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旺俊散文】村庄里的老三届

          村庄里的老三届


     我常读知青文章，脑子里有不少知青故事，从繁华都市到穷乡僻壤，历尽艰难，不过几年光景瞬即逝。而因文革辍学回到村庄的老三届，不可逆转的坎坷，却是伴随着整个的生命里程，知青是劳苦一阵子，村庄里的老三届，被迫谋生一辈子。
　　 2017年4月，家族里有人去世，我去奔丧，年轻的乐人把节目搞的十分精釆，听说他们来自路井镇的北党村，这使我想起老同学王忠信。王忠信出生在乐人世家，我问吹锁呐的小伙："认识王忠信吗”？"是我三爸”，年轻人说。我讨了号码，与王忠信聊了好久。
　　 王忠信是路井中学66级学生，比我高两级，爱打兰球，能拉胡琴，说话和气，走起路来急急乎乎。使我认识他的不是他的那些优点，而是少不更事惹下的祸端。小时候，我常给课本上的人物画像画蛇添足，给姑娘画上胡子，给秃子头上搞几根毛，再弄两条辫子，自乐其得。王忠信给课本上的伟大领袖搞了点明堂，这事被学校领导知到了，从此声名狼籍。尔后尽管痛改前非，却是效果不佳，就象《祝福》中的祥林嫂，尽管捐了门槛，鲁四老爷和周的围人，依然认为她不干净。
　　 说起来王忠信还算幸运，这事儿大约发生在1963年，要是文革时期，就摊上大事了。有个叫范宏的人，西安美术学院毕业，画了幅有太阳的画，被认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领刑3兰年。或许是教育局领导认为事情有点牵强，出狱后让他去和家庄小学当了名小学教师。他是当时那个学校唯一的大学生，教2年级，背后大家都叫他劳改释放犯，他很孤立。那时知识份子属于"老九"，革命的对象，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叛徒、特务、走资派这8类排列在一起，位列第九，故称"老九"。习惯上人们叫"臭老九"，或称"臭知识份子"，也有人嫌麻烦简称"老臭"。在学校，范宏老师对人是那种点头哈腰式的毕恭毕敬，他个子高，脸很瘦，笑起来那些干枯的皱折挤在一起，几分辛酸几分尴尬。一年后，他被排挤到附近只有20多个学生的半阁城村小。一幅画使他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扭曲了性格，尽管后来平了反。多年后，他死于自杀。
　　 1968年夏秋，全国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革委会是各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机构，由老中青三结合组成，老是老干部，老干部当时都以走资派罪名被打倒，这时要解放个别好的进入领导班子，中青是指干部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和造反派头头。那时把干部叫革命干部，军人叫革命军人，同志叫革命同志，群众叫革命群众，红卫兵叫革命小将，领袖叫革命领袖。"革命"一词是那个时代最走红的现代汉语语词。成立革委会要组织各方面代表，尢其是造反派头头进行协商谈判，以平衡各方面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派系力量矛盾斗争十分激烈。斗争为绕着名额，在革委会中的名额就是话语权，背后当然是派系所属人员的实际利益。文化大革命以野蛮的非法的手段摧毁了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又以荒唐的形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夏，在合阳县革命委员会的主持协调下，路井中学教师和两派学生代表，在合阳就成立学校革委会进行谈判，一派是希安忠老师和王忠信等同学，一派是68级路三元，雷西明，邓均正和我。说来好笑，学校自1967年秋后，不再有学生，哪来对立的派别。作为造反派我们没有造反目标，作为保皇派我们没有保护对象，甚至连战斗队的名称也没有，那时我们几个至多是混日子的无政府主义者。学校革委会在我们这些人吃过四莱一汤后的扯皮中成立了，郭照中老师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是我和王忠信交往的日子。
