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山的姑娘（原名：我的城市初恋）
（一）
依然很怀念那段时光，因为懵懂。
十八岁那年，我将自己锁进了老家的农事里。和父亲一起种烤烟，打麻，操心一年的活计。农闲时，和隔壁的傻女人去深山里挖草药，摘金银花。晚上在煤油灯下如痴如狂地读小说，翻阅父亲从大队带回家的报纸。心有不甘，但安于现状。
常和在外地读大学的姐姐通信，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途径。姐姐说，既然不上学了，也不能总待在家里，有机会还是要走出大山去。那时候外出打工已经风潮云涌，我能想象外面世界多么精彩。如果不出去打工，那么在家开办一个养猪场，做一个思想先进的农民也不错。这样一来可以增加家里的收入，二来可以让村里人吃上便宜的猪肉。可惜我这个想法，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买猪苗需要很多钱，家里经济已经伤痕累累。自然，父亲不会同意，家里也拿不出钱来。
走出大山前一天，我刚收完麦子，在县城读高中的表哥来找我，说舅妈的弟弟在西安的报刊亭需要人手。第二天一大早，我手里拿着父亲从邻居家借来的三十元钱，打算先去县城。离开家的时候，祖母恋恋不舍地送我。我这样一走，家务活重新落到她一个人身上了。我有些愧疚，她已经七十多了。但这样的心情很快被将要去省城诱惑稀释掉了，我跨上表哥的自行车后座，心已经飞向了遥远的山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只是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家，其实是和故乡那一方水土永远的别离。
我家距离县城有一百二十里路，却有六十里根本不通车。因为不通车，那六十里只能靠脚步丈量。其余六十里是当时省道，如果凑巧碰到从省城来的班车，那就很幸运。如果碰不上，就只能厚着脸皮，拦截少得可怜的，只要从身边经过的任何一辆车，期盼司机开恩，让搭一趟顺风车。我先在县城稍作停留。县城，我十八岁之前只来过两次。第一次去县城，是陪姐姐去查阅她高考成绩的。一路上，姐姐给我描绘县城的繁华。我们脚走起了水泡，钻心地疼。第二次去县城是因为中考。考试间隙，我走遍了县城边边角角，已经探究过县城的神秘。
而这次去的是省城，祖母给我讲过很多次“背盐”故事里遥远而神秘莫测的省城啊！祖母说，我们和省城之间隔着一座大大的秦岭，那里一年里除去六月，其他时候满山都是积雪。很久以前由于秦岭的险峻陡峭，交通极为不便，家里吃的盐全部是靠人力背回来的。背盐的时候，通常是兄弟父子或者亲朋好友结伴而行。他们一走就是几个月，很多人翻越秦岭时遇上危险，丢了性命，所以我们民间常骂人说“你爸爸背盐去了”。
舅妈刚好去省城出差，小表妹放假也一同去。我很想通过她们打听我将要去的地方，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但我从小就怕舅妈，因为她是城里人。而我原本就自卑内向，更怕同车的人说我“老土”，所以就一直忍着没敢开口。舅妈和小表妹坐在我前一排，她们娘们俩自顾自地聊天，完全忽略了我的存在。好在沿途的风景一直吸引着我，简直目不暇接。
车子沿着河道而行，河两边是巍峨的大山，公路像是夹在缝隙里的巨蟒。小河口，镇安，柞水、、、、、一个个我不熟悉，但很特别的地名被同车人念出来，又不断地被车子抛在身后。四个小时后，车子已经行进到了秦岭脚下，并在一个小站停下来。给车子加水，让旅客吃饭。抬头看山上，并不见祖母所说的积雪，倒是气温突然降低了很多，感觉特别凉。盘山公路在丛林中若隐若现，直插云霄。这就是秦岭吗？我被山顶上黑霭霭的霾吓住了。
半个小时后，车子和旅客都准备停当。就要翻越秦岭了，司机也换成了年纪大的那个人。公路是折叠着往上爬的，看着后一辆车就在脚下，却始终没有跟上来。一车人议论纷纷，担心车子在这样的山里抛锚或者出现事故。是啊，转弯几乎是九十度以内的，睁眼看，车窗外就是万丈悬崖，靠内侧是笔直的山石。车子不断绕圈子爬坡，乘客们个个表情严峻，忐忑不安。不知谁说：“还是闭上眼睛吧，不要看车子外面，就会好一点！”。大家便不再言语，祈祷中把命交给了司机，颇有一种听天由命的“自在”。
而我对这样的一切充满了好奇，时而睁眼，时而闭眼。忐忑不安，内心巨大的冲击，排山倒海。
（二）
两个多小时后，听人说“开始下山了！”有人打完哈欠后，抖擞起精神来。那样的路况，大多数人是假寐，真正睡着很少。只见司机屏息凝神，表情严肃，双手紧握方向盘直视前方。“天啊，翻车了！”有个乘客叫了起来，我赶紧向窗外望去，隔着山梁的地方冒起一阵浓烟，是我们后面的一辆车翻了。司机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全神贯注开车。也难怪，常跑这条路，眼见的危险多了去了。而刚翻倒的那辆车，只能等着其他过路车来救援了。
一个小时后，到了丰裕口，一车的人长舒了一口气，司机居然有了笑容。听舅妈和表妹说：“终于过完秦岭了，咱们赶着去舅舅家吃晚饭吧！”。我这才确信，终于走出了惊险可怕的秦岭。
