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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25） 1994年5月初，我跟陈总去莆田考核市公司班子。 一天晚上，她的秘书兼司机的小谢去看歌舞剧《妈祖》了，我陪她在酒店的房间坐着，一边剥食一种当地种植被称作“白蜜”的好吃的枇杷，一边聊起了三明公司的班子，她说刘金洪同志交流多年，该让他回龙岩去了，问我谁适合去三明公司接替他。于是我把机关的处长和地市公司的经、副理在脑子里迅速地过了一遍，推荐了几个人选，似乎没一个她满意的，一个个给否了，说这个人那方面欠缺，那个人这方面不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领导者用人的艺术，不就是扬其长避其短吗？！再者，我们明明在莆田考核班子，她不跟我议论这里的干部情况，却拼命跟我扯三明的事，我感觉有点怪怪的。 不久，谢秘书回来了，我们就中断了三明谁去接班的话题。 进入五月，山区雨水陡然增多，三明地区所辖十二个县市，突降持续性特大暴雨，整整三天四夜，连续下了八十多个小时的雨，降雨量普遍在200毫米以上，宁化、清流超过400毫米，全市三条主要河流沙溪、金溪、尤溪的水位均超警戒。我从市政府拍摄的内部资料片，看到洪水狼奔豕突闯进城关、乡村、淹没街道、农田、民房，卷走猪牛羊、鸡鸭鹅那惨不忍睹的情景。这场“5.2”洪水，是这一地区两百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害，全市社会经济损失达51.6亿，死亡110人，2000多人受伤，1000多辆汽车损毁，许多保险标的和财产受损……三明市保险公司的员工全员出动，日夜查勘、理赔都忙不过来，省公司从临近地市抽调了大批骨干支援，陈守云总经理刚从莆田考核班子回来，就率队亲临三明水灾第一线，了解灾情，看望职工，指挥保险理赔工作，一直忙到月底才回到省公司机关。 六月上旬的一天，陈总突然来到人事处，坐在我们三个处长的办公室里，她关上门先给朱处长谈话，不一会老朱便满脸阴沉地出来了。我心里明白，她年龄到站，准是要她下了。接着叫我进去，我走进房间，屁股刚落座，她就对我说：“你也知道，老刘交流到三明好几年了，党组决定他回龙岩，让你去三明接替他的工作。”陈总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因为毫无思想准备，我咋一听懵了。不过，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事与她一个月前的那个夜里在莆田宾馆否决我推介去三明人选之事的关系，原来她早就猫上我了。决然想不到，因为我的缺点毛病也不少，同样是经不起求全责备的，按她的标准，我自忖也在不合格之列。 “去三明，我能干什么？”我不自信地问。 “干副经理，主持工作。”她误以为我问“干什么”职务。 干副经理？！ 老朱到站退下来，接任人事处长职务不敢说舍我其谁，但起码我是重要人选，按常理我在此干了三年多副手，在部队本就是多年的正团职务，又干过干部工作，接任人事处长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但我知道，公司觊觎人事处长位子的大有人在，个别人甚至早已为此做足了功夫。所以老朱还没退，有人就急不可待在外面竟敢以人事处长自居。我向来不善此类“功夫”，不想巴结谁依附谁去做谁的心腹干将，我知道自己大概率无缘此位，离开人事处是早晚的事，甚至是很快就会发生的一件事，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从部队任正处级算起来已有十二年个头且转业在公司后一直勤奋努力工作的人，竟然恢复不了正处职务，要叫我副处离开人事处。 这很不公正，脑残的人，才不会有想法，可我思维很正常，没有脑残。 听罢她对我职务的安排，我既惊诧又气恼。但我尽力控制住自己激愤的情绪，用还算平静的语气怼她：“陈总，我不去。” 这个回答，出乎她的意料，她似乎也惊诧了：“嗯，你还不去？！”让我去当一方诸侯，尽管是个副的，在她看来或许原本以为是很重用很抬举我了，我该感恩戴德、立马陪笑称谢才是，想不到我竟然阴着脸敢说“不去”。 “我不去！”我声音更大，语气也更重了。 “你为什么不去？”她虽然脸有愠色，但语气轻缓，还算克制。 “不想去，我没有那个本事。公司在你的英明领导下，人才济济，那么多的处长、副处长，你随便派一个去就好了，干吗非要叫我这个半路出家的转业干部去呢？