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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抗战活动】【伍永尚随笔】中国唯一坚持用戏曲抗战十四年的专业剧团——西安易俗社 提要：9.18事变后，陕西易俗社（时名）一行90多人，从1932年5月20日到1933年1月，长达257天里，沿京广线从信阳到北京，历经5省13市，深入城乡、部队宣传抗日，行程万里，创造了秦腔、乃至全国戏曲史上的奇迹。1937年7月初，应宋哲元之邀，以庞大阵营再赴北京提振驻军士气，7月7日在《新京报》刊文，痛斥“观剧不扼腕而叹、奋臂而起是无人心也！再回观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华民族，现在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否与南北宋相若？！我们只有大声呐喊着，‘山河破碎了！’‘还我山河吧！’”当晚，卢沟桥事变。1932年易俗社受到蒋介石的褒奖。1942年10月，由社长杨公愚带领赴延安慰问演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观看，首长们称易俗社是“从前线来的剧团”。在抗战胜利七十年的纪念活动里，不要忘记以救国为己任的战斗剧团——易俗社。 抗战时期的中国的戏曲，除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各地的演出活动几乎陷于停顿，艺人各奔东西。福建京剧院研究者智联忠先生在《抗战时期的华北解放区戏曲》中写到：“抗战以来，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太原及晋中各县，晋剧的演剧活动受到严重摧残，班社纷纷解散，艺人四处逃亡。著名艺人东躲西藏，不再演出。……七七事变后，北京演剧环境恶劣，梅兰芳、程砚秋等人不再演出。……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评剧艺人大多流向京津、上海等地。进入抗日战争以来，社会的动荡使京津等大城市的评剧活动停止，艺人生活艰难。” 京剧大师梅兰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迁居上海。他曾与叶恭绰等人一起编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宣扬爱国主义。1937年在香港演出了《梁红玉》等剧后，没有随团回沪，蓄起胡子，隐居香港，原因是他“一向最讨厌和憎恨这些卖国贼和流氓地痞，他不会也坚决不愿意出卖自己宝贵的艺术来伺候他们。因此在香港宁可辍演，也不返回上海。” 此举被国人誉为“民族英雄”、“蓄胡明志”的典范。他在香港曾受到日本人的奚落。《真友书屋》写到：“1942年1月，香港的日本驻军司令酒井看到梅兰芳留蓄胡子，惊诧（奚落）地说：‘梅先生，你怎么留起胡子来了？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艺术？’梅兰芳回答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年岁大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颐养天年啊！’ 梅兰芳感到香港也成了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于是他立即坐船返沪，回到阔别三年多的上海老家。”可是网上有文章却有另外说法：“1942年，日寇将梅兰芳押上军用飞机送到上海。回到阔别四年的家中，见到妻子失声痛哭。回到上海后就不再刮胡须，表明他不再登台的决心。” 抗战时期比较活跃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在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与郭沫若、田汉、洪深等主持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演出了《梁红玉》、《渔夫恨》、《桃花扇》等京剧，随后又编写了电影剧本《木兰从军》;1938年5月，被日本驻沪新闻机构“约谈”，借机逃往桂林。因处事不利9月移居香港。1939年再回桂林。1940年3月成立广西桂剧实验剧团。并于1941年筹备，翌年元月考试招收新生29名，成立的广西戏剧学校，两年半后，即1944年秋桂林沦陷前解散。