十几分钟后，映入我眼帘的是八百里秦川平原。天啊，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平整的土地。白杨树像哨兵一样站在每条道路两边，把偌大的平原分成不规则的小块。风吹过，白杨树叶子哗啦啦作响，夹道欢迎的掌声清灵愉悦。从那刻起，直到很多年以后远离故土，我依然对白杨树保持着情有独钟的喜爱。平，一望无际的平。平原上的房子，像和我们做迷藏似地。疑似在眼前召唤，而真正想要碰面，却很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抵达。远处，四合院在雾蒙蒙的黄昏里，若隐若现，我甚至疑惑这就是书里描述的海市蜃楼。
西斜的阳光一点点收缩着褪去，眼前楼房逐渐多起来，高起来，路上的车辆增加起来。我的心一阵收紧一阵放松，我知道，这就是我要到的地方。省城，我来了！城市，我来了！可是此刻，感觉自己是多么卑微，如此渺小啊！楼房越来越密集，人流车流开始浓稠起来，我突然感到害怕，这是不同于我对秦岭的害怕，要说对秦岭的害怕，那是因为它比老家的山高比老家的山险峻。而对即将面对的城市的害怕，那是一种巨大的未知正包围着自己。
街灯亮起来，我第一次见到了书里所说的霓虹，在纵横交错的路口，红的黄的绿色的交通灯闪烁着。这像是一个迷宫，让我恐慌，恐慌的不知所措。
进入市区，乘客开始不断下车。车每停下一次，我的心就狂跳一次。我有些怕下车，我想如果我一直坐在车上，那么我就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过客。下车，意味着我要融入到它当中去。透过车窗，我观察街道上穿着时髦的行人，那些花枝招展的少女，她们个个裙裾飞扬。而我，不由得看了自己一眼。上身是在老家街上裁缝店里裁剪的衬衣，下身是减价健美裤，脚上穿着一双五六块钱买来的平跟凉鞋。我和城市，和街头少女，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这更加深了我的惧怕和自卑。
“到了，终于到了”。舅妈和小表妹开始收拾东西，我再一看，车子已经驶进了——南门车站，当时西安的第一大汽车站。人多，吵杂、混乱。我们一下车，一群摩托车便如蚂蚁碰见一粒米般围拢了过来，吓得我连连后退。舅妈挥挥手，一辆出租车就向我们开过来。我还没回过神，舅妈已经拉开车门，督促我上车。
车子在灯光闪烁的街道上拐来拐去。我眼花缭乱中，看见挂着各种招牌的门面房、商场超市、酒店餐厅、、、、在街道两边晃动。半个小时候，大概到了，舅妈和表妹先下车。第一次坐出租车我，因为不懂如何拉开车门而涨红了脸。最后还是司机嘲笑着帮我打开了。
舅妈的弟弟一个人等在武警中队门口，见面就告诉舅妈，他在招待所帮她们开好了房间。接着一群人在一家小餐馆坐下。那是我第一次下馆子，但当时因为紧张什么也没印象了。唯一记住的是，自己当时很饿，但因为胆子小而没敢吃饱。
其实舅妈的弟弟，也就是表叔一家人挤在一间十来平米的房子里。整个房间一张大床，再摆上他女儿的一架钢琴，一个长沙发，占据了所有位置。做饭只能在走廊上。他五岁的女儿第一次看到我说：“这个姐姐好土啊！不过她的大辫子我喜欢。”看看那架钢琴，我就知道必须对这个公主要特别好。好在我在家乡时候给山里的孩子上过一段时间课，和这公主相处应该不会很难。表婶看看我说：“头发长了不好，土气，明天我带你去剪掉它。”我微笑点点头。她拿出几件旧衣服来说：“明天穿我以前的这些，旧的都比你身上的好看。”我也微笑着收下了。我想问应该小心翼翼地去适应，从适应他们家的生活开始。表叔简洁地告诉我，以后我每天跟着一个陕北的女孩在报刊亭学习卖报纸，晚上再和那个女孩回到他办公室里住下。表婶再三叮嘱我，不要对那个陕北女孩说那些衣服是她送给我的。
一见到陕北女孩，就觉得我和她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白白胖胖的，我又黑又瘦。她对我似是而非地笑笑，有些高傲地询问我的家底。当她知道我和主家有亲戚关系时，从表情上来了个“质朴”些的转折。说：“早点睡吧，明天要早起做早餐给他们，乐乐最喜欢我做的早餐。”乐乐是表叔女儿的小名。她为了讨好主家，显然为自己增加了一项劳动。整晚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切就好像还在梦里，那么地不真实，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天亮时我刚睡着，那个女孩叫醒我后，就匆匆忙忙地去做早餐了。我收拾完毕，因为到休息的地方当时是晚上，没注意路径，结果却在武警中队的院子里迷路了，怎么也转不出去，怎么也觉得房子没有记号，全部一样的。没出息的我在这个时候想家了。我想起了老家的简简单单的土胚房，想起了祖母，弟弟妹妹，眼泪突然流了出来。后来还是那个陕北女孩来找我，才带我走了出去。
我的第一天城市生活开始了，我不知道自己将会闹出怎样的笑话呢？我和城市，真能交流吗？我心里像压着一块巨石，上面写着挑战自己，挑战城市。
（三）
已是人到中年，这些年来走过了很多个城市。比如广东，我在那儿生活了近十年。要说我应该会喜欢广东的某一个城市。但我要说，如果问我喜欢那一座城市？我会毫不犹豫的说，喜欢西安，喜欢如父母般宽厚的古城。如果非要将西安的白天和夜晚作一区分的话，它白天更像一个面容威严内心包容的父亲，宽厚的城墙，是他结实的胸膛，让儿女依偎。夜晚，在柔和的街灯映照下，它就容我们亲近的母亲。在她雍容华贵的外表里，有一颗温婉善良的心。她是让儿女累了就想回家的母亲。