　　 那几天，我们共同的话题，不是怎么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没有那个本事，我们关心的是，已经晃荡了两年，我们怎么办，学还能不能上，怎么上，到那儿去上，作为学生我们的前途和命运，才是我们关心的大事。王忠信是66级，按照正常教学秩序，如果读高中，他将要进入冲刺高考的备战阶段，我们几个68级也该成为名符其实的初中毕业生。我们的父母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在我们身上寄托着文化翻身的强烈愿望，他们含辛茹苦把我们送到学校，我们穿着母亲在农业学大寨之余一针一线缝做的粗布衣服，我们的家人过着"闲时吃稀，忙时半干半稀"的日子，为的是让我们成为苦读学子，而不是让我们背着干粮去自费闹什么革命，当他们看到我们象堂吉诃德样，疯疯癫癫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时，心情十分沉重，与其说这是闹革命，不如说是耍二杆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人民公社每年春上要召开一次，由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简称三干会，凡是有职务的生产队干部，如队长、副队长、妇女主任、会计、贫协组长等，都要拿着小板凳赴会。三干会的内容是传达上级有关农业农村政策文件，总结上年度生产情况，表彰先进，下达本年度各项生产指标。会前杀猪宰羊，后勤人员忙着买菜拉面，伙食当然不错。参加会议的人心情激动，社员群众羡慕不已。
　　 路三元是路井中学老三届中有较高知名度的同学，改革开放之初，他把布匹买卖做的风生水起。那时老百姓穿衣服，有的自己纺线织布，多数在市场买布，然后找裁缝量身定制。路三元的布匹生意有些规模，赶集时开着四轮，满满一车，他的货摊长达20多米，两口脖子后边插把尺子，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他能根据市场需求进料，乡间不少经营布料的，在路井一带，只有路三元成得了气候。
　　 一次，我在乡间集市与他相遇，那半截街巷都是面料摊子，别人在吆喝着招揽顾客，他俩口坐在那儿不慌不忙。几个半截子婆娘站在摊位旁，捏捏面料，问问价格，说好是好就是价格有些硬。他不与顾客讨价还价，是超市的作派。一个人跟他磨蹭，他说："你到别处看看。"绕了一圈，那人又来了，报了米数，交了钱笑着走了。他懂得顾客心理，又能说会到，我与他交流了1个多小时，进行了细心观察，比如有人扯鞋面，脚的尺码，是男是女，什么料宜用，该用多少，他能说得准确，若是扯衣料，他会问的更加详细，肤色胖瘦，背驼不驼，个子高低，他能说到裁缝需要的数字。有人量布时把布拉得很紧，他不在尺寸上做文章。
　　 路三元老婆性格开朗，朴实勤奋，吃得了苦，不大过问钱的事儿，看上去是不大动脑筋的人，与路三元互补性很强，夫唱妇随，三元说是灯她就添油，是庙她就磕头。世上的事是有定数的，谁与谁搭档，老天爷说了算，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偶然性落实必然性。假如第一次找错了，就须重新去找，有些人不安份，本来是半斤对上了8两，却要无事生非，挑战命运，分分合合到处碰壁，最后不得不回到原来那张1米8的木板上。人和人差不了多少，不要过高估计自己，也不要小看了别人，差不多就行。路三元两口天地协力，1980年代，在勤劳致富的路上，走到了村里的前列。1990年代我去他家，一个四合院，三面都是平板房。
　　 2019年4月，我去了路井，镇街变化很大。我去过路井中学原址，现在是镇中心小学，走过几条街巷，那日逢集，人很拥挤，已经与我记忆中的路井镇大不相同。转完街巷去找三元，改造后的镇街迷糊了我的去向，只好电话联系，没想到他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这是分别后第二次来到他家。第一次是20多年前，那时他儿子还在。他父亲在时，他家居住在镇政府附近的西街，我熟悉那儿，他爸常坐在大门口的青石上，噙个旱烟锅，一边吧嗒，一边目送着人来人往，这是村庄老人排遣寂寞的方法。我从门前过路，看见我他就笑笑，有时他告诉我："三元在屋里"，我就走进他家。穿过两间大房是一行厦子，路三元的宅屋常有同学。文革停课，没有作业，也没了考试的压力，我的朋友圈在不断扩大，三元家也是我常凑热闹的地方。时隔20多年，他有了新居，在那条新开发的巷子，他家宅院有些堂煌，还有条大黄狗，儿子象他爸的模样，也很精明。我与三元聊天，小伙看我有些好奇，也在旁边凑热闹，儿子说三元："你和叔是同学，人家在外当官，你咋在农村下苦"？三元说："滚到一边，我没你叔运气好"。爷儿俩没高没低，不象父子象是兄弟。聪明伶俐的小伙，后来车祸身亡，给他爸留下了老年丧子的哀痛，真是喜日子正好，恨无常又到。
