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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把小说称之为“心灵世界”，她认为“小说绝对是一个人独立的心灵景象，它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的个人经验，”小说这种心灵世界的价值就在于为人们“开拓精神空间，建筑精神宫殿”[1]。小说这个虚构的心灵世界，反映的是小说家对这个世界的独特审视和他自己对世界的独特领悟，因此，在小说的背后存在着小说家对这个世界的觉解和小说家独特的审视视角。小说家在其自己作品中的审视视角是指小说家在构架作品、组织题材时，通过自己对世界的觉解而希望作品所反映的内涵、意义和价值的观测角度。每一个小说家的价值观不同，对世界的觉解不同，因此小说家作品的审视视角也会不同。同一个小说家在不同的写作阶段和不同的作品中，其审视视角也会存在差异。小说家在描写作品时的审视视角有单一的，也有多面的，小说家的审视视角越多面，小说的思想内涵就越深刻。尽管小说家作品的审视视角存在差异，但也存有同性，较普遍的审视视角有政治视角、历史视角、人本视角、心灵视角和超验视角等。 政治视角是作者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和构筑小说题材的一种审视角度，政治在这里既成为一种审视视角，也成为一种价值评判准则，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反映国家和政党的某些需要。目前国内出现的大量战争题材和反腐题材的小说大多都属于这种审视视角。从政治视角出发，也能出现一些切中时弊、伸张正义、激荡人心的作品，像前几年热播的《人民的正义》。因为政治常常代表政党和政府的意志，并具有显著的时段性，因此单纯以政治视角来构筑作品，会容易使得小说成为政治的附庸，并使得作品内涵简单，缺乏持久的生命力，当政治关注点发生转移，某些政治小说可能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我国文革前后出现的大量小说属于这种审视视角的作品，像《艳阳天》、《金光大道》、《林海雪原》等。当时代旋律发生改变，这些作品失去其原有的政治价值，便自然被读者所遗忘。 历史视角也称为客观视角，这种视角要求作者所构架的小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真实地反映历史真相。很多历史小说本身就是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像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熊召政的《张居正》等作品。这种小说故事情节可以虚构，但人物的性格、人物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作用、在人物身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如果出现重大失实，那就违背了历史真实性原则。历史小说之外的其他小说的人物和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这些虚构的材料取之于客观实际，人物的性格、言谈，故事的情节发展变化应该符合客观逻辑，遵从自然常理，否则就违背了真实性原则。“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2] 人本视角也称为人性视角，在人本视角下，起伏的政治波澜和宏大博深的历史将不作为小说叙述的重心，也不作为价值裁定的尺度，它们全部退后成为小说叙述中人物命运变化的背景。小说关注的是在这种背景下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人物的生存状况，人物生存权利和尊严的尊重，人性是自由、舒张还是被压抑和曲扭。 从心灵视角看，人类的苦难、快乐、奋斗、颠簸，命运的跌宕起伏，所有都是人类心灵的直射和折射，张承志把伊斯兰教的一个支教哲合忍耶的教史的叙述就直接称为《心灵史》，哲合忍耶的苦难史、奋斗史、隐忍史是哲合忍耶人一代代人心灵的血泪史和精神史。把小说的视角直接指向人的心灵，在这种视角下，所有的叙述都成为背景，揭示处在人心灵深处的旋律、搏动和呼喊成为小说要表达的主旨。当代作家中，对人的心灵最为关注，并把笔锋直指心灵的应数史铁生。史铁生的笔触就一直在人的心灵琴弦上吟唱，他的《我与地坛》、《扶轮问路》、《病隙碎笔》、《务虚笔记》，无一不直指人心。他“用最简洁明快的方式直指人心，直指我们内心深处那些最尖端也最终极的价值悬问”。[3] 心灵的思考和追问必然要指向灵魂，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终极性问题叩问着一代代人的心灵，最终必然指向宗教的超验。超验是人生命运中躲不过的问题，也在所有问题中最难回答，最没有答案。超验视角不一定作为小说的主律，但是一部好小说应该有超验的俯视，超验的高度，否则将没有味道。陈忠实的《白鹿原》尽管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可在他的小说中仍有白鹿精灵、人物宿命等超验内容。《红楼梦》中如果抽去太虚幻境，一僧一道，宝玉出家等内容，《红楼梦》的思想内涵和文学价值可能要大打折扣。 二 方方的小说《软埋》描写了在土改期间，川东地主陆子樵看到周围几家大户被批斗，被枪杀，有些家庭整门遭到灭绝，自己的儿女亲家一家也被枪毙。在明确得到他家要被批斗的前夜，全家留下儿媳妇和孙子，其他十口人全部服毒自杀。儿媳妇黛云把全家软埋后，带着儿子从暗道逃出。