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医生要求住院治疗，我断然拒绝不予配合。我宁愿自己忍着剧痛靠双拐单腿蹦跳着上楼回家，隔两天再蹦跳着下楼去医院换药。我为何不愿住院？除了吃喝拉撒不方便外，主要还是受不了别人来探视。这么多年来，我多次探视过住院的朋友，也曾代表单位去探视过住院的职工，我太清楚探视的程序和实质以及隐含在表面形式背后丰富的内容。
混迹江湖几十年，人际关系不好也不差，如果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来探视的不会门庭若市，也不会门可罗雀。我不愿意一次次给人家讲述受伤的过程和治疗的方案，那无异于一次次撕裂刚刚愈合的伤口；我不愿意自己的狼狈相被更多的人看到，在痛苦中成为关注议论的焦点；我不愿意因我的仰视而改变一个个探视者在我心目中固有的美好模样，造成“变色变形”的视角错误；我不愿意看到亲朋好友、同事同僚向我集中流露出的诸如安慰、同情、怜悯、关切等真切感人的人类表情，我会伤感和负疚。当然，也还有一下些不可否认的伪善和敷衍，以及某人“你也有今天“的内心咒骂……至于物质，我更是不愿受领。千篇一律的花篮、水果以及或许快要过期的瓶装听装营养品，这些东西华而不实。实在的也有，有人会悄悄地把一个信封塞于你的枕下，里面是不多不少的“慰问金”，但那是你在预支透支或借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虽然我做到了不事张扬，仍有朋友知道了找上门来。我的婉拒都到了不近情理的偏执地步了，仍然不起作用。 于是，我想到了逃亡。
逃亡是败退、躲避、懦弱、苟且偷生的同义词。逃亡多是被动的、被迫的，而我的逃亡是我主动的抉择，我乐而为之。记得曾经看过的一部外国电影《胜利大逃亡》。我的逃亡虽与胜利无关，但换来的自由、自在、解脱、清静是一次胜利所不能比拟的。
八
我这个人是个乌鸦嘴，说什么往往会应验。不是我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我在判断和选择一个结果时往往会因逆反心理而逆向思维，事物往往又不以正常人的意志为转移，往往会有悖于人们的良好愿望。因为这，恰恰“成就”了我屡试不爽的“预测”。譬如刘翔，我一直莫名其妙的不喜欢他，我就两次在赛前预测他的失败，结果是一次退场，一次没跑到终点。儿子是NBA迷，每次，他喜欢的球队比赛，都很不愿意我在旁观，怕被我“不幸言中”。
没想到，我的乌鸦嘴这次应验到自己的身上了。前不久我写了一篇叫《故乡的悖论》的文章，文中说到，回故乡的人有两种，一是功成名就，志得意满之人，裘马洋洋，招摇过市，为的是衣锦还乡，耀祖光宗；一是郁郁不得志者，在外面碰得头破血流，断腿断手，悄悄溜回老家养伤接骨的人，为的是舔伤流泪不被外乡人看见，不在外面丢人现眼。什么叫“一语成谶”，这就叫“一语成谶”——那篇文章的稿费还没收到，现实报应就先来了——腿部骨折了。要静养。养伤之地，我毫不犹豫地“首选”我的老家——真的成了前面说的第二种人。
“近乡情更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这句话。坐在车上，伤处的疼痛更加剧烈，但我仍然希望车开慢点，因为离老家越来越近，心境也越来越杂乱，我需要时间来梳理。这些年回去的次数并不多，且都是来去匆匆。在家人和乡亲面前，我是一个过客，是一个工作很重要也很忙碌的人物。我向来处事低调，既不显摆烧包，也不落拓丢份，故乡对我不离不弃，我对故乡不卑不亢。“怯”是有一点的，是对故乡的敬畏，也是对颜面上能否过得去的一点隐忧。然而，此次的确是“更怯”了。我在设想我缠着绷带，杵着双拐，在故乡的小路上单腿跳跃着行走的窘态，像不像是一个打了败仗的伤兵？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啊！