说起来我真正在西安生活只有一年半的时间，那些日子数也数得清。对一个城市的热爱或者说记住一个城市，是因为那里有自己心心念念的人。我要说，曾经的确是这样。我将自己的任性的初恋赌气丢失在古城里，连同丢弃的还有那些无忧无虑的纯洁的日子。
我好不容易留了几年的大辫子在表婶的要求下剪掉了。报刊亭生活在我的懵懂中开始了。每天，我们吃过用第一天剩的米饭做的早餐后，陕北女孩骑自行车带着我，我抱着装满开水的保温瓶，穿大街走小巷赶去报刊亭。每个礼拜表叔给我们每人五元钱。那时候西安一碗凉皮七毛钱，五元钱刚好是我一个礼拜的午餐，晚饭则等晚上十点以后回去吃。有时候我们不想吃凉皮，就去称一块千层饼。城里人吃饭精致，饭量小，而我这个乡下来的正长身体的人来说，好像永远吃不饱一样。七毛钱称的千层饼是很小的一块，那点香味诱惑的我更加饥肠辘辘。
每天中午和晚饭后是报刊亭最忙的时候。对面就是一所大学，那时候电脑没普及，大多数学生喜欢看书，以杂志居多。下午三点左右，报社派人送来当天的晚报和新出的杂志。他们在街道的另一边招手，我小心翼翼地穿过街，抱着一大堆新书新报纸，心惊胆战地沐浴在新鲜油墨的香味中。傍晚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因为附近就我们一家报刊亭，学生市民蜂拥而来。学生对时尚杂志很感兴趣，而电视报、西安晚报、参考消息等很受一些老头老太太的喜欢。他们一部分人买了并不急于离开，而是依着报刊亭阅读起来。这时候，陕北那女孩就顺便和他们当中的一个拉家常，我我低头沉默不语。偶尔有人问陕北女孩：“那女娃怎么不说话？”陕北女孩笑着说：“我妹妹才来的，不习惯！”实际上，我真是不习惯，不适应。在卖报纸的时候，我对她依赖很强。可是表婶悄悄对我说过，等我熟练以后就炒掉她，说不喜欢她太精明了，再说报刊亭也只能留一个人。可我仍旧对城市那如潮的车流人流、繁华的街市，感到惧怕，怕说出惧怕来叫人笑话。而心里，一直感到孤单无助，一种无法融入的孤寂。
每天一早去报刊亭，晚上十点以后关掉报刊亭“回家”。我以为我的打工生活就这样下去了。明明是我初中同学，她已经来西安半年了。自从那天她来看我过后，我就一心想去她那间厂子上班。她说那儿有一群旬阳人，老乡多，好玩，上班也不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可以和她一起。所以有一天我和她约好，悄悄地将自己随身衣服带到报刊亭。我打算离开，却告诉表叔甚至也没有和那个陕北女孩说。没告诉表叔除了担心他们家因为怕不好对舅舅交待，而不让我走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害怕和表叔交流。那是源于一次下班后，表叔来接我，坐他摩托车时候，他说的一句话：“抱着我的腰”。他当时这样说可能是担心我不会坐摩托车，怕我坐不稳会摔跤。但我那时候误会了他的意思。
至今还记得，那天刚学会骑自行车车的明明和一个老乡来报刊亭接我。我跨上自行车的后座手舞足蹈的高兴劲，想自己终于可以逃离孤独了。明明和我说着笑着，她和那老乡的自行车在扭扭捏捏中，经过了一个个红绿灯闪烁的十字路口。七拐八拐中出了北门，到了环城北路那儿。
（四）
翠湖弹簧厂原本是为了照顾残疾人就业，而扶持的私人企业。明明的舅舅是厂长在潼关挖矿时的朋友，因为人手不够，他从老家带了很多年轻人来充数。我们虽然收入微薄，但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要好得多。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被分成等簧、拉簧、扭簧、过炉几个班。下班后用煤油炉、电炉子或者蜂窝煤炉子做饭，互相追逐打闹着吃对方的饭菜。晚上围着厂子里唯一的一台电视看流行电视剧。我们相处的就像兄弟姐妹一样随意快乐。
不巧地是，起初我并没有被分配在总厂。明明在厂办门市部上班，那时候刚好在西关开一个分厂，叫西城弹簧厂，那里刚好缺少人手。她对厂长诱吹说：“我同学（就是我）很有才华的”。在她的鼓动下，我被安排西城弹簧厂上班。也在她的诱吹下，我很快被安排进了西城办公室做出纳。西城派来的厂长原来是总厂的业务骨干，是个十分优雅的女子。她有着美丽的身段，谈吐大方、温柔，穿着时尚，举止大气。到现在我还认为，她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最重要的是她没有一点架子，对我很是照顾。初当出纳那会儿，跟着她，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不叫她厂长而叫她当时流行的称呼刘师。有次在带我出去办事的路上，她突然大声呼喊一个男人的名字，并发疯般地追赶那个男人。等那男人走远，她泪流满面。后来知道她离异了，带着一个可爱的女儿。有一段时间，她把家搬到了办公室里，沙发就是床。