在船上接应的家人富童听到陆家的佣人小茶也被软埋后，抛下黛云去寻找小茶，不幸造成船翻，黛云被水卷走。在下游被人从河中捞起，昏迷十几天后苏醒过来，却终生对过去的经历失去记忆。后来在医院改名为丁子桃，嫁给救她的医生吴家名，并有了儿子吴青林。虽然对过去的所有经历产生失忆，可软埋这个潜意识中的恶影始终没有离开过她，并一直痛苦地折磨着她，让她的心灵一刻也没有得到过安宁。吴青林通过阅读父亲的日记，了解到了父母亲的身世，通过和同学龙忠勇对鄂西川东几家大户豪宅的考察，窥探出当年母亲生活的支柱马迹，就在母亲的身世即将明朗时，丁子桃在轻声呼唤一声“我不要软埋”之后不久安静地咽了气，故事戛然而止。 在阅读完作品，我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在《软埋》这部作品中方方自己选取的哪些审视视角？我认为方方采取的是多维审视视角，主要有历史、人本和心灵三个视角。 方方这部作品是一部典型的以土改为题材的作品，主要人物的悲摧命运都是在土改期间酿成。土改是中国近百年社会变革过程中发生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涉及到处在农耕社会中广大农村中所有人的命运，把这一政治事件作为小说题材，很容易让人们想到作者有自己的政治取向，回避不了政治视角。作者直面这段历史，“土改的历史进展时间并不长，但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尤其是农村，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4]！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政治视角来处理这段题材，而是采取了客观的历史视角来面对这段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远距镜头把它拉申成为人物和故事的叙事背景，探讨在这种背景下，人物命运悲摧、人性的曲扭和心灵的严重摧残。 作为以土改这段特定历史为背景的小说，《软埋》与以往土改小说的显著不同是叙事者尽量超脱个人及其家族在土改运动中的政治恩怨，避免宏观的政治社会叙事，从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运动暴力对个体生命的摧残和生命个体的独特体验的角度，来真实、客观地反映这段历史，这就是《软埋》这部作品的历史视角。 我国在很长时间内出现不了反映土改题材的杰作[5]，四五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的小说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邪不压正》，这些小说拘囿于政治话语的束缚以及政策的规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叙事模式僵化与主题先行的弊端[6]。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是作者带有既定的对土改运动的政治立场来叙述这段历史，作者大多是土改运动的亲历者，他们看到这次暴风骤雨式运动终结了几千年来在中国农村保存的土地私有制度，使得土地从在农村占5%的人手中释放出来，分配给广大农民，解决了农村大部分人的土地问题，并为后面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进步奠定了基础[7]。这部分作品“以政治和政策为主导，记述历史进程，而对历史进程中被挤压的个体的命运，则缺乏必要的关注，作品成为政治运动的次声部”和“政治运动史”[8]。作品大多从政治视角出发，拘囿于时代辖限下的政治话语，局限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强调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人物脸谱化，人性严重曲扭，作品无法呈现客观的历史镜像，这部分作品除了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痕之外，没有过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土改暴力是土改期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8]，采用极端的“群众运动方式来与地主决裂，得来土地”，运动中打耳光、跪瓦渣、浇毛粪、剥衣服等暴力手段屡见不鲜。1950 年，“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9]。土改期间在鄂西川东一带也发生了批斗、殴打、枪毙、自杀的暴力事件。从历史视角看，土改暴力是土改运动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客观存在，这种暴力是一种惨绝的反人性行为，缺乏对人的生命尊严的基本尊重，极度地摧残了受虐者的肉体和心灵，并为后续的反右、四清、文革等运动的暴力形式提供了经验，这种暴力具有典型的野蛮社会的反人性特征，在法治健全、道德昌明的文明社会绝对不允许存在，并需要严加鞭笞。 20世纪40-50年代的土改小说一部分有意淡化土改暴力问题，强调土改运动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可喜变化。如孙犁的《秋千》、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等。