苏芮唱了一支歌叫《酒干淌卖无》，其中一句歌词我印象极为深刻——“从来都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恰恰吻合了故乡与我的关系。是啊，多年来，我何曾时刻把故乡挂在心上，但在填写履历表时，在人家问及时，我却会一口说出我是何方人氏。故乡是一个人不可改变的遗传基因，因而乡情必然会渗入骨髓，如窖藏的白酒，不因年久而变味。
我说这些，是希望得到故乡的收容。
九
与此同时，我开始认真思考故乡更深的意义。
故乡是天地之间的一个大容器，可以容纳一切人和事。包容孝子，包容浪子，也包容逆子；包容成功人士，也包容落魄寒士；包容欢笑，也包容悲伤；虽然，许多人是因为厌倦它、背离它、嫌弃它而外出的。它送出的是一个个年轻的背影，迎接回来的多是老态的面孔。故乡是起点站，也是中转站，还可能是终点站。不论在那个阶段，它都始终如一地以欢迎和欢送的姿态向你张开怀抱或挥臂道别。避风港、疗养所、宣泄场、蛰伏地，隐居处……我的脑海中闪过许多词汇，这些词汇显示出我对故乡的依赖，让我有点像一个实用主义者。我为何没有在自己健康快乐的时候回到故乡呢？那些时候我在异乡忙些什么？我为何没有兑现给镇上小学弄点图书的承诺呢？对曾经的我来说，弄千儿八百本图书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为何没有挤出一天时间，给县中学的学生作一次励志的报告呢？这些年，我在各处卖嘴巴皮的时候还少吗？……
我多次过家门而不入，最多也就是下车远远地眺望一会儿。我不是大禹，并不忙着去干治水那样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为何如此寡情呢？原来，我曾经信奉一位伟人“无产阶级无祖国“的说法，后来又被我引申为“无产阶级无故乡”（现在看来真是偏颇和误解），因此一直都在“反认他乡是故乡”。我还写过文章调侃过余光中老先生的诗歌《乡愁》，说他“矫情”。我荒唐地认为故乡是一种情感羁绊和一种地域局限，会禁锢脚步和思想。
键盘敲不下去了，在过去这叫做“笔下生涩”。 我像一个被揭穿了真实面目的势利小人，愧疚感像一把尖锐的手术刀，再写下去无疑是自己解剖自己。
我慢慢低下头来，向故乡谢罪。
十
本来，我是在春寒料峭时，满腔热情地去捕捉并散布春潮远远而来的气息，去迎迓春天的如期君临。结果却被二月的花神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并用一种让我无可奈何又啼笑皆非的方式，把我的双脚禁锢在春天的门槛之外。恰似过去的革命先烈，总是让人扼腕地在黎明到来之前倒下，为黎明的到来喋血奋斗多年，黎明却偏偏不予眷顾，只是用霞晖把他的血映照得更加鲜红一些，吐露出残酷和无奈。
这是一间名副其实的斗室。让我想起了一位具体的革命者。怪哉，我的思维为何老联想到革命者，难道是冥冥之中谁在暗示和提醒：伤痛总与革命有关。我要说的这位革命者叫伏契克，捷克人，他写了著名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其中第三章开篇的第一句话是，“从门口到窗户是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也是七步”，这一句式和修辞很有名，列入经典教材。其实说的就是革命者在敌人的监牢里恶劣的生存环境，并无多少深刻的含义。我也试着杵着拐杖，用步子丈量我寄居疗伤的这间房子从门到窗子的距离，又怪哉，不多不少，也是七步。其区别在于，那个被囚禁的革命者没有自由，而我不是革命者，虽然因伤脚不出户，但只是限制了一定的行走的自由，每天都有人来陪我闲坐聊天。我比伏契克幸运很多。
这样的屋子定然是没有春天的。一楼。老建筑。隔潮的工艺和材料都失效了，墙壁和地板有返潮的湿润，凉气逼人，据说在炎热的夏天从来不需要开空调。因为是老城区的老建筑，这里成了规划的死角和城管的盲区，四周新修了楼盘，间距只有一两米，把东边的阳光和西边的阳光都严严实实地挡住了，让人没有了采光的概念和晒太阳的念想。阳光射不进来的同时，目光也投不出去，我的眼前全是围墙、窗户、防护栏和晾晒的五颜六色的衣物，看不见春天的模样，也不怎么看得见人，他们都在外面晒太阳，或者踏青去了，清明了嘛。