　　 也就是那次，离开路三元家，他领着我去见邓巧言，这两户也就两三根电杆的距离。黄土夯成的院墙，红砖砌成的简易门楼，长方形的三合院，一行普通的厦子房，这是当时合阳农村大众化的民居。改革开放前20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初步解决了温饱，通过农副产品和打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住条件，使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较之文革动乱时期，有了显著提高。
　　 "老同学看你来了，你看是谁"？路三元与我走进庭院，他大着声音说。从宅室出来的邓巧言喜出望外地看着我，她对丈夫说："这是我的同学，"又对我说："你还记得老同学"。不少农村同学见到我都这么说。邓巧言给我们泡茶，丈夫取出金丝猴烟，路三元接过一支说："他不吸烟，这人只挣钱不花钱"，说得几个人都笑了。
　　 站在我眼前的女同学，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模样，广阔天地是一把锋利的雕刻刀，生活的沧桑给她的眼角眉梢，添上了细碎的纹路，她的两颊，先前的粉面桃花，已是风光不再。她的容颜如同当年人到中年的母亲，我惊叹遗传的神奇。1967年秋的一天，她领着我、蒋夏芹、刘秋侠、刘玉凤几个同学去了她家，她的母亲接待了我们。她和我有过几句简短的对话，我记住了她。我曾吃过她做的馒头，一次我断了炊，邓巧言支援了我几个，我十分感激。以前我不大敢与女同学说话，那几个馒头，物质变精神，给了我与异性交往的勇气。和家庄与路井也就十多公里路程，海拔高差一百来米，村社生活有明显的差异，父亲年年春天去大荔农村借包谷，忙后等量还小麦，平日我很难吃上麦面馍。
　　 又是20多年，我再次走进她家，还是与路三元，这家人已是四世同堂，曾经给我敬烟的人因脑梗行动不便。他们的邻居说我比两位同学年轻许多，我想，要是我也一直生活在广阔天地，我和他们会有这样的面目差异吗！
　　 与路三元相识很早，那时他以一个不着调的角色走进了我的视野。1965年秋开学不久，一天下午开大会，校长王兴土正在讲话，路三元骑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拐进了操场，将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力引了过去，校长有些生气："啥名字，哪班的"？路三元停住脚步，不慌不忙答到："路三元，68乙班"，校长笑了，老师和同学们都笑了，从此，路三元就成了学校里的名人。
　　 1967年秋，他们班十几个文艺爱好者组织起演出队，五音不全的路三元居然还是领导。他不唱歌也不跳舞，也不来排练演出场地，他有很好的组织协调能力，排练演出用的板鼓锣钗，化妆用的色彩，还有服装导具，他能搞到。有时排练遇到麻烦，就去叫他，他听听汇报，眼睛转转，不慌不忙说上几句，问题迎刃而解，然后骑上那辆小偷都不要的自行车就回去了。父母都上了岁数，他把挣工分的事看得很重，他来学校叫抓革命，回到家里是促生产。
　　 1972年8月，我去中蒙边境为边防战士演出，在腾格里沙漠腹地见到了路三元。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放眼望去，戈壁荒漠，连绵起伏的沙丘，在一处盆地似的地方，驻守着一个连的边防军。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中苏中蒙边境处于两军对垒状态。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中苏在黑龙江省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激战，同年8月，两军又在新疆铁列克提边防站发生武装冲突，我边防站遭遇突然袭击，全军覆没。1969年10月17日，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发布《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969年，全国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里。面对可能的空中袭击，遁入地下躲避成为首选，1969年，全国开始了深挖洞的群众运动。