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个河南籍大男孩子，他个子很高，身材修长，面容白净，说话幽默，穿着讲究。除了很爱干净以外，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用熨斗熨自己的衣服。记得我第一次走进车间，他正在拉簧机器前面，一大堆弹簧围着他。车间主任是患小儿麻痹的河南籍西安人。古时候黄河泛滥，有许多河南人搬家到了西安。北关西关大多数都是他们的根据地，他们生存能力很强。车间主任叫我做个自我介绍。当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时，那个大男孩笑着说“啊！好冷的名字啊！”当着全车间的人，伸出了他的白皙修长的手。我可不敢和人握手，模仿书里看到的情景，害羞地说：“请大家今后对我多多关照哦！”车间已经有三个女孩。甘肃的两个女孩比我大，一个叫杨玲，一个叫关萍。杨玲，脸庞红红的，一看就知道是被甘肃的风沙常年吹的。而关萍却小巧白皙，反倒不像是从甘肃来的。还有一个咸阳的女孩小吴，性格开朗，做事大大咧咧的。剩余的几个女人都是已经结婚了的大姐姐阿姨辈的，大家知道我是明明介绍来，自然对我很热情。起初整个车间就车间主任和那个河南籍男孩两个异性，后来进来了两个陕北的男孩子。
这间厂的前身是一家面粉厂，面粉厂倒闭后，就把地盘出租了。车间还可以，员工住宿条件却很差。那些结婚了在外面租房子住。原来的宿舍只能放下三张床，杨玲、关萍、小吴刚好占完。我只能住在另一间，墙壁上掉土的房子里。河南那个男孩帮我支起木板床，往墙壁上贴上报纸，这样我总算有自己的小窝了。他叫佳明，在家里是老小，车间另一个女人是他堂姐。他性格活泼，为人热情，我们这群女孩子有困难就找他，他一般会故意赖着我们叫他“哥哥”。我不习惯叫，但小吴很喜欢这样叫着，并喜欢和他嬉笑打闹。每次遇到这样情况，关萍就含蓄地笑着，叫我们不要理会他。后来我被调往办公室了，他也被调往门市部跑业务。厂长常不在办公室，当办公室就剩车间主任和我时候，佳明都会借故叫我去车间。最后我才知道，车间主任外号“色鬼”，流传骚扰过女人。佳明是在担心我。
平时上班除了替厂长买一点小东西外，我基本上没什么事可忙。明明被调回了车间，我对她总有些愧疚，总以为是我占了她的位置，挤走了她。我们是几年的同学，她因为父亲外出失踪了，从初中时候就照顾家里了，所以很自立。我因为母亲过早不在了，读书时候我和她一直同病相怜，相依为命。每个礼拜天我都早早地坐公交车去总厂，和一群年龄差不多的老乡玩耍。晚上和明明挤在一张小床上聊天，那段时间真得很快乐。
后来杨玲嫁给了当地一个患小儿麻痹的男人，我想着她怎么愿意嫁给一个身体残疾的人呢？委婉地问她，她说至少自己嫁到西安了。我也就取掉了惋惜。很快她就怀孕，那个男人每天蹦蹦跳跳地来厂里接她下班，给她买好吃的，杨玲每天笑眯眯的，我的心里才平衡了些。这让我想起老家隔壁的那个姑娘。
早几年，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渭南的小伙子。并说要在我们当地找一个媳妇，我隔壁那个叫菊子的姑娘被看中了。走的时候，她妹妹送她一段路，她仿佛有预感地对着妹妹大声哭泣。说的是去“看家儿”，（就是相亲的意思），结果她父亲见到男方家庭条件不错，渭南地区的土地平整，相亲完毕就直接让她留在男方家里了。她父亲回家后，她母亲大哭了很多场。她的父亲和母亲从此也开始了无休止地争吵，母亲怪罪父亲太狠心了，父亲说怕错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我也从此没见过菊子，直到听说她生了孩子了，等到孩子长大了，才被允许回娘家。还有很多被拐卖的女孩子，卖到了河南、山东等地方。等到父母千辛万苦地找见她，她的孩子都很大了，父母一看自己女儿现在生活的那儿种地“一铲平“（就是平坦的意思），找见也不报警也不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了，也忘记自己那些年辛辛苦苦地寻找了。这就是住在山里人的悲哀。
一颗颗年轻的澎湃的心，打工爱情也在悄悄地萌芽。关萍和我说她要回家去开证明，打算和佳明结婚。而她走的第二天，我发现佳明依旧在厂子里上班。那时候叫关萍姐姐，也敢叫他哥哥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和关萍一起回去，他笑笑说一言难尽啊。我也就没问他了。晚上我洗了头，因为冬天了我躲在办公室吹头发。佳明走进来说，我帮你吹头发，因为平时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习惯了，我也没客气。我再问他怎么不和关萍一起回去呢，他说“你想知道原因吗？”我说，能说就说吧。谁知他说出了一个惊人的原因。
（五）
关萍从甘肃回来后，我不敢面对她，总感觉自己像是偷盗感情的贼 。佳明说他喜欢的人是我，平心而论，我承认自己也是喜欢他的。他，高大帅气，像是琼瑶小说里的人物。他，干净整洁，风趣幽默。虽然来自河南农村，但他已经在西安呆了很多年，做过很多种工作。他的行为习惯，已经和城里的男人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刚从农村来，对城市懵懵懂懂的我来说。和这样一个男人交往，总是叫人快乐的。
他在门市部上班，而我在办公室的工作很清闲。偶尔厂长打电话让我送样品去门市部，我挤在汗腥味浓郁的车厢里，不断颠簸着倒几次车，才能来到门市部。看车厢里被挤得扭曲的表情，注意沿途匆匆而过的繁华街景，这一切多么新鲜。最重要地是，送样品就可以看到他。每次送完样品，厂长就会安排他骑车带我回厂部。我们沿着城墙根的小巷子走，从东门走到西门。我手里拿着他买的糖葫芦，泡泡糖。