我家里有困难，男孩子读高二，马上要考大学了，正在关键时候，我不在家不行，误了孩子是一辈子的事，耽误不起，所以我不去。”她当然知道我生硬的话语里带有强烈不满和些许的嘲讽。 这下把老板给惹火了，她一向性格直爽、脾气急躁，态度立马严肃起来，音调也提高了八度，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不是你想不想去的问题，这是公司党组的决定，我工作都做好了，你愿意去得去，不愿意去也得去，你必须去。”随即她的手重重地拍在了木沙发的扶手上。 工作都做好了，这话啥意思？！ 一个“都”字，说明她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我猜想她这回去三明救灾，恐怕早把我要去那里任职的事说出去了。这一点我去三明赴任，拜会市委周书记时，从他说的“欢迎，欢迎，上次陈总来救灾就说了要派人事处长来”的一席话中得到了印证。我若是真的硬顶不去，老板岂不要自己打脸，这事将何以收场？！见我当时不去的态度还表现得挺坚决，她着急上火，气得七窍生烟，责令我“不去也得去”、“必须去”。 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唯独我的工作可以不做？！ 企图以势压人，拿党组的决定来压我接受这个不公正的职务安排，我是不会买账的。如果我有错，我可以接受严厉的批评，也可以接受撸掉我的芝麻官，但我不能接受对自己的不公平，更不能接受欺负老实人，士可杀不可辱，这是我的底线。本来我就窝了一肚子的火，此刻老板又一顿呵斥，让我心中的怒气找到了发泄的机会，情绪一时难以自控，我“倏”地站起身来，朝她用力扬起手说：“我就不去，你另请高明吧。”说完，我真想甩门而出，那一刻我准备豁出去，心想大不了我什么职务也不要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真是“无欲则刚”啊。但在我转身迈步的一瞬间，我立马意识到了自己太过冲动，不够冷静，有失矜持，就又坐了下来。 谈话陷入僵局，谁都不说话了，室内空气一时凝固。 今天他是怎么啦？！陈总一定大为吃惊，因为平素我给人以性格温和有修养的印象。我自己也惊讶了，对一个掌控自己命运的上司，竟敢如此冲撞，在我也是破天荒的一件事。不过，我一向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自律甚严，也能够做点事，被上司如此不公正地对待，也是我头一回遭遇。 据处里的同志后来讲，他们在客厅里（当时，办公大楼炸掉重建，公司租住在豪城花园的宿舍楼）听到动静，都吓慌了神，说：“不得了，陈处跟老板干起来了。”他们有如此反应不奇怪，当年老总头上顶着“三八红旗手”的桂冠，还有着“女强人”的美誉，加上她在公司里无人能及的社交能力，在社会上声誉如日中天，许多人眼里，她在公司有着女神般的地位，谁敢冲撞冒犯神祇？！ 过了一会儿，还是老总率先打破了僵局，她语气明显缓和了下来，说：“有困难，你可以跟组织讲呀！” 我家里的确有困难，但也并非不能克服。我刻意强调困难，原本是想找个借口。既然老板这么说，我就把我妻子在梅峰宾馆开小车，下班无定时，家中没个人，两个孩子回家连饭都没得吃的困难说了出来。 “还有什么？”老总问。 “我怕自己没有这个本事，干不了。” “怎么干不了？！”陈总的反问，当然是否定之否定的意思。 既然她这么说，我便借由她对我的反问不客气地去反问她：“陈总，看来你是打定主意要我去三明挑担子了，你把这么大一个公司交给我，那么你是觉得我行呢，还是不行呢？大家都知道你陈总是个干事业、做大事的人，如果觉得我不行，恐怕你也不会叫我去，你不会拿事业开玩笑。如果觉得我行，又为什么要叫我副职去那里主持工作，不愿意给个正职呢？说句实话，倒不是我有多么稀罕这个正职，但是我副职下去，别人就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免不了会加剧班子的内耗，那里的情况你应该很清楚，会增加我管理的难度，会把我的精力大量消耗在班子内部的矛盾和纠纷上，这对公司业务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我不明白，既然叫我到那里去，公司为什么不能给我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呢？” 