了。本来只要吃三两米的饭，现在，没有半斤，绝对吃不饱。若是再有二两小酒，那就不知道要享受到什么程度了。 刘师傅还会做卤菜。他跟别人闲聊的时候，我听到过一两句。说做卤菜，关键是卤汤。这卤汤，要沉，要年头久。另外，要是有卤过多种东西的卤汤，就最好不过了。 说他现在用的卤汤，是当年在部队里秘制的，很多年了，绝对的正宗、纯厚，世面上绝对找不到。有人问刘师傅，说：“你这卤汤这么多年了，怎么保存呢？” 刘师傅笑了，说：“怎么保存？放在钵子里呗。用的时候倒到锅里，烧就是了！”他说的轻松自然，没有任何悬念。 人家又说：“这样放着，要是落下脏东西，比如虫子、老鼠……” 刘师傅的手一挥，很不屑的说：“那有什么关系，卤汤里东西越多，味道才会越好。要是真有老鼠进去了，那卤出来的东西，你想吃，我还不给你哩！” 刘师傅说得精彩飞扬，听着的人却哑然无语了。 刘师傅做卤菜时，我看过一两眼。只见他把卤汤倒在锅里，先烧开了，闻闻味道，看看颜色。然后，加水，放佐料，烧开了，再一次的闻闻味道、看看颜色。感觉差不多了，才放下要卤的东西。接着，盖上锅盖，烧。是大火烧，是小火烧，烧到什么时候，是否还要放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 卤菜出锅时，锅里的温度已经不是很高了。只见刘师傅用两根棍子，像使筷子似的，将肉捞上来，放在盆子里，待肉上面的汤泄得差不多了，便伸手将肉拿到砧板上。这最后一道工序，便是切了。那把刀，像柄扇子似的，明亮得耀眼。只见他一手扶肉，一手操刀，眼睛并不看着肉和刀，刀却切得飞快，肉一片一片的，差不多一样的厚薄，像豆腐似的整整齐齐，向外倾斜些角度，立着。一大坨的肉切完了，顺手将刀放平，刀口向内，贴着肉底，插进去，另一只手扶着肉，那一块块被切好了的肉，就轻易的放到一个大盘子里了。 刘师傅是个厚道人，却也是个不太讲究卫生的人。做菜前洗不洗手，没人知道。他身上的衣服，经常是脏兮兮的，尤其是内衣的领子，几乎是黑的，还天天都那样。刘师傅的身上，好像还生有癣一类的皮肤疾病，一会儿这痒，一会儿又那痒，手便随意的这挠挠，那挠挠。有几回，正在切肉，身上突然痒了起来，立即放下刀，伸手就去痒处挠。痒挠得怎么样了，不知道，挠了一身的油，确是真的。要命的是，挠过痒的手，不洗不擦，操起刀，便继续地切了起来，像是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自然得如同喝了一口酒，再吃一口菜似的。 是那个年代的人不知道讲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对刘师傅的这种状况，居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久而久之，也就“见怪不怪”的事了。 我一个月的工资是十八块钱，向家里上缴十三块钱，留下的，便是一个月的生活费，还有其它的花销。每天，早上二两米的稀饭，不要菜。中午，四两或半斤米的饭，再买个五分钱的白菜，或一角钱的豆腐，也就解决问题了。晚上，大多吃工作餐，不花钱。 年轻人，天天白菜、豆腐，是可以混过去的。可是，刘师傅总是隔三差五的，要么搞个豆腐烧肉，要么弄个卤菜，真的是馋死人了，忍一回、两回可以，再忍……经常，下个狠心，花三角钱买一份豆腐烧肉，或花五角钱买一伤卤菜。每买一回，都要斗争个十来分钟。买过了，也一定要告戒自己：“下回不能这样了啊！” 当然，无论是豆腐烧肉，还是卤菜，绝对比白菜、豆腐好吃得多了。而且，吃过一回，能回味好多天，几乎是忘不掉的，其它的东西再入口，就味同嚼蜡了。 食堂也是在人民公社的“革命”中运行着。原来，食堂不仅要有烧饭、做菜的师傅，还要有采购、卖饭票的会计。而且，这个会计，并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只要认识几个字，能懂得基本的买卖算计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只要不是白痴，是个人就行。也因此，这个职位便成了许多人谋求的目标。 人民公社，最高的决策机构是“公社党委”，执行单位是“公社管委会”。无疑，公社的权力掌握在“党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的手里。从机构的框架看，党委、管委会是平级的两个平台，没有主次之分。可在实际运行上，书记是一把手，主任只能算是二把手，权力永远控制在书记的鼓掌之间。 正常情况下，这样的运行格局，顺理成章，大家都能接受，没有什么可说的。可里，遇上书记、主任不是“一条心”，都想按自己的意愿行使职权，事情便难办了。 现在，食堂要配一名会计，很多人都来找书记，想要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以及请托的熟人安插进来。书记年轻，又不是本地人，自己没有要考虑的关系。他人来求，而且，还不止一两个人，自然是要“研究”一下了。 所谓的“研究”，有两种思路。一是长官意志，说谁就是谁，别人插不上嘴。这是属于强权在手的领导们，一贯的做派。二是拿到会议上，由领导本人，或是分管此项工作的负责人，作为会议的议题提出来，让与会者讨论。这样的情况，若是领导者本人提出来的，与参会者每个人的关系不大，或是参会者都被请托人“打过招呼”了，研究，也就是走个“形式”，把个人的意愿，变成集体的决定而己。 