“哥哥，带我去那边看看!"我说。“哥哥，下班别忘了给我带好吃的！”我经常这样说。
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公主，他就是我的那个魂牵梦萦的哥哥。尽管在心里，我们只是互相关心的兄妹。然而，每次回到宿舍，望着关萍那越来越哀怨的目光。听到她说出来的那些伤心欲绝的话，我总会有些自责。
在我越来越多的不安中，佳明的堂姐找到明明。她可能认为我是明明介绍来的，明明要对我的行为负责任吧。
在一个晚霞漫天的黄昏，明明和我站在在护城桥上。把佳明堂姐话复述了一遍，大意是，她认定我将来要做个城里人。而且看上去我很有文化的样子，他们家佳明配不上我。
明明说：“雪，别太在意，那家伙中看不中用。”明明的意思是说，虽然佳明外表出众，但工作能力不行，将来给不了我稳定的生活。是啊，许多打工中萌生的相互依恋的感情，却因为各自换了工作，因为工作性质的不稳定而改变。我们连城里的鸟儿都不如，鸟儿可以选任何一棵城里的树，给自己磊一个窝。而我们不能，许多人辗转多年，仍然孤身一人。许多人爱得轰轰烈烈，最终因为相互来自不同的地方，而劳燕分飞。即使勉强走在一起了，女人面临着远离娘家人，担心疏远亲情的苦痛。更何况，在远离自己亲人孤单情况下，很难去适应对方的亲人。除非很爱对方，才甘愿舍去自己。
我一直和明明无话不谈，但听完她转述的那段话，我却什么也没有对她说。望着满天就要坠落的霞光，古城热闹的夜色就要上来，突然感到霞光的迷茫无助。我什么也不想说，是因为大家都误解了我和佳明之间的感情。包括厂长一厢情愿的撮合。其实，我们之间存在的只是彼此间的一种好感，他对我的关注，仅限于哥哥对妹妹亲情。而我恰恰需要这样的关注而已。
而我我再见到佳明，却没法大方地叫“哥哥”。偶尔去门市部送样品，也坚持坐公交车往返。不久后借口说要学习技术，跟厂长要求下到了总厂的车间。中途有一次，佳明来总厂拿样品。他已经感觉到到我对他刻意的疏远，在我身后默默站了一会，就走了。
弹簧厂在另外一个市设立了门市部，听说佳明将被调去做管理。我又去送样品时，办公室居然只有他一个人在。放下样品，他突然说：“过几天我就走了，作为妹妹，你就不想送送哥哥吗？”他站在门市部的玻璃门前，背对着我，抽一支烟。那些纯粹的美好的往事浮现出来：他帮我烫衣服吹头发，每天给我带零食，涎着脸让我叫哥哥；冬天，我们在门市部的炉火上烤橘子吃，我赖着他去剥皮。弄脏他修长的手指，我再去笑话他；我刚做出纳时，每次填错单子，都是他悄悄地跑去找客户替换回来；多少次他骑车带着我，一路有说有笑地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穿梭。只不过世人的眼睛污浊，玷污了我和他之间美好单纯的感情。
古城腊月，寒风习习，槐树的落下的叶子几乎被吹进了 每一条古老的小巷子里。像许多次一样，佳明带着我穿过我不曾到过的大街小巷。他怕我的手冻僵，把我的手塞进他的大衣口袋里。过几天，他就要调走，我多想他带我走完古城的每一个角落。
西安旧城的构造，看上去是个迷宫，实际上是格子型的。以钟鼓楼为中心，分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四条大街连接着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每个高大的城门上矗立着伟岸箭楼，飞檐琉璃，仰望这些城门楼，在压迫中感受历史沉淀下来的厚重。这里凝聚了多少先人的智慧，记载了多少历史的变迁。只有站在这样的城门楼上，你才知道什么是仰视和敬重。每一条大街的边上排列着几条同向的小街，如北大街的隔壁就是北新街，北新巷子。如果在老城迷路了，不用担心，直着走，再直着拐个弯，就回到原来的地方了。要不就沿着古城墙走，东南西北很容易找见。环望，长方城池内格子形的笔直的大街小巷，在这样的街道上行走，仿佛是走在棋盘中的自己，立即被它的浓郁的文化气息所征服。远处钟鼓楼传来沉甸甸的钟声，仿佛正在重重地敲开十三朝书卷。古城，踩着历史厚重的根基，正舒展开他博大的心怀。
或许就在城墙的角下，一个不起眼的小摊上，一碗撒着红油的凉皮，诱惑着你的味蕾。走过一条条香气四溢的小巷，两面焦黄的肉夹馍、香气四溢的胡辣汤、让你流口水的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油泼面、菠菜面、棍棍面、杂酱面，各式拉面、、、、、、让喜欢面食的人大饱口福。在古城，即便是多么挑食的人，也无法抵达住这些风味小吃的诱惑，大开吃戒的。倘若在晚上，三五成群的人聚集在夜市的摊子前，喝着啤酒，嚼着牛羊肉串。夜色里，谁家窗户里飘出来的原汁原味的高涨激昂的秦腔。西安人的激情在秦时明月下流转。
那时候，城墙外，南边发展的相对快一点，许多知名的大学就在南边。再就是东边，商业街多一点。而西边是最烂的，随处可见低矮的房子、操着不同口音的租住客。北边，因为有火车站，虽然热闹，相比较乱得多。这边河南人最多，他们几户人家一起住低矮的四合院里。许多家庭，男人登三轮车拉客赚钱，女人找个厂子打工。他们吃苦耐劳，安于现状，似乎对这个在饥荒时收留了自己的城里，没有太多的奢求。