　　 自1969年3月开始，路井中学老三届同学，不少人响应祖国号召，在战争销烟弥漫的时候步入军营。68乙马拴涛、68丙曹坤荣等同学就是在这时入伍，随后，1969年冬1970年末又有不少同学在准备打仗的号召声中奔赴边疆保家卫国。1969年以后几年，合阳县入伍的战士主要集中在宁夏贺兰山及腾格里沙漠一带的北部边防，我所知到的同学有范永兴、路三元、梁进生、靳军民、雷宪法、扬志明和69级侯玉宝。范永兴马拴涛成了多年的职业军人，是事业有成的骄骄者，扬志明，雷宪法退役后在银川成家立业，雷宪法曾下海经商，似乎没有实现梦想，十多年前病故。候玉宝后来是澄合矿务局公安处处长。
    曹坤荣退役后，曾是西马村多年的党支部书记，别拿豆包不当粮，西马村是个几千人的大村庄，相当于部队一个团，在独店一带，曹坤荣就像路三元在路井一样，属于地方名人。曹坤荣当兵收获卓著，他不仅入了党，还找到了爱情，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尤其是在那个时代。那时人的情感也被纳入了革命范畴，爱情属于资产阶级，男的和女的手拉手谈对象属于流氓行为，爱情象一朵鲜花，早已枯死在极左路线的荒漠中。曹坤荣的妻子是河北人，虽然没有见过，我有理由把她想象成一位"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女子，她从河北来到贫脊的乳罗山西原一带，她图了个什么？自1972年开始，退役军人实行哪儿来哪儿去。老三届读书断了路，为了梦想去当兵，一来报效祖国，二来也为奔个好前程，结果是努力了几年又回到了原点。前几年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后来不再安置，以些士兵回到农村，先前找到的对象这时翻了脸。
　　 千里姻缘一线牵，或许，老天爷让曹坤荣去华北，本意不是去当兵，而是去那儿领回属于他的一房媳妇。那是个勤劳肯干过日子的女人，不仅为曹坤荣生儿育女，还在奔小康的路上干出了明堂，据说曾有一度，她还成了受到合阳县委县政府表彰的先进典型。
　　 那一日，我与路三元还有个合阳兵，在临时搭建的舞台边，说着别后的话题。他说："你命好，不下苦，你看看，你的衣服新新的，平时蹲在城市里，排节目，上舞台，多风光。我在家里修黄河，背石头，哪想到到了部队，抡大锤，挖山洞"。我看了看他的衣服，已经洗的发白，脚上的解放鞋也开始破损。
　　 那段时间，我去了贺兰山以北到中蒙边境的不少连队。路三元所在的位置，在一个叫巴颜诺尔公的附近，向北不远就是边境，方圆数百公里都是戈壁大漠，1971年他来到这里，他所在的连队是中国军队最前沿的作战力量。浩瀚的戈壁，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夏日的酷热，三九的严寒，使人望而生畏。战备施工是前沿部队的主要任务，头戴安全帽，满身尘土灰，有些战士复员时，腰腿呼吸道等器官都有严重损伤。遇有突发情况或重大事件重大节日，进入阵地，随时准备待命出击。虽不曾流血，却常常汗湿衣衫，路三元当了6国防军。
　　 现在他的孙子已经18岁，在西安读中专。落实退役补助，每月能有300元，见他那日，他说他的低保快要批下来，有了这笔钱，不再为孩子每月生活费发愁。
　　 离开路三元家，我和他去见同学邓巧言，他俩家先前只有两根电杆的距离，20年前，我曾来过一次。镇街改造后，那条巷的人家在后院开了大门，巷子与路井镇西街贯通，于是成了街上人。经过改门换户，风水好了许多。先前的小门楼厦子房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平板房，曾经土里土气的小巷变得洋气起来。邓巧言家对面正在搞建设，两口50来岁，说是儿子大学毕业，和对象在西安凤城路上班。我问修盖是为儿子结婚用吗，那妇人说:“年轻人哪能看上这房，搞得好看些，要不然影响村容村貌”。我说:“你还有集体观念”，她说:“你看我这巷有多好”。