书记虽然年轻，却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党委会召开之前，他把几个请托的“人”，交给了党委的组织委员，要他在会议上提出来，便分别对每个人的基本情况，作简单的介绍。当然，对某个人要重点的说一说，争取“一会搞定”。 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党委会如期召开，按一二三的顺序，研究了当前需要解决的工作。快要散会时，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即将作会议总结，组织委员说话了：“书记，还有个事情，今天要一并研究一下。” 书记笑了笑：“哦，还有什么事情？” “食堂的会计，已经空了很长时间，于工作不便，急需解决。”组织委员不紧不慢地说道：“现在有了几个人选，都不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书记点点头，说：“好吧，你说。” 组织委员拿起早已写好的几张纸，一个一个的介绍着。全都介绍完了，又回头拿起第一张纸，说：“我倾向于这个人，属中青年，有过大队干部的经历。是党员，初中文化，适合做食堂的会计。” 组织委员说完了，就将每张纸收集起来，整齐的放在桌上，那意思很明显，就等着大家说：“没意见，同意。” 然后，书记下结论：“好的，经党委会议研究决定：任命某某为公社食堂会计。” 谁知道，组织委员程序性的“介绍”完之后，公社管委会主任居然挥了一下手，说：“这，这个事……”欲言又止，想要说什么，不知怎么了，又不说出来。 与会的党委委员们，本想说话的，看此情形，便都不说话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看着书记。 书记也很惊讶，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但是，书记就是书记，随时都有把握全局，掌控左右的能力。表面看，他很淡定。可说出来的每句话，无不显露着威严。只听书记对着主任，说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这是党委会议，研究讨论问题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如果，对刚才提出来的几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出来，要是你有更合适的人选也可以拿上来，大家讨论。”书记说到这里，眼晴在与会者的脸上轻松地扫视了一遍，然后，目光定格在主任的脸上。 主任是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从政很多年，工作经历也是蛮丰富的。本来，像这样的场合，研究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从容面对的，同意就点个头，不同意可以直接说，为什么今天……原来，任何人只要与“私”字挂上钩，说话、做事便没有了底气。主任早就知道食堂缺个会计，老婆一直吵着要他给安排个工作，这个职位实在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可是，自己与书记工作上不太合拍，另外，涉及到自己的个人形象，又不好与他人说。这事，他一直谋划着，总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安排。现在，党委会上突然研究这个问题了，让他一时急促，防不胜防，便失态了。 书记这么一问，他还真的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了，只得含含糊糊地说：“呵呵，我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觉着还应该有更好的人选，不急于这么快就决定。当然，大家若觉着不错，我也没有意见。”说到这，主任的脸上竟然泛起了一丝红光。 其实，书记早就知道了主任心里的小九九，但主任不说，他正好可以闭开这个“档口”，多安排一个自己觉得合适的人。 这时，书记又看了一眼与会的人们，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们还不表态？” 于是，所有的人都说：“没意见，同意。” 书记最后总结了，说：“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所有议题，都是有的放矢的，就按研究的结果办。”同时，转过脸去，看了一眼组织委员，接着说：“会后，该下文件的，该通知的，抓紧办理。”干脆、简洁、明朗，没有多余的冗词赘句。然后，一挥手，说：“散会！” 我在人民公社厮混了差不多三年，也吃了三年的食堂。虽然，什么都不懂，却从此，开始逐步地认识社会，认识人生。 2019年11月10日写毕于池州大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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