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女柠檬上小学了，告别了她的童车。
现今的孩子真是幸福，伴随她成长的玩具书籍不计其数，光童车——包括推的、骑的、滑的、学步和当摇篮睡的也近十位数，超过了父辈更不用说爷字辈了。
尽管这些童车，华丽时髦、舒适便捷，但已记不清它们的模样了。现代生活物件更新淘汰得很快，比如大哥大、BB机、磁带、光蝶、傻瓜相机等等，一晃都被智能手机替代了。
昨日寻物，无意翻出母亲《留给孩子们的回忆》。5年前的一段文字唤起孩提的回忆，母亲的舔犊之情跃然纸上，不禁让人潸然泪下。
母亲叙述：1956年冬她第一次请假，从西安回到阔别7年的故乡北京。当她从东四连丰胡同家中，步行到王府井儿童商店后，一眼就看中了一辆竹藤编的童车。她花了27元买了下来，同时还买了只绿色的玩具小熊，一个发条玩具小汽车作为礼物给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 那时我已一岁半，刚刚学会说话走路。母亲说她从火车站将这辆竹藤双人座的童车推回建国路的信义巷家中，将我抱入车中。见到母亲的我特别高兴，站在车里左看看、右瞅瞅，双手兴奋地挥舞，模样神气显的很得意。邻居们夸：看这娃，站那儿像检阅的样子！但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母亲写到：我的五个孩子都是坐着它长大的，这辆车为我家立了大功。它不仅伴随孩子们一个个长大，而且用它买粮、买菜，给我们生活帮了大忙。
母亲还讲：家从信义巷搬至十一道巷，我与你父亲忙于工作，只好请车队司机老伴临时照看你。高老太太也是陕北人，常用小车推着你在大院转。这辆童车在当时算漂亮和新颖，大人小孩都喜欢，邻家与你一般大的蕞娃也都坐过。
我隐约记事始于三岁，那天过生日，陈子清阿姨用铁勺给我煎了颗鸡蛋。此刻童车的主人已换成大妹小菁、二妹小红，以及后来的三妹小春、小弟小东，我只有看他们坐进车里，推他们玩耍的份了。
我家所住的圆门，是坐西朝东两排有十几间平房的大杂院，北边是省委行政处办公的小院及库房，月门里有个公用的自来水笼头和水池，一到冬天常常被冻住，须火烤或热水烫化才能出水。院子中间种着四五株青翠的桧柏，南头也有两排背靠背、南北朝向的平房，它们之间有个夹道，有道小门可通往省委车队和花园。
院落的东边是个七八米深、最少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大坑，一大半长着洋槐、臭椿、白杨、五角枫和绒线花树，开垦成几畦菜地；一小半是个“冂”型小院，“冂”当间有个种满牡丹的花坛。人们称之为“坑底下”，南北各有台阶与坡道通往。
夏夜周末是机关放露天电影的场地，也是我与玩伴和带弟弟妹妹，寻甜甜根、逮蚂蚱、斗蛐蛐、挖蚯蚓和搧洋片、跳房子、打沙包、滚铁环，玩斗鸡、骑马打仗的乐园。
我家在那里一直住到1967年，才搬到隔坑相望的“坑上头”——雍村大院，原省委霍士廉、严克伦、舒同、李合邦几位书记及各部委首长们住的大院。之前，我分别在仁寿里的省委幼儿园、西七路的西安小学住宿，每周只能回家一次。周天常帮着大人用这辆小推车推着弟弟妹妹，到和平路副食大楼和建国路粮站买菜买粮。
这时文革开始，保小停办，保姆陈姨也离开了家，十一岁的我转入建国路小学上学，父母先是受冲击，后带小弟被下放泾阳杨梧干校改造。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与三个妹妹都学会了生火做饭，打醬油买菜、拉煤买面全靠自己。
记得一个冬日，冒着寒风去建国路粮站买红苕。那会儿粮食定量供应，普通居民每月为二十七斤半，粗细粮比例40：60，红苕5斤顶一斤粗粮，所以家家户户几乎倾巢出动排队来买。我全家两个月的粗粮，折合成红苕要一百五六十斤。哥妹4人合力将粮站称好的红苕，装入麻袋再抬到这辆竹藤童车，吱吱呀呀、兴高彩烈地推回家，因为这个月终于可以稍微放开一下肚皮吃饱饭了。
母亲的记叙唤醒我大脑皮层中的印痕，渐渐浮现出这辆童车清晰的轮廓：光滑油绿的栏杆，柔软带弹性的坐椅靠背，轻巧转动的橡胶轱辘，紧紧缠绕扶手车身结实的藤条，还有我们在它上面留下的印记……
（2022.2.26手机写于鲁家村，1700字）
作 者 简 介： 郝小奇，笔名、祁河 曾任市委副秘书长、西安日报社社长。高级编辑职称，现任黄土画派艺术报执行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