2013 年对我来说注定只有三个季节，前面的冬天和后面的夏天比往年要长许多，有了许多时间让我闲抛漫洒。没有春天，就没有春天里的劳作，农夫没有春播就没有秋收。眼下一些地方连年大旱，人畜饮用水都十分短缺，没水育秧苗和栽插水稻，农民只好歉收一季了。我当然也歉收了，歉收就会饿肚子，我做好了“忍饥挨饿”的思想准备。当然，我也会像农民一样，水路不通走旱路，细粮不足补粗粮，种些包谷杂粮和瓜果豆类什么的，聊以果腹。
年轻时我喜爱弄几笔丹青，尤喜画梅，题款总是“思君聊赠一枝春”之类。眼下，我孤独地思念着远方的朋友，但我手中已经无“春”可赠了。
这个春天被命运屏蔽。
十一
阳光收敛了，雨幕遮挡着灰色的天幕，室内更加的阴暗，冷气依然逼人。这哪是“人间四月天”啦？有几滴水珠落在纸上，是雨水飘进来了吗？不，是我在不知不觉间流出的眼泪——我，居然流泪了!
记不起我曾在什么时候落过泪。我有一句“名言”曾经在朋友中流传：如果你碰巧看见我在流泪，那是我刚刚打了个哈欠，或者是迎风流泪的眼病发作了。
人到中年后，看破看穿看透了许多，心地平和良善了许多。读书阅报看电视，便常常有鼻子发酸，眼眶湿润的时候，似乎心中真有一个柔软之处随时被触动牵扯。但那泪水也仅仅是在眼眶里打转而已，我是不允许它流出了的。年轻时流泪，还可以说是清亮、纯洁，一大把年纪了流泪，会被人家说成是“老泪横流”，水质不好，会被说成“浑浊”。然而在当下，我真切地感觉到一种痛，不仅仅是伤痛，而是密布全身的神经和连接神经的心脏在痛的时候，泪水不听指令的“悄悄的滑落”了。
雨，断断续续的，雨中的思绪是断断续续的。这样的雨容易让人感时伤怀。我索性放纵自己泪如雨下。早年在农村，第一次下地劳动后，在日记中写下心得体会：“今天，把前十几年的汗水一次流完了”。今夜，就让我把前几十年的泪也一次流完了吧。
在故乡流泪不是耻辱。
春雨的浅吟低唱，是这长夜的更漏，给我躁动的躯体打着单调的点滴。我和这雨一起失眠，就用不着啼鸟和落花把我唤醒了。慢慢地我看见了熹微的晨光一点一点将我裹挟，像敷上了中医熬制的膏药，为我的人生镇痛化瘀……
苏东坡词曰：”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不禁要拷问自己，在故乡的雨中，在酣畅淋漓、毫无羞耻感地“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以后，你那躁动的心，破碎的心，不甘的心，真的就“安顿”下来了吗？
十二
晚饭后，照常是高翘着伤脚陪老妈看电视，脚翘高可以使血液流畅，减轻胀痛。在其他地方翘脚是很不礼貌的，但在母亲身边就是一种自在的放肆。正在播放的是一档很有收视率的鉴宝收藏类节目。看到别人把祖传的宝贝或父母收藏的老东西拿来显摆，其中不乏价值不菲的“国宝级”藏品，心中不免酸酸的——早些年我干啥去了？为何没有胆识和眼光去淘点古玩什么的，到今天不也发了？随后，又不经意和老太太开玩笑，你老当年如果也收藏一些宝贝，今天拿来拍卖了，您孙子今后买房和出国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第二天，母亲战战巍巍地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个又老又旧的“卷宗”，说这就是她的收藏。打开一看，我大吃一惊——母亲的收藏，居然是我从13岁到33岁那20年里写给她的43封书信！
我一下坠入时空隧道，被引渡到了青少年时期。
“信笺”千奇百怪，分别展示着我不同的人生阶段：最早用的是小学生的作业本，那是我读小学节约下来并作为财产带在身边出去漂流的；把香烟盒拆开翻过来写的时候，我在农村插队；用满是油污的牛皮纸写的时候，我在小工厂打铁；接下来用的稿签纸就正规了，学校、社团、媒体、机关的大名赫然地印在天头，红红的，很耀眼。这些信纸，像一个个脚印，记着我的生活履历……说来惭愧，我对自己转换工作单位的具体时间一直都记得并不清楚，填写履历表时也只写个大概，但母亲的记录却能落实到年月日，是她根据我信中的提供的有限信息整理出来的。