当年春，他曾和田汉等在桂林举行西南剧展，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空前的聚会”，都想把濒临危机的抗战戏剧复苏过来，然而缺回天之力，欧阳予倩改编的桂剧爱国戏始终没有走出大西南，他于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 虽然在日本侵略时期国内戏曲已经萧条到如此程度，被忽视了一个现实，那就是陕西的“文化抗战”异军突起，易俗社从1932年起，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是中国大地上除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之外，唯一一南征北战，用戏曲抗日的专业剧团。1932年的“陇海巡演”，被蒋介石赞为“促进革命之艺术表演，与其他剧社迥然不同”。1942年到延安演出，毛泽东说他们是“前线来的剧团”。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秦腔，甚至《中国百科大词典》里找不到“秦腔条”，可是伟大的“秦之声”，在神州文献记载里存活了2300年，被誉为戏曲的活化石。尤其是是“陕西易俗伶社”成立之后，把秦腔推向更高峰。 易俗社是在辛亥革命的启发下，由孙中山的“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成员共同发起，1912年成立，几乎与民国同龄。在漫长的中国革命中发展壮大，中国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褒奖他“改良社会、教育人民，促进革命艺术表演”；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赞扬他是“从前线来的剧团”。易俗社秉承改革社会、移风易俗、教育民众的宗旨，是当时中国多个“易俗社”中唯一存活下来，并且发展壮大的“历史悠久的戏曲教育团体和演出团体”，也是新中国唯一一家被习仲勋同志定为 “接办”而不是“接管”的戏曲剧团。据戏剧活动家田汉1957年考证，易俗社是世界第三大戏曲剧院。抗战期间，易俗社都做了哪些事情，让日本人嫉恨，1940年竟然派飞机把易俗社炸成废墟。这要从1932年说起。 1931年9·18 事变后，中国的“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赶走日本鬼，不做亡国奴的呼声此起彼伏。对日本帝国主义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义愤填膺的陕西易俗社（原名陕西易俗学伶社）的“议会”（易俗社的管理体制是议会制度）集体讨论，认为很有必要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激发抗战勇气，保卫祖国。决定抽调剧团精华90多人，由副社长耿古澄的率领，于1932年5月20日，由西安乘汽车（西安当时不通火车）出发到郑州，又乘火车于26日到信阳，进军营，入剧场，演出爱国剧《颐和园》前后本、《出五关》等多出剧，到8月5日离开，时间长达两个半月。9月18日，易俗社巡演到郑州，正值各界举行9.18事变一周年纪念大会，易俗社当场演出《打倒日本化》和《焚嫁衣》，宣传抵制日敌。并在街道上演出“活报剧”（近代史上流行的一种以政治时事为题材的讽刺小品），激发国民的抗日意志。易俗社1932年总结报告说：在郑州演出十四天后，又向北“在邯郸前后两次演出二十天，在武安县演出八天，在磁县演出十天，在顺德演出七天，在井陉演出六天，在阳泉两次演出六天，在平定演出一天。后来到山西昔阳演出一天，在和顺演出六天。从春到冬，已外出七月矣。是本社在中小城市，南抵大别山，西越太行山、历经河南、河北、山西三省十一县镇，经历最广，历时最长的一次演出。”
紧接着又准备了四十余出大、中、小剧目，于12月7日马不停蹄地直达北平。北平国剧学会理事长齐如山、京剧名流尚小云、杜丽云等代表在上海的梅兰芳看望剧团，并举办招待会，相互进行广泛的交流。齐如山说：“秦腔在国剧历史上颇有其历史上之价值，动作规律、严谨、合理，与昆黄固无大轩轾也。平（北京，下同）中秦腔衰微已久，此次能使在平人士覩（睹）真正之秦腔，实大幸事。”首场演出在北京哈尔飞大剧院，京剧名流观赏，尚小云亲自给王天民化妆，并把他为《摩登迦女》新制作的新女洋装借他使用。尚小云曾经回忆起一件有趣的事：“记得那天是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演出《颐和园》的，开演前，第三号包厢出现了一位妇女，全场立刻为之轰动，原来是赛金花（《颐和园》又名《赛金花》剧中主人公赛金花的原型）本人也来看戏了，在八国联军骚扰北京时，赛金花利用她与联军将领瓦德西的关系，对于保护人民的安全，有过很大贡献。