　　 邓巧言与路三元同班，与她相识相处，是在学校排练演节目的日子，虽然时间不长，却是记得永久，还有68班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
　　 小个子马昌庆，五年级就是烟民。我们是一个村的，从家里到学校，走在乡间小道几十里，往返同行，背着一周的干粮，累了坐在路边的土坎上，他掏出8分钱一盒的羊群烟，用火柴点燃，深深吸上一口，再仰头向空中呼出一道烟雾，样子很酷，有时还吐烟圈，忽忽悠悠的烟圈，渐渐由小变大，直到消失，看起来很神奇。我问他哪里来得钱买烟，他说:“自力更生”。他常在星期天节假日，去田头沟垴挖药材，他认得不少中草药材，懂得晾晒技术，清楚药材行情。
　　 马昌庆的父亲是村支书，解放初入党，当村干部时间很早，董得农业，是村庄里的老革命。文革之初，还没等造反派批斗，他就不干了，不打自倒，1968年成立大队革命委员会，他作为老干部被结合。他当村官几十年，口碑很好，老支书为自家办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马昌庆送到了县城附近的养路队，当了一名养路工。别看不起那差事，在那个年代，即使是下井挖煤，没个门路也去不了那地方。村上有个老村官的姑娘招工去了铜川煤矿，成了产业工人，令不少退役军人羡慕不已。马昌庆在尘土飞扬的108国道边，一干就是几十年。2017年4月16日同学们聚会，患有脑梗住院的马昌庆，由老婆掺扶着，从病房步履蹒跚地来到与会大厅。
　　 68乙班的同学很活跃，凡是有兴趣唱歌的都敢上台亮相，好在那时的音乐歌曲不太复杂。当年流行的有3种类型的歌曲，第一类是歌颂伟大领袖的，第二类是毛主席语录歌，广为传唱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三类是气贯长虹的造反歌，“拿起笔来作刀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这类歌是需要有愤激之情的，现在的人是唱不出当年那个气势的。象“洪湖水，浪打浪”这么好听的歌，无人敢唱，据说歌剧《洪湖赤卫队》是为“大军阀”贺龙树碑立传的，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居然诬灭成大军阀，情歌《花儿与少年》说是靡靡之音，会腐蚀人们的革命斗志，属于黄色歌曲，随意唱这类歌曲是要挨批斗受处分的。那时全国人都会唱许多称颂歌曲，有人把那个时代的歌曲，不加区别一律称之为"红歌”，这是不对的，那些具有极端极左色彩的难道也红吗？如果说红，它造成的客观效果便是红色恐怖。我们小区有位70多岁的山东老婆，经常坐在亭子里唱"下定决心”，"大海航行靠舵手”，"心中的太阳红艳艳”等许多那个时代的歌曲，不少人讨厌她，以为她脑袋有毛病，别人说她，她不在乎，想唱就唱，去年得了脑梗，前些日子死了，儿子把尸体送回山东老家。
　　 王益民与我小学时就是同学，他善于交际，喜欢阅读，走在背馍上学的小道上，经常给我讲故事，内容最多的是有关阿拉伯商人和财富的故事，那些离奇的情节，充满梦幻的色彩，听得我想如非非，尤其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还有《国王和猎鹰的故事》。想起来好笑，十几岁的中学生，听着幼儿的故事，居然津津有味。农村学生，回到家里还要干活，没有阅读习惯，我们班上有个邓春旭同学，喜欢读课外书，同学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小说迷”。
　　 大约在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演出队散伙了。回到村庄，学生以学为主的日子不再继续了，过贯了集体生活，总想赖在学校，很长时间，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在纠缠着我，我很失落。
　　 1967年冬，17岁的王益民定下了临村15岁的未婚妻。定亲那日我去看热闹，王益民穿着一新，自行车后面坐着略带羞怯的小媳妇。他父母养育了5个子女，他是哥哥，那几位是妹妹，这样的性别比例使王益民在家里的地位显得特别重要。他家世代单传，他爸原想雄心勃勃地打破记录，至少生出两个儿子，扩充家族势力，未能如愿。农村是争于力的地方，势力强大的族群，拥有较多的话语权。尤其是邻里冲突，男人少了总会吃亏，女人只能叽叽喳喳，叫对方父母的名字，或骂人家的祖宗，这是没用的。