母亲还把每一年信件的数量也作了统计，数量是逐年减少的，正好说明一个人越小越依恋父母，越大越与父母疏离。最后一年我居然只写过一封信给她，她在写下一个“一”之后，也写下她的叹息：“这以后就没写信了，改打电话了……”其实，现在电话也少了，改短信了。唉！——我也不免一声叹息。
这次受伤，也被母亲作为一个重点“案例”写进了“卷宗”，给我的历史记下了一个大大的污点。她对我偌大年纪了还毛毛躁躁、不知深浅的行为颇有责怪。我很愧怍——咋还这样让老母亲不省心呢？更让惴惴不安的是，母亲的“藏品”固然珍贵，但透出的多是悲情的“伤感”，啥时候，我才能让母亲多收藏一些开心的“喜感”呢？
十三
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我曾经视新闻为生命。在没有报纸看，没有网络浏览的老家，我过着简单的没有新闻的日子。这日子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思维空旷和视野单纯。真是太难得了。
好景不长。新闻，一个特大新闻爆发了——四川（又是四川）雅安芦山发生了大地震！
四月二十日早上八点刚过，我被一阵剧烈的摇晃弄醒，恍惚中知道是地震了——这对四川人来说已是常识。我下意识地翻身跳下床，但一阵剧痛让我突然记起了左腿受伤还不能落地不能承重。我只好复归床上，听着外面的惊恐的喧哗声和仓皇跑下楼的脚步声。我出奇的平静，视死如归的平静，像一个参透生死的高僧。我不用跑，反正跑也跑不了，呆呆地等待灾难的来临吧。我慢慢把衣服穿周正，即使死也要死得体面一点。老家的人纷纷跑出去了，只有一个人没跑，她一声一声唤着我，颤颤巍巍地走到我的床前，陪着我直到恐怖的消弭。你一定猜着了，这个从容淡定的人是我年迈的母亲。
逐渐，周遭安静了。问询的电话不停地打进来，电视开始报道震中、震级、震源深度和最新的相关消息。疏离了的新闻又无时无刻的裹挟着我，调动我职业性的敏感神经。芦山地震的损失比汶川地震要小许多，但还是有不少受伤的人，据介绍，伤者大都是外伤，断腿断胳膊者居多。电视里专家在解释伤势等级的认定标准，一对照，我的脚伤应该属于重伤的范畴，在震区，属于重点治疗和关注的对象。
我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这与地震有关。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受伤的人，甚至比我伤得更重的人。我得承认，这样自我安慰有心理阴暗的嫌疑，但的确有效。
老家的人担心余震，要搀扶我走出去。我谢绝了，这时出现在小镇的街上，不论是杵拐杖还是坐轮椅，都是一副地震灾区来的灾民形象。我怕小朋友见了，纷纷把零花钱丢在我的脚下。
十四
一个小小的事故或故事，都足以改变人的生活走向和价值取向，影响一个人的“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今天不少年轻人对“三观”已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了，人称“毁三关（观）”的一代。而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却已然深入骨髓，挥之不去，如打在宋江、林冲们脸上的金印。
“好风凭借力”。大凡改变，都需借力。譬如我，就试图借助受伤这一事件的“外来压力”，来激发改变自己的“内生动力”。
既然改“三观”难，就改生活习性吧。因为行走不便，我基本足不出户，虽然不能算关在笼中，但困兽的感觉是强烈的，却没了“犹斗”的勇气和力气。这恰恰是“改变”前提条件。
譬如，我再次戒烟。几十年来，烟是断断续续地抽着，也断断续续地戒着。戒掉的难度很大，抽烟的诱惑更大。相比戒酒而言，戒烟更难，复辟的几率更高。因为喝酒总得有个场合，还要下酒菜；抽烟却不受地点、时间限制。我是一个“患得患失”的人，既然因伤失去了一些，那我就得想方设法得到些什么。门被关了，打开窗户也可透气。这种想法贯穿着我戒烟行为的始终。孤寂难耐时，真想点一支烟，美美地吸上一口，既过了瘾，还平复了心情。但伤痛总是非常及时地提醒我不能走回头路，不能功亏一篑。抗吧，熬吧，忍吧；一天一天，一月一月……