可她到吉祥园去看人们在舞台上表现她的事迹的时候，她已经将近六十岁了。生活贫困，落得无人照管的困境了。当时有人在看戏中间问赛金花，戏里演的是不是实情？赛金花笑了笑说：‘那是内容的事，戏的表演是对我的鼓励和表扬，其实我是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的。’”（原载 1962年8月13日《陕西日报》）演出结束时，演职人员顾不上卸妆，到剧院门口列队欢送，赛金花点头答谢。当天天津《大公报》以《不堪回首话当年》为题报道“真赛金花对假赛金花表演各节，大体认为满意。”此事成为当时北平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北京著名的京剧“富连成科班”（当时京剧演员训练班，相当于戏校，1904年组建，1948年解散）负责人叶隆章先生接待剧团时说：“当强敌压境，战乱降兴，易俗社不避危险，来平（北平）演出爱国救国戏剧，具有深刻影响。” 天津《大公报》1933年1月3日以《易俗社载誉离平，昨日下午专车赴济南》为题刊登报道说：“真正秦腔陕西易俗学社，此次来平共演二十一天，深受社会人士欢迎，轰动京城，每场满座，除私人欢宴不计外，如国剧协会、政法学院、戏曲学校、陕西同乡会、故宫博物院等则设宴招待，或则欢迎参观。成绩优良，印象大嘉，固该社之剧本足为社会教育之助。该社演员各有特别优秀之处，而秦腔自固有历史与价值，实亦重要原因也。”1月6日，应山东济南的驻军的邀请赴鲁，先到驻军、后在中华大剧院演出十多天，受到热烈欢迎。离开山东后，经徐州，应邀到部队演出三场，后经开封、郑州回陕。 这次巡回演出，从1932年5月21日出发，到1933年1月31日结束。历经五省十三市、县，深入部队、城乡宣传抗日。长达257天，行程万里，创造了秦腔、乃至全国戏曲史上的奇迹。所到之处，深受欢迎，其爱国精神鼓舞了民众，也打动了民国政府。1932年 8月11日，中国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以易俗社“移风易俗，改良社会，提倡教育，促进革命之艺术表演，与其他剧社迥然不同”为理由，委托陈果夫给易俗社一千大洋，让多印剧本，广播全国。上海发行的《梨园影事》，刊登徐筱汀的文章说：“易俗社是陕西梆子之模范剧社,其剧本创作，发聩振聋，极易感人，较之全国流行之‘皮黄’（京剧）反觉明显而有意义。其角色之整齐，脚本之精美，戏装之华丽，易俗社自应执秦腔班之牛耳！” 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前夕，据郑培元先生回忆：“原计划十一日由张、杨两将军宴请蒋介石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宴会后在城内易俗社看戏，准备一网打尽，不知何故未动。”后来知道有人走漏消息，改变了行动方案，杨虎城的指挥部设在易俗社。易俗社两天演出八小时，有“掩人耳目”之作用，说明该社抗日心切，有诚信，并积极配合张杨二将军促蒋抗日。 1937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冲破山海关，野心勃勃地向京津逼近。蒋介石委派何应钦与日本谈判，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侵略者一面麻痹民国政府，一面大举南下，准备并吞华北。二十九军调住北平后，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为稳定军心，安抚士气，特邀易俗社前往北平进行慰军演出。易俗社认为：“抗日救亡为国人意愿，宣传抗战，鼓舞人心是应尽义务，欣然应命”。为保证演出成功，甲、乙两班合并，准备了《山河破碎》、《还我山河》、《淝水之战》、《韩世忠》等描写民族英雄抗敌救国的新编历史剧，组成强大阵容，由副社长耿古澄、评议封志摩率领出发，于6月6日第二次到达北京。先在怀仁堂演出，其盛况在北平《全民报》报道里可见一斑：“观众极多，足无隙地，无票遭拒于门外者，大有人在。观众欢迎之情绪，诚为仅见。”报道指出：“当此国难严重之日，实与宋朝无二致。宋时君昏臣懦，畏敌如虎，因循苟且，只图贪生，抗敌之士，不能见容，奸佞当权，卖国误国，卒至沦于异族，在民族史上留一污痕。”报道认为：“此剧写历史的伤痛，促民族之觉悟，振聋发聩，立懦警顽，实对现时之中国当局下一针砭。”报道指出：“方今举国民众，抗日殷切，故亦极欢迎此抗敌救国主义之民族佳剧也。” 京剧大师马连良“包厢”观摩。 