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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记得上次看电视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电视机罩套上那层灰如同落在了我的心上，灰蒙蒙的。 “唉，得把电视机打开通通电，免得潮气损坏了它。”心里这样想着，随手就打开了电视。 看着屏幕上跃动的画面，想起过去的年月，为了看电视，夜半三更翻山越岭的画面，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九七六年秋，那时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无比悲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展悼念活动。永寿县给店头公社调来了两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在露天剧场直播毛主席逝世的画面，以示悼念。 我们家离店头只有3华里，却分属于宝鸡和咸阳两个地区。相对距家15华里但管辖着我们的天度公社，店头算是近水楼台。千百年来的山洪在两家的界畔上，冲刷出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形成一道天然的分界线，将店头和天度两个公社生生地给分开了。大白天，小孩们结伴才敢顺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爬上沟，晚上站在沟边往下看，就更让人瘆得慌了。 9月底，秋高气爽，晚上不是特别冷，我和小伙伴们穿上粗布夹袄，天黑前就赶到了店头剧场。两台黑白电视机背靠背地被高高摆放在剧场中央的一个铁架子上，这样一来，两边的观众都能看见电视节目。 随着夜幕的降临，台下已经来了很多观众。沉重的哀乐声回荡在剧院的上空，催人泪下。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大的身躯躺在万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讲解员用异常悲痛的语调介绍着毛主席伟大光辉的历程。人群中不时响起抽噎声，突然，一个妇女大声哭泣着跑出了人群，一时间观众们哭声震天，悲泣的眼泪顺着我们的脸颊奔涌而下…… 电视直播连续播放了好几天，也使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对电视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看起来不大的塑料匣子也太神奇了，不但能看到北京天安门，还能演出千军万马令人震撼的战斗场面，一点都不比电影差，更重要的是它竟然每天晚上都能观看，不像电影很久也看不上一场。 提起电影，那可是那个年代乡里人最重要的文化大餐。那时候乡民们最喜欢听大喇叭播送的通知就是：“各生产队请注意，公社电影队今天晚上在闫马大队庄子生产队放映战斗故事片《南征北战》，望广大社员前去观看。”这条消息就像给烧红的锅里加了一瓢水，“滋啦”一声沸腾了整个山村。 “告诉你一个秘密。”小伙伴神秘地向我招招手。 “啥秘密？”我满怀期待地问。 “咱队今晚演电影呢！”小伙伴趴在我的耳边大声说道。这个好消息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气得我抡起小拳头就打，小伙伴得意地哈哈大笑着跑了。 尽管被戏弄了，但还是满心欢喜地与小伙伴追逐撵打，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傍晚时分，终于盼来了骑着自行车的公社放映员，我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放映员指挥两名社员，在乡场上栽杆挂银幕，并把一个很大的音响挂到一侧的银幕杆上。 好不容易盼到晚霞将太阳拽下了西山，红彤彤的霞光将西天照红了，织锦的七仙女可能知道晚上要放电影了，也想来凑热闹而迟迟不肯退去，急得我和小伙伴们就想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将红红的晚霞赶下西山。 暮霭渐渐地浓了起来，炊烟从农舍的烟筒里袅袅升起。不一会儿，雾霭里便传来娘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而小伙伴们却将布鞋脱下来坐在屁股下，摇头晃脑地听着音响里播放的革命歌曲，根本听不见娘的呼唤声。期间还夹杂着山羊咩咩进栏，黄牛哞哞进圈，母鸡咯咯上架的叫声，能听见才怪呢！这种时候，即使能听见也要装作听不见，气得常有大人拧着孩子的耳朵骂：“耳朵被驴毛塞了吗？” 每次演正式片子前都要加演《新闻简报》，不是毛主席接见尼克松，就是胡志明、金日成访问中国等，乡亲们也正是通过这个渠道才能了解到国内国际新闻。 那时候，只要得到哪儿放电影的消息，乡亲们就提着凳子，不顾一天的劳累，十里八里地赶去观看。尽管好多次看到的都是重复内容，但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有些人还边看边给旁边的人讲解，他不知道的是，人家可能都看过八遍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打片风靡一时。有一次，听说天度露天剧场放映宽银幕武打片《少林寺》。第一次听说电影还有宽银幕，就问堂哥这是啥意思，堂哥煞有其事地解释：“宽银幕就是剧场一周全是银幕，电影画面连在所有银幕上，观众要转着圈看。”