时至今日，我对吸烟者吐出的烟雾已经有了生理上的反感了，我想，离彻底告别烟民行列，告别受排斥、受白眼、受限制的二等公民的日子不远了。这，算得上“塞翁失马”吧？
一直以来，我的受伤在了解我的人看来是一个谜，他们始终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在没有任何理由和目的的情况下，要独自地从那高坡跳下。有人甚至认为我的受伤是自虐性质的，是以此对抗什么。对抗？对抗平庸？对抗安顺处常？是的，我的确说过日子过得过于平静，不利于保持思维的敏捷和挑战的勇气，少年因平静而目光短浅，中年因平静而安贫乐道，老年因平静而痴呆麻木；我的确说过每天都在复制昨天，无新鲜感无新创意。（我们的孩子们心里瞧不起我们的生活，但又往往不自觉地要复制下来，还会不由自主地经过改良粘贴到自己的身上）。是的，我试图作一些改变，以使得日子不再空洞和乏味。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以这种创伤自己、作践自己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改变，没有必要对自己施行苦肉计吧。改革开放之初，一批右派作家如张贤亮、从维熙等的作品引起轰动，就有评论家说，如果没有右派生活就没有《牧马人》、《大墙下的红玉兰》等振聋发聩的小说，似乎右派作家还得感谢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否则，哪来名动天下的今天。我以为评论家荒唐至极。大凡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牺牲自己的健康、快乐。
但话说回来，受伤后生活节奏的放缓，活动半径的缩小，看问题角度的转换，都是改变的诱发因素。或许因此会否定我的过去，或许因此会左右我的未来。改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非常宿命。
十五
左脚淤血，肿如小桶。左边的鞋子是穿不进去了，只好闲置。从此偏劳右边的兄弟了。每当我看见墙角那只孤零零的无人问津的鞋，都会产生一些离奇古怪的想法，总觉得那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被肢解了，甚至觉得那是一个弃妇，躲在一隅哑忍和饮泣。不劳动者不得食，既然没有工作，就没有俸禄——擦皮鞋时就没它的份了，一副下岗之后的凄苦模样，让人目不忍睹。于是，我就用拐杖挑起它，放到一个更加隐秘的地方，眼不见心不烦。
我去到故乡疗养，居然忘了带它一起“逃亡”，有点像仓皇出宫的帝王，带走了皇后，却忘了带走妃子，因为皇后是正宫娘娘，一般来讲是太子的母亲，关乎到传宗接代，江山社稷，离不了，如我套在右脚的那只鞋子。而妃子没了，日后还可以再找吧。
几个月过去了，劳苦功高的右脚的鞋子，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了，歪歪斜斜像个流浪汉，鞋底快要磨穿，与鞋帮几近分家，色泽也灰暗了许多。我就打算丢弃它，突然想起了它那个孪生兄弟。丢了这只，那只咋办？我找出左脚那只鞋子，擦去蒙尘，两只鞋摆在一起，想看看搭配起来还有没有使用价值。一摆一比较就出现状况了，左脚的鞋因这几个月的休养生息，模样周周正正的，还很光鲜；右脚那只就更加的丑陋不堪。妃子依然年轻貌美，皇后却人老色衰，黄脸婆一个。