7月7日，即七七事变当日，易俗社教务主任封至模在《京报》发表文章，痛斥“观剧不扼腕而叹、奋臂而起是无人心也！再回观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华民族，现在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否与南北宋相若？！我们只有大声呐喊着，‘山河破碎了！’‘还我山河吧！’”当晚日军向卢沟桥发起进攻，抗战爆发。易俗社在战火中坚持演出。日本人封锁了北平周边的火车站，无法回陕。宋哲元预感北京即将有激战，七月十日，派汽车护送易俗社到远郊车站乘火车返回。 1938年3月到7月，据王霭民回忆：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来西安,易俗社高培支社长慨然借给剧场，让演出抗日救亡剧目并称赞西战团是“梨园楷模”。演员肖润华协助演出，名旦、人称“西京梅兰芳”的王天民和演须生的汪振华为服务团排导节目。在易俗社的协助下，服务团夏草非的演出轰动了西安。这是易俗社直接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和工作人员的初次接触，他们看到每天演出完毕把剧场打扫的干干净净，道具摆得整整齐齐，对人和和气气，干部没架子，战士没顾虑，这是一个崭新的上下平等的队伍，引起易俗社演职人员由衷的佩服，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易俗社不少演员(如车裕民,杨醒俗等)还加入了“民先队”。临走时，尽管易俗社有规定，演员一般不得超出规定范围，但不少人打破常规，与战地服务团成员手牵手送出北门。易俗社赠送给战地服务团一箱崭新的行头（戏装），以表示对革命的支持。1980年丁玲同志对肖云儒回忆这件事时说：“易俗社送给西战团的行头，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第一套完整的秦腔行头，从那时以后，西战团就可以独立演出秦腔了。在西安这四个月，实是我一生很难忘。” 1938年12月，上海书局出版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称赞易俗社：“陕西历任军政要人皆尝极力赞助，故规模日益宏大。” “为秦腔的模范科班，其角色之整齐、脚本之精美、戏装之华丽，自应执秦腔班之牛耳。全班学生，除了上台演戏之外，均按时上课，授以学识。较北京著名之富连成科班（京剧科班）相比，完善多矣。该社不尚陈老剧，时常编排有益于世道人心之警世新剧，以符‘易俗’之名。他们将明、清两代之辱国痛史搬演于舞台之上，发聩震聋，极易感人，较全国流行之皮黄剧（京剧）反觉明显而有意义。” 成为“全国首创第一戏剧教育学府” 1940年，日本法西斯派飞机轰炸了易俗社，剧场夷为废墟，造成巨大破坏。以为因此就消弱他们的意志。可是易俗社的演职人为避敌机空袭,由高培支社长率学生每日怀揣几个冷馍馍，黎明前出城,排队步行到城东南15里外的观音庙上课、练功、排戏。早出晚归,长达两年。 1941年3月，易俗社带着爱国剧，到宁夏演出两个月。1942年3月，再次去宁夏，演出长达半年。 1942年10月，由关中警备区地下党委决定，社长杨公愚带领易俗社以“八一剧团”的名称，排演了《三滴血》、《石达开》、《民族魂》，到延安演出。毛泽东、朱德、林伯渠、高岗、李维汉等领导同志观看，首长们称易俗社是“从前线来的剧团”，大家说：《石达开》是反对闹独立的；《民族魂》是歌颂抗日的；《三滴血》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很不错，很不容易。习仲勋就提倡大家观看此剧，以教育党内外干部重视教条主义的错误。 易俗社，从他成立的那天起，就活跃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前线。
作 者 简 介： 伍永尚，男，生于西安市北郊伍家堡。传为伍子胥后裔。现为陕西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民俗学会理事、西安群众艺术馆特聘文化研究员。
十几年来，他对古老的秦腔也有触及，发表了两万字《探索秦腔之谜》，《战斗剧团易俗社》、《陕西人不能忘记孙仁玉先生》，并以亲身经历验证西北五省广大群众热爱秦腔的实例，发表了《秦腔的故事》尤其在西安晚报发表文章《说说秦腔那遥远的故事》，受到不少读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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