（六）
礼拜天，我雷打不动地去老厂里找明明玩。常常去厂对面的环城公园溜达，为了省下两毛钱门票，偷偷地侦查。只要看守公园的人打个马虎，我们就猫着腰，穿过“封锁线”去。公园一边是护城河，河边上是环城路，在路边上往往站着许多高大的柳树。长长的柳枝低垂在河沿边上，随风飘动的柳条儿像一道绿色的丝绸屏障。古老的护城河，是唐朝皇帝修筑的防御工程。据说从前护城河里的水，是宫女妃子们的洗脸水。可以想象，那样一条胭脂河，再配上河岸边飘逸的柳树，公园里随处可见的艳红的石榴花，这个城市的老城区，沐浴在一种有点暧昧的特别的情调里。
因为有了收入，我们力争把自己收拾得像城里女孩一样。每次发工资后，结伴去康复路买几件便宜的衣服。 起初，面对汹涌的车流，我们紧紧地拉着各自的手，把彼此串联起来。我们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万分小心地花才敢过一次马路。后来，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习惯单独一个人过马路了。但是我们土气的打扮，依然暴露了我们的身份。现在想想，能不暴露吗？我们为了省钱，衣服是批发来的。全部人穿成一个样，城里的姑娘说的“撞衫”了。我们可不是天天撞衫吗？或者用粉红色的衬衣去搭配绿色的裙子，男孩子们穿劣质西装配一双运动鞋。能不暴露吗？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一群打工妹打工仔。
幸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快乐。
康复路是当时西安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我们抱紧各自的劣质提包，尽力护住少得可怜的钱财。因为害怕城里人说我们土，我们规定只要一走出厂子大门，大家必须说普通话。我和明明因为上过学，说起来不是很难。几个没读过书的老乡，闹了很多笑话。后来她们坚决不学了，她们的理由是，我和明明怎么看都像未来的城里人，而她们打几年工，还是会回去嫁人的。说普通话在当时闭塞的农村，没有多大的用处不说，很有可能还会被老一辈人嗤笑的。我们村有一个人在外打工时，学了一些普通话。回家过年时，不知道是他一下子改不过来还是故意卖弄?他的普通话一出口，就让村里的长辈骂了他一个狗血喷头。很长时间，他的普通话被村里人当成了茶余饭后的笑料。
她们不愿意学对自己没什么用处的东西，也有情可原。不过我和明明坚持了下来。明明后来离开了总厂，在一家饮料厂做起了推销员。没有车，她每天背着样品，见到酒店饭店或者小商店，就去套近乎，让人家允许她放几瓶饮料在里面。晚上回到她租住的还不到三平米的楼梯间，甩掉已经磨烂了脚的鞋子。她说，还是很庆幸她流利的普通话排上了用场。
城里的树木四季常青，很难向我们展示季节的变化。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去澡堂的次数少了很多。说起澡堂子，那真是一段极为羞涩的记忆。在澡堂热气腾腾的水雾里，许多女人，老的少的，身材好的，不好的，全挤在一起。遇见人多时，争抢水龙头。西安那时候缺水，许多住在旧房子里的人，家里没有卫生间。想方便要去公厕，想洗澡要去公共澡堂。即使在夏天，许多普通人只是选择在家里擦擦身子，礼拜日才去澡堂享受。起初去澡堂，我们是多么害羞，似乎是要在在大众广庭下裸露自己的身体。后来渐渐明白"大众广庭”其实全是女人。就再也不怕了，每次去澡堂时，当着男同事面也敢和同伴相约。
佳明走后，我被调往总厂的门市部接待业务。每天倒三次车，步行走一段路，回总厂宿舍住。每天往返中，才觉得夜幕下的城市很乱很不安全。黄昏时，小北门外有女子被流氓纠缠着往公园拉扯，路人视而不见。或者有人也想上去制止，却听到流氓凶神恶煞地说，那是他自己的老婆，别人无权干涉。公交车上有男子明目张胆地猥亵女人，女子敢怒不敢言，我常常感到恶心。有几次流氓尾随着我，都被我巧妙地逃脱。
可是有一次，流氓是骑车来追我的。满身酒气，拿刀子威胁着我，要我和他去公园。晚上环城公园人迹罕至，黑灯瞎火。我知道接下来我就会逃脱不了厄运了。又耍起小聪明，对流氓说想去看电影。可我从来没进过电影院，更不知道这里就近的电影院在哪里？我只想拖延时间，好思考对策。果然，那人说电影院朝那边走。我一看，是和我回宿舍相反的方向。我马上又说，还是往前走吧，散散步好吗？我想着快点朝前走，就离宿舍近一点，会有老乡来救我的。可我慌乱的脚步，暴露了我的谎言。那家伙一下子拿出一把水果刀对着我，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快，到公园！”我哭了，心想这下完了。幸亏一个陕北女孩经过，这女孩从前是明明舅舅的女朋友，他们很相爱，但后来不知怎么就嫁给了一个极丑的西安人。她用纯正的西安话骂那个流氓，并瞬间拉我逃跑了。回到厂里我们两个惊魂未定，但这一辈子我都对她心存深深的感激。
我们的工厂是一个四合院形状的。北面宿舍的背后就是火车道，每天都有无数趟火车呼啸而过，每过一次火车，作为宿舍的小平房都被震得哗哗作响。南面的宿舍靠着环城路，深夜，有小偷用棍子从窗户的破洞里勾我们放在窗户边的衣服和劣质包包。被我发现后，把手上的木棍砸向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晚上睡得总不踏实。