我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是让两只鞋子继续组合为我效劳，还是都当垃圾丢弃呢？前者有些勉为其难，像一个童养媳和小丈夫，很不般配，更像穿越剧里一个年轻人从时光隧道回到现实，自己曾经的恋人已是垂垂老妪，再绑在一起也是一种残忍；丢弃吧，又有悖我俭朴的生活习性，有暴殄天物之嫌。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修鞋匠，把两只鞋都送给他。破旧的这只可肢解了，用到其他的鞋子上。另一只的结局可能有几种，其一：恰好有一只同品牌同款式同质地同型号的右脚的鞋，也送到了这个修鞋匠手中，即可促成一段“姻缘”； 其二，修鞋匠送给失去右脚的残疾人，让其在他的左脚物尽其用；其三：继续挂单，直到在孤寂中衰败，成为废品，和右脚那只殊途同归……
处理好这个遗留问题，我仍然没有轻松和解脱。因为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很多这样的鞋子，在我的头上飞啊飞，找不到“落脚点”……
十六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医生给我用的是中医正骨消淤法，属于保守的治疗，不作手术，不上夹板，只是敷上用中成药熬制的药膏，让骨头慢慢长拢，长出骨痂，过程愈加缓慢。所以一百天之后，我还不能行走。医生说，你不是一般意义的伤筋动骨，而是严重骨折，一百天的疗养是不够的。即使可以下地走路了，也还有一个适应和调理的阶段，能否像伤前一样自如地行走，要看恢复的情况，还有个体差异，如恢复不好，也可能落下终身残疾，走起路来总有点瘸，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
最后一点我有体会。读小学的时候，我的右手骨折，上打石膏一个多月就好了，年少，生长和修复能力很强，不像今天愈合老骨头这般艰难。几十年来，但凡阴雨天气，右手就会酸痛，我成了家里的天气预报员。现在，又伤了左脚。好啊，左右终于对等了，一手一脚，上下也扯平了，又多了一个天气预报的参考值，今后的预报会更准确些了吧？
请的伤病假用完了，该上班了。我的行走还有困难，左脚勉强可以落地，但不能用力，全靠一根手杖支撑。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多月里，医生和我的种种努力，仅仅完成了由拐杖到手杖的过度，把支撑身体重量的任务由腋下移交到手腕而已。
我的工作是坐班，偶尔要去开开会。这些会一般都比较正规，出席者等级森严，座次清晰；参会者服装整齐，仪态端庄，正襟危坐。我第一次杵着手杖去参加一个会时，出现了让我很尴尬的场面。我一直是个一本正经的人，有人骂过我“道貌岸然”，而现在却一瘸一跛，有碍观瞻不说，还有些招摇。会议即将开始，严肃的会场集中出现了一阵交头接耳的私语。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引起如此多的重要人物的审视打量，我真希望地下有个缝。
为了会议的严肃性和公务员的形象，之后凡是参加会议，我都早早地去坐到我的位置上，会前会中不饮水，保证几个小时不因内急上厕所而起来走动。会议结束时，我依然呆在座位上，做出一副认真整理领导讲话的样子，或者装着要给某位领导单独汇报工作。总之，我要做到最后一个离开会场。这让我想起毛泽东来，他晚年抱病参加党的大会，会议结束时已经不能自己站立起来，必须要服务员搀扶。为给大家也给境外舆论一个健康的领袖印象，老人家看着大家不愿起身，大家见主席不走也不好先走，就一个劲地鼓掌。这时，周恩来出来圆场，说，主席今天要目送大家离场，请大家先走吧。
不知道，我算不算剽窃了伟人的做法。
十七
我记不起几十年里在啥时候因病或因伤躺下过。我的工作履历里绝对没有伤病假的记录，也没有过打吊针的记录，只肌注过几次破伤风针药。但我的不败金身在2013年被打破了。我躺下了，有了非常宽裕的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思考得最多的是“我是谁？”。
几岁时，偷偷摸摸看《水浒传》，在某某回讲到花和尚鲁智深坐化圆寂时，施耐庵写了几句禅诗，其中有两句让我惊心动魄，没齿难忘——“钱塘江上潮信来，方知我是我!”我首先是为自己喜爱的人物死去难过，同时也第一次接触到生命和死亡的哲学命题，当然还有佛教的因果报应。