我将信将疑，他却忽悠我说，咱们晚上可以去天度看呀。天度离我们家十五里路，我家又没有自行车，更不会骑了。再说人家两人一组，早都满员了，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像敌后武工队似的骑着自行车飞驰而去。他们回来后吹嘘了好长时间的宽银幕和精彩绝伦的武打画面，听得我好神往啊。 后来，店头好几家单位都有了电视机，每天傍晚时分，我和伙伴们就成群结队到店头街道，看哪家单位门开着，就悄悄地溜进去蹭电视看，那些单位领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做没看见我们这些小青年。当时《霍元甲》、《陈真》等电视连续剧火得一塌糊涂。看完之后，无处发泄青春活力的我们就模仿武打动作，有掌切砖头的，有砸瓦片的，掌击树木的，甚至还有腿上绑沙袋练轻功的。 好景不长，放映员们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非常不满，因为我们鞋上的泥土将人家的地板踩得脏兮兮的，观看期间还有人嗑瓜子和抽烟，甚至有人不顾别人的感受大声评论电视剧情，气得人家单位员工直翻白眼。从此之后，在我们还没到之前那些单位就已将大门关闭了，害得我们总是白跑一趟。于是，愣头青的我们将无处发泄的精力，全投掷到街道的路灯和那些拒绝我们蹭电视的单位门窗玻璃上了，闫马“哈怂娃”的臭名传遍了全公社的角角落落。后来我们这些“哈怂娃”到了找对象的年龄，店头人只要一听是闫马娃便直摇头。 再后来，我们闫马大队也买了一台14吋海燕牌黑白电视机，每周末连续放映两个晚上，这才满足了我们的电视瘾。电视机被锁在一个高高的木柜里，大队安排专职放映员准时开机。天刚擦黑，大家都自带小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电视机前，专注又认真。彩色战斗故事片《小花》就是在大队的电视里观看的，其中的插曲《绒花》和《妹妹找哥泪花流》唱红了大江南北，至今我们还能完整地唱出这些歌曲。 当时一台电视机上千块，而我们在生产队干一天农活才能挣到两毛钱左右，想买一台电视机，简直比登天还难。再说了，我们陕西生产的海燕、黄河、如意电视必须排队凭票才能买到。记得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可以看出当时电视机有多紧俏，“黄河东流去，海燕东南飞，陕西人民不如意。” 一九八五年的时候，从部队转业回到县城的哥哥买了一台17吋的黄河牌彩色电视机，我兴奋不已。便想着把他的这台电视机借回老家，在乡亲们面前露露脸，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 哥哥爽快地答应了，我小心翼翼地将电视机装箱抬到班车上，想到晚上就能在自己家里看电视了，心里抑制不住地激动。班车的终点站在天度街道，离我家还有十五里的上坡路。十九岁的我在亲戚家借了一辆架子车，挥汗如雨地将电视机拉回了家。 村里人看到我拉回来一台大彩电，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相约晚上到我家看电视。 傍晚时分，院子里已经坐满了观众。我插上电源，打开电视机，摇摆着电视机上面的天线，清晰的画面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父亲高兴地拿出一袋老旱烟分发着，一个晚上要抽三、四袋烟。 谁也没想到，第三天晚上，电视刚演一会儿，突然从电视机后面冒出了一缕白烟，紧接着电视屏幕就黑了。只听有人喊：“电视机烧坏了。” 那时候，村里的电压一直不稳，经常烧坏灯泡，没想到这次将哥哥买的电视机烧坏了，别提我当时有多懊丧了。可我一看意犹未尽的乡亲们连忙说，不要紧，我打开电视机看看，立马修好。乡亲们一听，又返回院子坐了下来。 我将电视机搬回屋子仔细察看，发现后盖的缝隙上贴着一块小小的封条，上面写着“非专业人士，请勿打开”的字样。我却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将封条取了下来，拿出螺丝刀将电机后盖打开后仔细寻找着保险丝，终于在电路板的一角找到了玻璃管状的保险，取下来一看，玻璃管内的保险丝果然烧断了。可家里没有这种保险，我就找来一段电灯线，抽出细如发丝的铜丝，缠绕在玻璃管两端的铁质面上，然后轻轻放进卡槽，一通电竟然好了。直到今天，哥哥都不知道他八五年购买的彩电保险竟然是铜丝连接的。 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客厅里的液晶大彩电完全成立摆设，人们大都沉浸在智能手机的精彩世界里了。 看着落寞的电视机，我只能感慨时代变化太快了。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幸运儿，电视机也不例外。我们做人也一样，市场是残酷的，不跟任何人讲情面。无论你的过去有多辉煌，不学习、不创新必然会被不断前进的时代所淘汰。活到老学到老，思想观念要及时更新，跟上时代的脚步，顺应社会的发展，否则真的就变成了老古董。 乔山人，原名杨文科，陕西宝鸡扶风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协会会员，宝鸡市职工作家协会会员，扶风作家协会会员， 曾在《宝鸡日报》、《西安晚报》、《三秦文学》、《杨凌文艺》、《中国水泥》等报刊、网络发表散文、小说、诗歌等作品，2019年出版个人散文集《留痕》；2020年4月，散文《地下六十米》被中国作家网录入《2019中国作家网精品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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