我对这个白天璀璨耀眼，晚上火树银花的城市，渐渐地少了当初的新鲜感，多了疑惑和难过。
（七）
我的疑惑和难过，不仅仅表现在我看到城里龌蹉的一面。我的疑惑在于，我渐渐注意到我们这群人的特殊。比如，虽然我们和他们一样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只要我们一开口，他们就立刻说：“你不是本地人吧？”比如城里女孩擦口红就是时尚是美丽，而我们如果擦口红，就会被人曲解为坏女孩。更重要的我们不时感到生存的压力。
我来到门市部时，分厂的刘师特别给总厂的业务员郑师傅交待，让他好好培养我。郑师傅五十多岁，是这个厂的老员工了，做业务很多年了。我每天最早来，打开门就生好炉子，收拾好办公桌，给他泡好茶。就等着他会像个长辈一样，对我耐心教导。可是他沉默寡言，一问三不理。过了大半个月，才给我一本弹簧国标，再悄悄地告诉我一个计算弹簧价格的厂里内定的公式，让我自己去琢磨。事实上，每天上门订购弹簧的客户不多。我百无聊赖地翻着国标，跃跃欲试，想要自己谈成一笔业务。可是极少的几个客户，都被郑师傅“独吞”了。我不明白的很！？平常他一声不吭，看见客户咋就滔滔不绝了呢？想必我的“土佬儿”害了我。我遇见陌生人或者面对城里人赤裸裸的目光时，总是很胆怯。即使是已经想好的说辞，也会结巴着说不出来。在山里长大，突然地让我和陌生人谈生意，我没法让自己的胆子大起来，我卑微的不知所措。我只适合干闷活，两个月后，我又请求下到车间。
从前在办公室，工资是固定的。来到车间后，做的是计件工资。我的工作是磨簧，把已经按圈数截好的弹簧，两端按在电动砂轮上磨平。每一批弹簧都不同，有大有小，有粗有细。砂轮不断旋转，粗的弹簧需要使全力才能按住磨平。细的弹簧，使力要匀称，使力过大，不小心就会把一整圈都磨掉了。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手指头随时都会受伤。在摩擦中，砂轮火花四溅。我坐在砂轮前，在膝盖上放一块帆布来遮挡。就这样我新买的裤子还是被火花弄上了细细密密的小眼睛。最可怕地是有一次，飞溅的火花跑到我眼睛里。起初我不在意，等到晚上才疼得厉害。第二天急急忙忙地去医院，幸亏铁沫子只是粘在我的白眼球上。如果粘在黑眼仁上，一只眼睛就废了。
那次事故之后，我很想换到等簧班去。等簧是全车间最安全的工种，可是等簧班已经有很多人，磨簧班才两个人。我想换工种，根本不可能。做成弹簧需要很多道工序，卷簧、扭簧、磨簧、等簧、拉簧、过炉。这些里面，磨簧和过炉是最危险的，卷簧和扭簧是力气活，全部是男人在做。我提了几次意见后，车间主任把我换到过炉班。过炉就是把做好了的弹簧，根据大小性能在放满盐酸水里侵泡几分钟，然后用铁篮子迅速捞起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控干水分，直接装箱等客户来拿。一个简易的长方形池子里装满盐酸水，放进弹簧后立马起反应了，泛起剧烈的泡沫，所以放弹簧和捞起弹簧都要万分小心。提起篮子时要避开身体，不然盐酸就会腐蚀衣服。尽管我不断躲避着，裤子上依然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白色花朵，双手的皮肤开始发白，接着脱皮。
忙碌一个月下来，工资还是不足百元。幸亏后来厂里办起了食堂，只要交上五十元 就可以吃一个月。头几个月在办公室工资高点，却要给自己置办日常用品，用得精光。后几个月，除去伙食费，基本上没存到钱。离家半年，除了给妹妹写过一封信，说自己进了工厂外，就再也不敢写信了。怕自己接到家信，会难过。怕听到不好的消息，自己却无能为力。幸好年关的时候，我前面说到的刘师想到了我。她送了一瓶董酒，让我带给我父亲，还特意让财务给我预支了一个月工资。这我有了回家过年的勇气。她是第一个对我好的西安人。我刚到西城弹簧厂的时候，冬天就到了，她见我衣服单薄寒酸。就把她从前做姑娘时的旧衣服拿了很多给我。虽然我个子比她高一点，上衣还行，裤子穿着有点短。但她送我的那些衣服简直太好看了，好看的有点奢侈。我从来没穿过那么好看的衣服了！当时为了她细致入微的关怀，我还悄悄地帮她洗过几次衣服。
为了回家过年，我们这群老乡忙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有男孩子特意去做了个发型，然后花去一个月工资买了录音机、新西装。平时节约的女孩子们也变得大方起来，一次次地去夜市的地摊上给家里人买廉价的衣服。我当时记得同宿舍的婷婷，在离开厂的前一天还去买了凉拌菜，说带回去，给她爱喝酒的父亲下酒。终于到了回家的日子，全部老乡前半夜基本上没睡觉。凌晨三点，城里人都在酣睡，只有我们背着行囊，叽叽喳喳地准备回家。从小北门步行出发，白日里喧闹的大街，黑漆漆地安静地躺着，我们那群人一路唱歌说笑，仿佛是穿城而过凯旋归去的英雄。步行两个多小时，准备去南门乘车回家。许多年以后，我还记得那个穿城而过的夜晚，城里人的酣睡，促成了我们这群暂时撤离者的“肆无忌惮”的热闹。
（八）
