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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俗社的秦腔改变了鲁迅 作者/伍永尚 一九二四年七月，应西北大学教授傅桐之邀，鲁迅先生和北大、北师大、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的十余名学者、教授来到古城西安讲学。那时西安没有通火车，他们只能从郑州下火车，然后乘船从黄河逆流而上，经由渭河到草滩镇码头上岸，被接回省城。 陕西有个惯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凡是来到首府西安的达官显赫，名士要人，最高规格的文艺招待就是邀请到富丽堂皇且知名很高的陕西易俗社看秦腔。鲁迅先生很清楚，他幼时在绍兴农村所看的绍兴乱弹即绍剧就是明代由秦腔传入而产生的，所以对古都文化特感兴趣，据随行的《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孙伏园先生回忆，对此安排，鲁迅很兴奋，用他才学会的西安话说：“省里张秘夫（张秘书，长安人把书读作‘夫’）要陪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哉。” 其实，鲁迅先生原本是极力反对戏曲的，认为那是旧文化，是糟粕，曾经指责戏曲跟不上时代。先生有两恶：一是京剧，二是中医。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大辩论中公开倡导：“戏曲是丑恶的东西，应该抛弃掉。”若因礼节陪客看戏，他如坐针毡，汗流浃背，难受之余一走了之。他在《论照相之类》中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在鲁迅的文章中，说“异性大抵相爱。……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之类的话，确实近于刻薄，但却非胡搅蛮缠，他从性心理学的角度来探测男扮女的艺术，鲁迅如是说，京剧大师程砚秋也说过：“在这个小花园内，我演了好几十年的戏，太疲倦太厌倦了，却也并非全无道理。就连京剧所见所闻感到太没有什么意味了，常想，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台上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是干什么呢？”鲁迅在《社戏》中写道：“中国戏是大喊，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目眩，很不适于剧场。” 他不爱戏曲，也不喜欢演员，即就是名流大师也不例外，当年上海文化界欢迎肖伯纳时，鲁迅与梅兰芳唯一一次会面也是不欢而散，造成历史上离奇的“周梅情结”。在观看湖南赈灾义务演出时，谭鑫培的演出也使台下的鲁迅直摇头。 20世纪20年代,鲁迅对中国传统戏曲进行批评与质疑，是基于他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是时代的产物，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积极的现实意义。但他的偏颇在于忽略对戏曲艺术自身规律与特点的研究分析。五四时期，鲁迅对京剧的偏见并没有改变，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的“百纳体”，“毫无美学价值”。据郁达夫回忆:“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他(鲁迅)根本就不赞成。再如对于人们公认的京剧表演中的象征艺术，鲁迅就很不以为然。他说:‘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哪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意义？’” 笔者颇烦究其是非曲直，也无须搞个水落石出。可是鲁迅先生来到易俗社，没想到接待他的社长吕南仲先生竟然是他的绍兴同乡。惊奇之余，听了他乡故人畅叙秦腔的古老历史，介绍易俗社是中国办得最成功的新兴戏曲学校性质的秦腔学社，它有“改良戏曲，移风易俗”的指导思想；有仿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建立的剧社的管理体制和组织大纲；有“以编演各种戏曲，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办社宗旨；有提倡“破陈旧戏班的陈规旧俗，启迪民智”的工作《简章》；对演职人员要求的勤、俭、洁、整等“四字社训”。这些内容，对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谋求社会变革的鲁迅先生来说，真是幸遇知音，路逢知己。因为当时鲁迅在北京教育部担任签事、科长等职，主管社会教育工作，戏曲在当时也属于社会教育范畴。易俗社十几年来编出了“大小二三百个新剧本，这些剧本的主题都是反对封建、反对迷信、提倡读书识字、提倡婚姻自由、揭露社会黑暗等各个方面。” 1920年11月，给教育部呈报自编剧本85册，以及《易俗社最近办理状况》的报告书，曾获救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嘉奖，这个褒奖是与鲁迅先生重视戏剧改革有关的。“所以当我们到西安后，难怪鲁迅先生急欲观看易俗社的演出了。”（孙伏园《长安道上》）百闻不如一见。第一场戏是吕南仲先生编写的秦腔《双锦衣》上下本，连看两个晚上。《双锦衣》是易俗社的优秀剧目，情节曲折，内容健康，属爱国教育类，深得鲁迅的赏识。他评价吕南仲说：“绍兴人编写秦腔剧本，并在秦腔中落户，很是难得。” 前边所说的鲁迅鄙视“男人扮女人”，可是到西安易俗社观看的秦腔时，对21岁的小伙子刘箴俗的“男人扮女人”的不俗表演连连点头称赞，并没有引起先生的不悦和反感。孙伏园在《长安道上》一文中回忆在易俗社观剧的情形时说：“至于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与夏浮筠刘静波先生一样，始终持反对的态度，但那是根本问题，与刘箴俗无关。” 八月三日，陕西省省长刘镇华邀请鲁迅先生一行去到易俗社饯行。先生平时不愿参加繁琐、俗套的礼节性招待活动，因对易俗社颇有好感，因此欣然赴宴。戏曲招待会不卖票，观众仅有宾客十几号人，一边儿吃喝，一边儿观看，演员们并不因为人少而怠慢，认真细腻的表演使鲁迅先生格外激动。 临行时，他将讲学报酬仅留路费，余现洋100元，五十元寄给他母亲，五十元赠与易俗社。当时离八月十三日该社成立十二周年相近，先生便挥笔题写了“古调独弹”四字，刻制成匾额相赠，以示祝贺。 这四个字取自刘长卿《听弹琴》里的两句诗：“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一般人解释为“不合时宜”的行事或著作。可是鲁迅先生用心良苦，不随声附和，不墨守成规。尤其是先生欣赏了“秦腔”这株对全国戏曲有重大影响的“古树新花”后，引起对“古调”的特别钟爱。他用“独”来赞美易俗社独特的政治理念、对戏曲改革的独特尝试、不同于一般江湖戏班的独特的管理体制。 西安之行，使他认识到，古老的秦腔不仅没有阻碍时代的发展，反而促使了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易俗社“寓教育于人民”的宗旨，完全符合那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人为文盲的现状，再多的文章、文件、报刊杂志只有少数人能得到和读懂，多数人是见不到也看不懂，社会教育必须依靠戏曲这唯一的广众宣传渠道。 鲁迅在散文体小说《社戏》中说他自1902年至1922年20年中，总共看过两回京剧，给人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戏台下是太“不适于生存”了。可他在西安的二十天里，竟然五次到易俗社观看演出，每次看完演出后，都非常兴奋，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嗣后，鲁迅先生把对戏曲的厌恶鄙视变更为改革建议。1934年，他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里谈到戏曲的俗、雅问题，他说：“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雅）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我很同意王福安先生在他的散文《鲁迅与戏曲之是非情缘》里的观点：“今天的秦腔唱腔是雅了，却没了味道；内容是雅了，却没了观众。像王辅生的《看女》，俗是俗了，却俗得出神入化，俗得深得人心。俗的戏曲是乡野的花，有着天然的姿态与馨香；雅的戏曲是塑料花，搔首弄姿，娇艳无比，却没有香气。” 今天我们回忆鲁迅与古老秦腔那仓猝短暂的接触和意义重大的启示，充分显示先生胸怀若谷、学究天人的大师风范，他们才真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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