几十年过去了，生与死的哲学命题早已被我放弃了，没有必要去思考该上帝思考的问题，稀里糊涂就进入天命之年。天命之年后，我以为首先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活了大半辈子，阅人无数，自以为有一双火眼金睛，一般不会看走眼。但对自己的认识却一直是模糊的，恰如医生往往诊断不准自己的疾病。
鲁智深参透了生死的玄机，预料到大限将至，只待潮信到来，便到佛祖所在的极乐世界去报到，这个时候，他对自己的来世今生看得非常清楚了，知道自己是谁了。世上能自我认知的人并不太多，因而才有先贤“人贵有自知之明”的劝诫。我想，这可能是一个人应该遇到的“潮信”未到的缘故吧。这“潮信”并不一定就是死亡的信息预告，而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和人生变故。
意外受伤也是经历也是变故，使我对自己的认识逐渐清晰……
一条短信打断思路，是朋友发来祝我生日快乐的。哦，又蠢长一岁了。
生日让我一下看清了自己的来路。我是一个来路不“名”的人，三代才出一个贵族，这是谁都懂的道理，布衣们对人生的目标就不要定得太高，太高，往往会自寻烦恼。低一点，或许会有意外惊喜。生日也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去路，所谓去路，就是生命从诞生开始，一步步走向垂暮走向死亡的过程。这个过程有长有短，有苦有乐；有一帆风顺，有一波三折；有大吉大利，有命运多舛。出发点不同，路径不同，但终点是一个地方。正如曹雪芹诗曰：“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朋友，你会认为我这样说是不是看破了什么而悲观甚至厌世？非也。这恰恰是积极直面人生的豁达和领悟。
那么，“我是谁？”的问题就简单了——我就是我，一个自生自灭的生命体，一个看重今生也相信来世的凡夫俗子。
仅此而已。
十八
疗伤已经快半年了，行走依然不能自如，依然一瘸一拐，依然有疼痛感和酸胀感。医生说，别急，创伤需要时间来修复。这句话让我觉得医生是个哲学家，或许是个诗人。因为哲学家和诗人都说过“时间是治疗一切伤痛的最好的良药”。但这“药”虽好，总不能无休无止地吃下去吧，是药三分毒啊！我真担心长此以往，就加入到残疾人的行列了。
我的疗伤笔记，拉拉杂杂也写了不少。我不能再写下去了。我怕别人说，骨折，屁大一个事情，值得如此矫情如此大费周章吗？还有，如果我的笔继续记下去，这伤就可能很配合地继续“伤”下去，这疗就得无休无止地继续“疗”下去，还有个头？一位名人说过，“伤害能凸显坚强的灵魂”。我要说，“伤害最能凸显的是改变”。关于改变的话题，我在前面已经言及，但意犹未尽，还得加深一下。
是的，仅仅是一次骨折，遭遇了一个“小灾星”，但小事往往会引出大事件、大变革。大凡战争的爆发，其导火线往往都是小事件。几百年前，在四川合川（现属重庆）的一座小小的钓鱼城，军民仅万余之众，英勇抗击近十万蒙古大军，令其在36年间未能前进一步，还打死了蒙古大汗蒙哥。已经打到巴勒斯坦的蒙古王子急于赶回来争夺王位，立即撤军，形势急转直下，让马背民族在欧亚的霸业毁于一旦。既然小小钓鱼城能改变世界历史，那么，一件小事改变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的确是有所改变的，但不是变得更加坚强，因为坚强不应是我当下的性格主流。一百多天的皮肉之苦和精神挣扎，磨砺出了随和、超然、宽容、隐忍……这些才是我的性格取向。意识到这一点，也算是我荒芜了春天之后，在这个秋季的意外收获吧。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信了。
（2013年4 月至9月，初稿于四川射洪陈子昂故里;2014年1月改定于四川南充陈寿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