当我背着少得可怜的礼物，回到我们的村庄时，村人还是表现出了巨大的惊羡。只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我的眼睛，半年了，当我又一次站在生养我的土房子前，猛然感觉房子怎么那么地矮小、残败。 父亲一改平日里的矜持，立刻从村人家里赶回来，第一次对我笑脸相迎。刘师送我的那瓶酒让我长足了面子，父亲见人就拿出来炫耀。还对人家说：“这酒可贵着呢，是雪儿领导送的！”直到有一天，父亲的铁哥们来我们家，他才舍得打开来喝。那顿酒，从始至终，父亲他们一直在夸我有出息。可实际上我一直在羞愧，打工了半年，除了给父亲带回一瓶酒，给祖母带回一件毛衣，给弟妹们带回一点小礼物，一分钱的现金都没能交到父亲手中。反而是去了广东工作的姐姐，省吃俭用，给父亲寄了几千块钱。
春节很快过完，我们回到厂里。一切看上去按班就部，事实上在我的周围，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有极少的同伴，开始攒钱去学习电脑。但大多数把谈恋爱提上日程。明明先是喜欢一个河北的男孩，后来发现那男孩脚踩两只船，很快就理智地分手。咸阳女孩莉莉喜欢拉簧班的班长，那班长是河南籍西安人。这个奶油小生一般的男人在一次喝醉酒后，让莉莉送他回家。半夜莉莉回到厂里，衣冠不整，头发上粘着草杆子。第二天，莉莉就神色凄惨地离开了厂子。我老乡小英和隔壁厂里的一个男孩子爱的死去活来。后来小英突然间怀孕，那个男孩子却无缘无故地失踪了。她偷偷去小诊所做人流，差点丢了命。只有婷婷和琴子很“聪明”，她们喜欢的是我们的老乡。
几个月后，食堂师傅回家去了。我自告奋勇当上了炊事员，每天用自行车拖着面粉去加工店换成面条，等工友们快下班时，为大家煮一锅面条。偶尔也为他们蒸馒头，炒菜。除去做饭时间，大多数时间我在街上闲逛或者在宿舍里看书。这期间，佳明的堂姐带着关萍来找我。关萍泪眼朦胧求我放手，成全他们。我恼羞成怒并慎重地告诉她们，我只是把他当成哥哥，并没有想过和他在一起。
她们带着几分怀疑，悻悻而去后没多久，另一个女孩来厂里找佳明。她说自己来自佳明如今上班的那座城市，并说佳明前一个礼拜辞职后就失去联系了。女孩说得很诚恳，希望我能帮她的忙。实际上，佳明从离开厂子后，我只见过他一次。那一次也是他来车间拿样品，当着许多人的面，我和他一句话也没说。我不知道如何帮她，她滔滔不绝地说起她和佳明的相识，说起她对他的爱。其实，像佳明那样帅气的男人，走到那里都会刮起一阵美女追逐的旋风。她的诉说，让我第一次有了吃醋的感觉。但只是瞬间的事，我立马想到她可以去找佳明的堂姐，那是佳明回西安的唯一落脚点。女孩千恩万谢，立刻乘车去西郊寻找。我对佳明仅存的一点好感，在她痴情的寻找里淡然无存。
工资少得可怜，许多老乡纷纷在外面另找出路。好友晓晓辗转了几次后，在一家皮革厂找到了工作。每天穿着厚重的工作服，但工资比以前高了三分之一。她说她自从进了皮革厂，就再也不吃口香糖了。说口香糖的那么有嚼劲，实际上是用动物腐烂的皮做成的。小城子去了糖果厂，中途回来问我借钱置办日用品。他说今后再也不吃糖了。在那里做糖果，闻那个味道闻都够了，够得让人想起糖果就恶心。尽管这样，工资比在这个厂里高了许多，这是很实际的改变。
于是整个春季，我都在不断地计划着跳槽。我和婷婷先找到一家饮料厂，他们说这次招收的是冷车间的。也就是说，在三伏天，我们也要穿着厚厚棉袄工作，做这种工作一定要体质好。其次饮料厂只在夏季工作，天气冷了，自然就停工不做。我和婷婷权衡再三，决定打道回府。折腾了几次，才知道真正要换一个工作真不容易。首先，我们只有星期天才有时间去找工作。而星期天许多厂都会放假。后来我只好寄希望于劳务介绍所，那时候西安的大街小巷里藏着很多间这样的中介。辗转在大大小小的劳务介绍所里，在疲于奔命的过程中，我和玉儿差一点被介绍所的流氓工作人员猥亵。
那时候厂里的人走的走，回老家的回老家，已经没有了几个熟悉面孔。大家都奔着钱来的，自然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姐姐来信让我去广东，是啊，家里迫切需要我们去改变。首先是弟弟妹妹读书需要钱，父亲买化肥种子也需要钱。想着就惭愧，我打工近一年，一分钱也没存下，更别说接济家里。一个西安的男孩正对我穷追不舍，老乡们一直替我高兴，他们一致认为那男孩子为人质朴热情，如果我选择他，留在西安是理所当然的。和那男孩相识在一场英雄救美的里，我完全相信他的人品和能力。但是在赚更多的钱和嫁到西安之间，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去广东发展。
我担心农村人的身份不被城市人接受，事实上，我没有办法改变骨子里的浓郁的农村味儿。对于城市，我有很多的不适应。比如住了几十年，你从来不知道自己的邻居姓氏名谁。比如高楼大厦的门窗上总是爬紧密密麻麻的防盗网，隔绝了城里人的来往。在他们客套的后面，有着相互不了解的冷。而在乡村，我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邻里之间，鸡毛大的事也是相互熟知的。我梦想着去广东赚一把，然后回到家乡，先改变自己的家庭状况，在带动大家改变整个家乡。
九五年元月，在春运返乡的潮流中，我一个人乘上火车，和家乡逆向而行。走之前，没有和任何一个熟悉的人告别。包括那个对我心仪的西安男孩。列车呼啸着，穿过关中平原。车窗外，古城斑驳的夜色依旧繁华，我突然间泪流满面。
是写得太长了！这篇放了很多年了，突然想起，拿出来等老师指点！辛苦了，米饭！
