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飘起了漫天的雪花，那雪花在半空中化成雪粒，急匆匆地打在楼下女贞树的叶子上嘀嗒作响。
明天是2022年12月26日，十年了！亲爱的父亲已离开我们整整3650个日日夜夜，但我对您的思念时时刻刻都在心间。
我的父亲郝生信生于1927年6月11日，陕西绥德一个叫郝家坪的小山村。我的爷爷郝海清是个清末没落秀才，在乡村也算是读书人，除耕种几亩薄田外还开过染房，因而能供几个孩子上学。他给自己的四个儿子，起名分别为孝、悌、忠、信，可见还是个小知识分子。
那时郝家坪处在红白拉锯之中，我二大参加红军当了乡长，白军常常来抓捕。爷爷害怕躲到庙里做了居士，从此一生信佛吃斋。奶奶带着其他几个孩子艰难度日，但我只见过爷爷，没见过奶奶。1975年爷爷去世，活了93岁，他90岁时还能下地干活，挑水，跳秧歌。
我1967年和1975年回老家小住，发现爷爷喜读线装书，手很巧。他用杏核做的算盘十分精巧，还会锔锅钉碗，大约父亲继承了他老人家勤检好学和吃苦耐劳的基因，手也很巧，做事专注细心。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忙，根本顾不上家。他在省委办公厅搞机要和接待工作，曾参加过中央七千人大会，凤凰卫视采访过父亲。在家中最熟悉的是保姆陈姨，然后是母亲与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以后从2岁多到11岁上省委幼儿园和西安小学寄宿，基本上见不到父亲的身影。
清晰的记忆是家住东十一道巷的省委行政处园门，一次父亲推自行车送我坐班车去学校。我当时也就七八岁，不知怎么就冒出一句，将来我要当书记！父亲问为啥？我说能坐小汽车。父亲很严厉地批评我，小小的想啥？要我好好学习。
其实，我小时候是很怕父亲的。那阵子每家的孩子都多，免不了斗个嘴，打个架，或者贪玩跑到省委花园去摘个梨，偷个桃。一旦被告知父亲，常常一顿好训或要挨几下子。一次我制作火药枪，弟弟小东在一旁闹着要玩，我烦燥地向他开了一枪，没想火药一炸枪管飞出正中弟弟脑门，他当时吓蒙了，我闯了大祸吓得不轻，久久不敢回家。
包括一次我将5元钱的学费丢了，怕挨打不敢回家，躲在东边大院的花园，任凭陈姨和妹妹弟弟四处寻我，到晚上才偷偷溜回家。还有我装三极管收音机和制作“马扎子”没能成功，被父亲训了个狗血淋头，骂我是败家子，胆大心奇。但对我养蚕、养鸡养鸭和养兔子，拣个柴火、摘个槐花、挖个野菜却不反对，且大力支持。
那时，买粮买煤是个力气活，一到星期天他就借上架子车，带我们去八道巷装煤卸煤，或者推上自行车去建国路粮站将一个月的米面买回来。尤其是夏天，他会俏俏地买个大西瓜，用凉水浸上，到晚上搬到小饭桌上切开慰劳我们。
偶尔还能记起父母带我上过设在革命公园内的动物园，还有能划船的兴庆公园。父亲有时会陪我玩跳棋和打扑克“争上游”，个别会带我们去省委俱乐部看跳舞，还带我去丈八沟宾馆在室内游过泳。一次带我去人民大厦看歌剧《向阳川》，我竟从后排走到前面，扒着乐池着迷地听那“中华儿女斗志昂，毛主席的教导永不忘……”
但好景不长，文革开始。父亲从省委机要处处长和秘书室主任，被任命为省委文革办副主任兼红卫兵串联接待办主任。严克伦书记派他护送造反派上京，受到总理接见。回来不久他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靠边站，被批斗，然后下放到泾阳杨梧干校劳动改造。
这时保姆陈姨被迫离开，父母带着弟弟到干校，留下我和三个妺妹留在雍村。我乘火车去杨梧看过父母，父亲在那里养猪，母亲在粉房做粉条。一年之后他们又被下放到汉中，独留下我一人在雍村看家。这时我已上26中，暑假期间刚好吕鼎章叔叔回西安搬家，将我带到汉中才见到了父亲。当时他任汉中地委办事组组长，带我们一家去汉江边游玩，在堤岸上摘了许多熟透的桑椹，那时的父亲还是很英俊的。我第一次跳进汉江游泳，看似平静的江水一下子就将我冲出去好远。在我着慌的时候，父亲跃进江中将我拉了回来。
大约是1972年上半年，因父亲原在省委搞过接待工作，参与过好几个国家元首和中央领导的接待，组织上将他调到省外办工作。到年底母亲和妹妹弟弟也从汉中回到西安，一家人终于团圆。父亲特意在东大街买了个板柜，用来装衣物，这是我们家第一次添置家具。