说完，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当然啦，不恢复我的正处职务，我觉得陈总你在这件事上做得很不公正……” 这句话,老板不太爱听，她当即打断我的话问：“我怎么不公正？” “公司里正团职的军转干部，比我早进公司的恢复正处了，比我晚进公司的，你也给他们恢复正处职务了。唯独我这个担任正团职务时间最长的转业干部，不能恢复正处的职务，这是为什么，你能给出一个叫我听了心悦诚服的理由吗？老总你也知道，习惯上的做法，组织、人事部门出去的干部，只要不犯错误，即便德才平平，谁不是干个三、两年，就升个一官半职出去呢？我来公司五年了，在人事也三年多了，恢复我的正处职务，就这么难吗？不恢复我的正处职务，人家会怎么看我，不知道情况的还以为我犯了什么错误，知道情况的，人家又会怎么看公司，看你陈总呢？难道你真的觉得让我副职去三明公司主持工作，对我是公正、公平的吗？” 我的几个问题，把老板问住了，她猝不及防，一下子不好回答。 老总楞在那儿，一时没有说话。我就抓住机会，来了一连串的自问自答。 “是我资历不够吗？告诉你吧，我是1981年的副处，1983年的正处，从我在大军区机关任处长职务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些在我的档案里都记载得明明白白，也许你工去作太忙，没有看过我的档案材料，也没有人对你说起，不了解这些情况。”我的老板1949年参加革命，是南下服务团的老干部老党员，她1980年开始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 “是我工作能力不行吗？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工作能力决不在多数地市级公司经理之下，也不在机关多数的处长之下。相信公司党组、老总你也是认可我的工作能力的，要不，也不会叫我去三明公司挑担子。” “是我表现不好吗？别的不说，就说我妻子前年腰椎间盘突出，她看病、在家躺床铺三个多月要伺候，我两个孩子读书、女儿那年参加高考，家里的事，把我忙得焦头烂额，可我没有请假耽误过一天工作，也从来没有迟到早退。不管是岗位职责里的事，还是领导交给我的临时性工作，我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的自问自答，就像一串连珠炮似的接二连三放了出去。 陈总在静听，同时也在思考。见我不说话了，她侧过头来对我说：“好吧，下午咱们就考核，看看群众能不能通得过。”她这样说，是自己在找台阶下，而不是真怕我群众通不过。我心想，只要你考核，不太可能不通过，我对自己在群众中的印象还是有自信的。 老板说话算数，下午上班果真马上就考核，一考核我就顺利通过了。 平心而论，这位女领导平时虽然“霸气”些，她还是大度的、讲理的、是听得进不同意见的。我这样冲撞，她并不计较，听完我的陈述，她大概觉得不无道理，便修正了自己原先的一些想法，立马考核我。换个小心眼的领导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给我小鞋穿就不错了。这个老革命、老党员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能从党的事业出发来考虑和处理问题，我佩服她、当然也很敬重她。 “考核通过了，你去吧，当经理干正职。”老板对我说。 “老总，你真铁了心要叫我去呀？”我问。 “这是党组的决定，可不是儿戏，也不是我要你去。”老总认真地说。 “那我还有些困难和要求。” “你说，家属的事，你有什么考虑？”老总问我。 “如果可能请帮助调到保险公司来，能正常上下班，孩子放学回家有口饭吃。她开车不久，原来是车队的会计，长时间搞财务工作。”我提议并介绍。 “行，我叫人事去办。”老总很干脆。 “机关买了宿舍楼，马上就要分房了，我希望领导照顾一下，让我参与机关分房，我没有房子，现在还住部队营房。再就是我交流三明，你说过只去两年时间，这个问题也请老总在党组会上给大家明确一下。” “这都没有问题,还有什么？” “没了”。 “没有了，那过几天就下命令，你抓紧把手上的工作和家里的事安排一下，听候通知，准备上任，去了要好好干。” “放心吧，陈总，我会努力的。” 我的困难和要求，公司悉数予以解决。陈总做到这样了，我无话可说。不管是出于何种考虑帮我解决这些困难，我对她对公司都心存感激，我决心全力以赴，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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