另外一部分虽然没有回避土改暴力问题，但他们赋予土改暴力具有顺应历史、顺应民心的历史进步意义[8]，普遍把暴力展现为无产者的愤怒和复仇的快感，作家通过叙事将其整合成为贫苦的劳动人民对其旧的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仇恨[10]，如丁玲在描述贫农对地主的仇恨时写到：““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钱文贵）身上了。他们恨不能吃了他。”[11]早期土改小说从政治视角出发，为了歌颂土改运动，粉饰并合理化土改暴力有其历史的局限和必然性。 方方小说《软埋》的历史视角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尊崇客观真实。整部小说从客观真实性出发，来设置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小说的人物设计都有其自身的生活逻辑和情感走向，人物没有像20世纪40-50年代的土改小说，用阶级分析进行划线，人物过分脸谱化和扁平化。例如，地主大户陆子樵是一个靠鸦片发家的川东大户，这就使得这个家庭带上了不光彩的原罪，可陆子樵本人又是一个有中国传统士人风威，诚待朋友，并对革命有功的大户乡绅。他平时善待下人，在软埋时，几个家中的佣人甘心情愿和他一同赴死。可在对待王金点母亲面临难产的紧要时候，却用马车来要挟王家对让土地，并造成产妇失血死亡的悲剧，为以后金点当任了工作组组长后报复陆家种下祸根，从而导致软埋悲剧的发生。再比如，小说主人公丁子桃，既是软埋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终生承受软埋恶魔的折磨，可她却曾经因为和小姑子的矛盾，而把王金点的母亲遇难的身世告诉给金点，为软埋的发生承担了道义上的责任。 第二，直面土改暴力。方方没有回避，而是直接面对土改暴力，整部小说围绕着“软埋”这个在土改时发生的川东某地的惨绝的暴力问题展开。土改暴力是在土改运动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小说故事来源于一个朋友母亲的真实经历[12]，，并做了巧妙的艺术创造和加工。小说取材有其历史的真实性，小说所表现的土改暴力问题又具有普遍性，使得小说在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刻画中有了它的普遍意义。对待土改暴力的态度上，小说首先是直面，不做任何回避，把在川东土改期间发生的软埋作为小说的故事核心撕展开来描写，描写了造成软埋的原因，软埋过程的悲烈和血腥，因软埋给丁子桃终生心灵造成的伤害。另外，对土改暴力不掩饰、不粉饰。《软埋》不同于许多土改小说，考虑到土改运动的政治意义，而对土改期间发生的暴力问题有意进行掩饰，或者把暴力问题通过地主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复仇而进行合理化。 第三，客观面对土改。更多从人性角度揭示了发生在川东地区的土改暴力对人性的摧残。超出的的事件可我认为方方在整部作品中，对土改采取了极为冷静客观的审视和评价，这点我们后面要讲。另外，方方并没有简单地把作品定位到一部政治小说，采用简单的政治视角来对土改这个重大事件进行政治评价，而是希望通过人物悲惨命运，进入人物内心，引起读者的深层思考。 小说引起争议的原因是小说以土改这个敏感话题为题材。客观来说，只要关切到人类历史的兴衰、人类命运的起伏、人类心灵的搏动，任何社会事件和社会生活都可以作为小说家笔下的题材，好的小说就是要揭示人类的命运史、心灵史，并通过虚构的故事情节中展示的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和悲欢离合引起人们对人类命运和心灵的悲悯和反思。因此小说题材没有敏感不敏感之说的，只是小说家怎么运用这些题材，来展现怎么样一个特定画卷，希望引起阅读者产生那些回味和反思。
[1] 王安忆. 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12 [2] 王国维. 人间词话.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3 [3] 韩少功. 我读《病隙碎笔》. 另一种理想主义，凤凰出版社，2011.11 [4] 方方. 文学报. 2016年3月3日 [5] 陈思和. 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6] 韩春燕，周鸣. 土改叙事的新维度-评方方长篇小说《软埋》.扬子江评论，2017.1 [7] 老田. 告别革命后的文学想象力问题-评方方的土改题材小说《软埋》. 乌有之乡网刊：文章：历史：历史视野，2017.3.1 [8] 张全之，刘媛媛. 中国两类土改小说的比较研究. 文史哲，2012.2 [9] 杨奎松. 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问题.史林,2008.6 [10] 张维阳. 如何叙述历史的真相与隐疾—以方方的《软埋》为例. 南方文坛，2017.2 [11] 丁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16页 [12] 方方. 《软埋》后记:我们不要软埋. 人文学出版社，2016.8
作者简介：卫红春，毕业于西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高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师，喜欢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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