这年底我也进工厂，当了一名工人。父亲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和一俩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将我送到大南外的锦华木器厂，嘱我好好向工人师傅学习，守时遵纪，当一名好工人。从此我在这个厂一干就是19年。
那时他忙我也忙，我住厂里基本不回家。大概是1984年，我考上中国轻工业干部管理学院，冬天父亲来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我从固安赶到东长安街，父亲在北京饭店请我吃饭，问我冷不冷，学校伙食怎样，学习压力大不大？分别是他说了一句，可惜当时没能让你去上大学。
我当时一句话也没说，转过身眼泪也流了出来。77年我高考已过了分数线，还检查了身体，因各种因素最后没有录取，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后来我弟弟那年高考，迟迟不见录取通知书，在全家一致坚持下，父亲才岀面找到招生办。原来是弟弟体检时医生将视力填错了，这才使弟弟考上了陕西财经学院。如果当时父亲出面，我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番景象。
我知道父亲的心思，他是因为爷爷供他上了米脂中学，才从山沟沟里走出来参加了革命。他14岁做新文字老师，被评为边区模范，又被选去做译电员，曾在关中分区和游击总队打过游击。解放后分别在西北局和省委工作，但文化程度不高，一直是他的心结。他到外办工作，已经五六十岁了还努力学习外语。他访日回来，写下访日随笔，包括写回忆录，曾让我修改润色，却被我以没时间拒绝了。现在想起来，就万分的后悔。
父亲的许多事，是我看了他的回忆录《难忘的岁月》和母亲写的《留给孩子们的回忆》才了解。他小时候，没有吃过饱饭，参军后才吃上第一顿饱饭。所以他生活简朴，从来不向组织伸手，也不为自己和子女谋事。例如，我的住房问题，因属雍村拆迁，理应外办解决。父亲两次负责外办机关建房，都没能落实我的住房问题，他离休后还让我将住了十多年的一套小房退还给外办。
父亲多才多艺，会拉手风琴、小提琴，是省委办公厅小乐队的队长。小时候家中的相册，有许多父亲接待外宾的照片，还有他与刘主席、朱老总、贺老总及小平同志的相片。其中还有一张他们打猎队及他骑骆驼的照片，十分的英武。母亲曾自豪地告诉我，那会省委有两个美男子，一个是孙殿奇，一个就是你爸爸。
父亲对家乡和乡亲十分眷恋，凡是亲戚和陕北老乡来西安他的要好好招待，经常给老家捎白面和蔬菜。有一次接待外宾回来，高兴地说他为外宾唱了陕北民歌《赶牲灵》，深受欢迎。从此唱陕北民歌，就成为我们家欢聚时的保留节目。那年他带一家回陕北老家，还在爷爷窑洞的墙面上，用美术字书写了毛主席语录。
退休后的父亲更加和蔼，他与邻居和周围的人相处的十分和谐，甚至还应部下请求，在外办附属的出国人员服务中心看过大门。他还参加过一个广告的拍摄，并在《西安事变》中当过群众演员。
最初他上上老年大学，练练毛笔字，学着买菜做家务，与老同事打个小麻将。后来热衷于写写诗和小稿件，并专心写他的回忆录，关心家乡陕北的建设。父亲十分爱好干净卫生，做什么事都认真仔细，闲着无事就搬家里的家什，这样一摆那样一摆，扫扫这，擦擦那。有时还翻出我的木工工具，钉个小板登，做个小箱子，用心地给孙儿们做个小玩意。每到过年他就招呼孩子们回来，一同做油炸炸，包顿饺子，在一起热闹热闹，走时还要将油炸炸分好让我们带回去。
我到报社工作时，他常嘱咐我一定要认真仔细，把好关，注意休息。当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感到压力太大时，他总是举自己的例子，说要当老实人，做老实事，努力做事，无愧于心就行。就在他离世不久前，还对母亲说，小奇吃过苦，相信他会把事做好的。
窗外的雪花越来越大，飘飘洒洒都是我对父亲的记忆。他的照片摆在我客厅的书架上，笑盈盈地看着我，也看着这个大千世界，我想他在天上也会祝福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好！
（2022.12.25于大雪中的文园）
作 者 简 介： 郝小奇，笔名、祁河 曾任市委副秘书长、西安日报社社长。高级编辑职称，现任黄土画派艺术报执行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