　　 破四旧一轰而上，破坏了不少文物古籍，却没有触及旧风俗，早婚依然很严重。决定婚姻状况的不是观念形态而是经济基础，那时的农村，一个儿子五六间房子就是好条件。10分工为一个劳动日，男劳最高每日为10分工，妇女8分，这是在满负荷重体力情况下才可达到的分值，一般情况是男劳每日在8分，妇女在6分左右，以一个劳动日值两角钱计算，出满勤每月货币价格男社员为5块多，妇女也只能挣回4元。而实际情况是许多生产队达不到这个数，有一个劳动日值8分钱的，也有1角过点的。那时一个职工吃食堂，每月12元，一个男社员两个月挣不到职工一个月的饭钱。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当年农民的无奈和辛酸，少数家庭即使有余钱，生产队也无钱而不能兑现。就劳动强度而言，农业学大寨三九严寒水土保值，兴修水利背石头，是满负荷体力支出。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在正常年份，也只能勉强解决温饱，根本谈不上财产性收入。房子是财富的象征和体现，一个家庭能够拥有五六间或者更多的房屋，就等于拥有一笔数量可观的财富，就能轻松地为儿子找到并娶回一个聪明伶俐的媳妇。
　　 当我们了解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时，就不难理解小岗村那18位农民为什么会冒着坐牢的风险包产到户，也就不难理姑娘的父母盯上一户好的人家，想把女儿尽快送到婆家的迫切心情，也不难理解儿子较多的爹娘，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尽快给儿子占下一房媳妇的强烈愿望，这些都属于宜早不宜迟的大事。
　　 文化革命把老三届从学校赶回农村，剥夺了他们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断了这些人对于美好人生的希望和追求，使大多数人对于未来和前程陷入绝望。下来便是人到中年的父母要做的，给儿子找个媳妇，把女儿嫁出去，这样自己也算完成了任务，也能让年轻人安下心开始生儿育女。这种徘徊在传统模式中的人类本身再生产，和那个已经消失了的社会形态又有什么这别呢。那时候我常听到的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
　　 多年前我去了王益民家，他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院子比老宅宽畅，门口有两间房，里边是5间厦子，我在庭院浏览了一番。他向我详细叙述了从设想到备料建设的艰难过程。我说："你比你爸干得好”，他很高兴。他说："农民不比你们干事的，挣钱容易，为了搬迁，我和老婆把苦下扎了”。他吸水烟锅子，是那种黄铜做的明光锃亮的烟锅，擦的很干净，秃嚕噜一阵声响，接着就从鼻子嘴里喷出一股浓浓的烟雾。
　　 他一边秃噜一边说些上学时的事，凡是他知到的同学的讯息，他都见过谁，一一告诉我，有时竟眉飞色舞。说起当年他要给我介绍对象的事，我们都笑起来，最快活的是说些当年的荒唐事。
　　 说起农业，他讲述自己耕作的情况，说些农业的收入和支出，他说他还栽过几亩苹果树，我问他挣钱了没有，他说："他妈的，不种不行，挂果了没人要，日弄人哩”。曾有一度，村上家家栽果树，象是搞运动，丰收了品种不好，要么卖不出去，要么卖不上价"。他养了头毛驴，青灰色，额头有一块白毛，看样子力气很大，我见他时，他正给驴身上清理卫生。他说："我总结了，靠农业只能解决温饱，没有大的出路”。他说他的情况是，上边有两位老人，自己出不了门，只能死守农业，儿子在外边搞装修，靠打工挣点辛苦钱。
　　 还是多年前的事，他沿着小木梯上墙，下来时最下面的横档断裂，虽然不高，却把他摔成重伤，据说脾脏破裂，手述需要7000元，那时万元户就称得上土豪，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个不小的数字，东挪西借，算是治好了病。七八年前，我在合阳县城遇见一位村上的人，问那人他的情况，那人说："早都走了”。那次事故后，他陷入贫病交加状态，他离开这个世界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活了5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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